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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6-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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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的表达。代表时间的河流进而延伸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我更喜欢及我愿是祈使语气,表达了涛人的美好愿望。 
  第三段继续沿用祈使语气: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可以理解为诗人愿与时代和解,但紧接着急转直下:/羡慕那急流的仓促,/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这一转折是对和睦相处的否定,显然诗人最终的使命是冒险,随急流一起沉浮,并在漂流木头之下(即处于被淹没的状态),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砍下的树木年轮不再变化,但在河水的浸泡中纤维仍在扩张。暗示了外在时间和内在时间的对立和紧张。这无疑是全诗的高潮,展示了诗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以及为苦难见证的决心。 
  1934年春天,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那口才,他已患精神分裂症——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幸好只摔断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们搬到俄国南方“黑土地”的心脏沃罗涅什。没有固定收入,娜杰日达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挣钱,但仍处于饥饿线上。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分别来探望他们。 
  他们在沃罗涅什有相对的自由,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从1935年底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我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到处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们可以在沃罗涅什见面。我们可以因沃罗涅什而心静。可惜啊!两人一同在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堂,就有难以描绘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钟路远的近处租下一间房,房间里带有母牛、沙发、布罩、留声机喇叭和仙人掌。我们住在兹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宽,要么是显得很宽,像伏尔加河一样。它流进了蓝色的森林。俄罗斯土地的柔美与和谐令人心旷神怡。”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 
  我愿缠住它羞怯的袖子, 
  它的波纹,浅滩和涡穴。 
  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 
  羡慕那急流的仓促, 
  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 
  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 
  1937年1月16日,沃罗涅什 
  (北岛译) 
   
  乍一看,这简直就是两首诗。在翻译过程中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相差这么远?最后终于找到答案,原来杨子参照的是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和布朗(Clarence Brown)合译的英译本,而我参照的是格林(Jareas Greene)的英译本。在我看来,默温和布朗的合译本过于随意,常常忽略重要细节,比如在《列宁格勒》的结尾处,就省掉了“镣铐”这一关键词。而格林的译本至少敢附上原文,为了让懂俄文的读者检验比较。关于翻译,让我想到英文成语“瞎子领瞎子”(ablind leads a blind),即借助第三种语言搞翻译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我也是个瞎子,我的办法是尽量多找几个译本,那等刁:多问路,比只依赖另一个瞎子强。 
  这首诗写于流放地沃罗涅什,在三年刑期即将结束之际。开篇就展示了病痛的紧迫感: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厌倦了空间的死亡。沃罗涅什流放期间,曼德尔施塔姆精神处于崩溃状态,致使他常感到难以呼吸。这种窒息感转化成视觉:地平线在呼吸——搏动膨胀——/而我要蒙住双眼!最后一句显然是绝望的叫喊,拒绝再看这个世界。 
  如果说第一段的基调暴躁而绝望,那么第二段显然由于与自然的亲近而缓解:我更喜欢沙地一层层的/部署,在卡马河曲折的岸边。/我愿缠住它羞怯的袖子,/它的波纹,浅滩和涡穴。卡马河流经乌拉尔地区,是伏尔加河的主要支流。在这里波纹,浅滩和涡穴都是双关语,既描述水流又描述袖子,翻译中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表达。代表时间的河流进而延伸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我更喜欢及我愿是祈使语气,表达了涛人的美好愿望。 
  第三段继续沿用祈使语气: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可以理解为诗人愿与时代和解,但紧接着急转直下:/羡慕那急流的仓促,/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这一转折是对和睦相处的否定,显然诗人最终的使命是冒险,随急流一起沉浮,并在漂流木头之下(即处于被淹没的状态),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砍下的树木年轮不再变化,但在河水的浸泡中纤维仍在扩张。暗示了外在时间和内在时间的对立和紧张。这无疑是全诗的高潮,展示了诗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以及为苦难见证的决心。 
  1934年春天,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那口才,他已患精神分裂症——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幸好只摔断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们搬到俄国南方“黑土地”的心脏沃罗涅什。没有固定收入,娜杰日达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挣钱,但仍处于饥饿线上。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分别来探望他们。 
  他们在沃罗涅什有相对的自由,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从1935年底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我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到处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们可以在沃罗涅什见面。我们可以因沃罗涅什而心静。可惜啊!两人一同在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堂,就有难以描绘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钟路远的近处租下一间房,房间里带有母牛、沙发、布罩、留声机喇叭和仙人掌。我们住在兹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宽,要么是显得很宽,像伏尔加河一样。它流进了蓝色的森林。俄罗斯土地的柔美与和谐令人心旷神怡。”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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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搜出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三十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苏联正式得到平反。 
   
  十 
   
  我最后见到赵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1988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做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 
  记得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他那时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围着团团转。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着山,不时有人插进来说话。他看起来很累,一只手支撑着那硕大的头颅,勉强地向我微笑。一凡办公司这件事一直让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大约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是一凡事先计划好的,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各自的经历。我那时的生活平淡无奇,三言两语。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伤致残,长年卧床,三岁背唐诗,五岁读《三国》和《西游记》,八岁读《鲁迅全集》,十二岁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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