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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④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之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９月２０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９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４００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三百多英里的行军，１０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后来，毛断然把１９２７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⑤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的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的４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８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⑥。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１０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２０万，结果最后仅有５，０００人”⑦。
在１１月１４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⑧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⑨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⑩，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第2部 奋斗第７章 “山大王”（3）
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过，尽管他们很清楚，毛在党的正式领导层中的地位并不稳固。
可是，当夏天毛的上级共产党领导设法将毛调离井冈山时，这些惬意的计划就被推翻了。他们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队去湘南，仅留一支小部队守卫井冈山根据地。毛的同志们决定拒不服从这个脱离实际的命令，可有一个团在与党的特派员之一直接谈话后，确信了有这样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将军决定最好还是多派些部队去增援。党的特派员持有在毛的区域内按他的意见行事的文件，因而，差不多整个夏天，毛被迫靠边站了，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在错误策略的指挥下，损失了一半。
据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讲，毛对他的新伙伴朱德将军消极地接受那招致军事大失败的极端命令，感到很恼火，责怪他“理论上无知”和“机会主义倾向”，而朱将军则转而批评毛当时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轴心“陀螺似地向外扩展”的军事策略。紒紥矠
据布劳恩讲，１９２９年两人再次会合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并争取一些朱的高级僚属站到他这一边，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员陈毅，以及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在表面上听任了这种权威的丧失，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布劳恩所讲的这些，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军队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个原则是毛、朱都赞同的。可是，后来林彪却声称朱将军对这一思想的支持，并不像一些描写中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坚实的栋梁。他有突出的军事素质，但缺乏政治判断力，当冲突的命令来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时，往往发生动摇。他的忠诚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领导空缺期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在井冈山最近吸收的共产党员成了叛徒，当败退的红军返回以后，９月毛再次接任，并开始在地方党组织中进行大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此目的，他还创建了新的保卫机构，使毛能够统辖较以前更忠诚、更守纪律的组织。
在几个星期内，毛和朱就恢复了年内丧失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的根据地也再次能够生存下去了。为此，毛作了一首题为《井冈山》的格律诗，以志庆贺。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１０月，毛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特点，他夸耀地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可是，敌人制造的经济压力，却使他们感到窒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紒紦矠
１９２８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极为满意的财产。红军在长汀从一个正坐在滑杆上指挥部队的国民党将军手里，缴获了一匹暗褐色的战马。这匹马被分派给毛，成了以后几年里他最喜欢的坐骑。
第2部 奋斗第８章 抗争（4）
1928—1930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毛给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很长的、苦苦恳求的报告，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报告提到士兵和党的干部中，伤亡人数都在增加。毛特别抓住这一点，为他使用土匪新兵辩解。“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毛承认道，“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但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产党员，毛希望从外界“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３０人来”。“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疗，但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品。毛恳求中央委员会“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他解释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据地外扩展，却是困难重重的。“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在赞美军队中普遍实行民主制的同时，毛承认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埋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革命的进程是缓慢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接下去从毛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动摇和痛苦情绪的句子：“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①
实际上，在写这份报告的几天之后，援军就到了，但并不是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而是由前国民党湘军军官彭德怀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到井冈山与毛会师，他的部队包括１９２８年夏的兵变部队和一些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残部。加上毛朱的部队，井冈山部队的人数差不多达４，０００人，是毛最初力量的１０倍。
彭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被描绘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以及“是一个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的人。②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仅仅是因为发脾气，说踢翻了他祖母的鸦片炉，以反抗祖母，实际上当时他已被父母判处溺死。只是由于他勇敢的舅舅站出来调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与朱德、林彪一起，成为忠于毛的红军将领中的栋梁之一。
１９２９年初，毛、朱从井冈山大举出动，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困，粮食短缺。他们向赣南闽西的粮食产地行进，相继占领了瑞金和汀州，寻找更适合养活他们军队的地方，扩大他们的根据地。
在那里，毛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此时，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领导人，李曾在长沙响应过毛的求友广告，并协助过毛组织安源的煤矿工人。然而，此时李不是要求提供帮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红军，到上海去，协助领导他所断言的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农村的革命高潮，有待于城市共产党力量重建以后才能到来。③
毛拒绝服从命令，并在回信中斥责了他。“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及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④。所以，毛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毛想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从中立推到另一边。
毛对党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抗争，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个内容——延缓土地改革，红军分散成小股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取消农村根据地——并与他对农村革命形势估计的意见相左。毛明确表示他是正确的，而许多脱离实际的领导者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大部分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是赞同他的。
在以后的两年期间，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地位，毛重新整顿了红军。这时，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卫队，在他的麾下已有１万人左右。
１９２９年９月，毛患疟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区的小镇古田渐渐痊愈。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评论蒋桂战争的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