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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毛要求在决定国家年预算之前组织更充分的讨论，“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他暗示了专家们对政治家，比如他自己，所应持有的态度。他说：
“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都是举手，……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我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
毛强调必须提倡勤俭节约的口号：
“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毛转而谈到国际背景，以及在中东和苏联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毛的观点是，“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了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最后，毛谈到了“大民主”的问题——即更多的言论自由，这预示着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谈道：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河南一个地方因为修飞机场，强迫农民搬迁，事先没有任何商量和适当的安排。农民们抱怨道，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批评道，“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同样对他的同事们阻止１００多名学生乘火车从南方到北京告状表示不满。他说：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低估了卷进各种不同镇压运动的人数。前几年，四百多万人受到审查，其中３．８万人——占总数的１．２％被确定为反革命，其中５％被错判，因为根据的是“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事实”。紒紞矠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邀请干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４个小时。他始终抽着烟，烟气在他头上缭绕着足有一英尺高，他说：
在过去的几年运动中，群众和干部都有段难过的日子，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他们应当有机会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意见。我认为听取这些意见，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知道党和非党人士有摩擦，所有党组织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公开地表达意见。言者无罪，不会有人受处罚。
毛说：“我们必须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看哪种花开得好，哪种思想表达得合理，我们将为最好的思想鼓掌。”紒紟矠
到年底，毛为了在１９５７年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在一次由那些正与政府小心合作的工厂主、商人和店主参加的会议上讲了话。
他告诉与会者：“我是个无名之辈，连学位也没有。”接着，就如何管理企业问题长篇大论了一番。然后，又开始就个人的政治改造问题向与会者道贺：“连你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改造得这么快。一个学习高潮即将掀起。你们准备开展自我批评吗？”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回声：“我们愿意”
毛又谈到了匈牙利问题，他说：“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她正想掠夺兄弟国家的土地，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他向在座的人士保证，他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紒紡矠
这期间，毛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家庭问题。是年冬天，他妻子再次病倒。前一年，即１９５５年，她回苏联作过一次无结果的身体检查：和往常一样，中苏两国的医学专家互不同意对方的诊断。此时，１９５６年，江青旧病复发，持续高烧，体重陡降。
她的妇科医生诊断她患的是脑癌，只能采取手术或放射疗法治疗。由于前一次治疗肝癌的手术后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她不愿再动手术，中国医生因此尝试为她用钴放射性同位素和镭６０治疗，但这种办法她仍然无法忍受。她的医生绝望地说，她必须回莫斯科治疗。她在莫斯科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接受一系列的钴同位素化疗，在氧气罩下面度过一段相当难熬的时光。１９５７年１月，周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在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谈后，到医院看望江青，并告诉她，毛主席让她呆在这里，直到身体完全康复。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苏联医生实际上已经表示，基本放弃治疗希望，让她回到北京去。在飞机上，江身体皮下大出血，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最后，她却奇迹般地全面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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