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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乇ǎ嵌阅窍钣欣诮璐罅孔式鹬С职湍寐碓撕蛹苹姆赏读嗽蕹善薄Ｕ馄鸪笪派婕暗氖芑咦式鹗钕嗟庇谙衷诘�1300万欧元，和埃尔夫案或“安哥拉门”事件比起来，这简直就是毛毛雨。斯塔维斯基事件（1934年震惊法国的财政丑闻。塞尔日•；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是一名商人，和当时法国政府高层来往密切。1933年因诈骗丑闻败露出逃，后被杀人灭口。）、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不法贸易……这样的丑闻在今天也只能算得上通讯社的一条快讯。在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腐败问题的实质和规模都是不尽相同的。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高层腐败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首先，它不再是单个的，而是系统的行为；其次，腐败牵涉的资金也不再是小数目，相反，这些非法资金的流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治。
如果要探寻高层腐败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根源，我们显然要追溯到“能源危机”时期。1973年时，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之多，这使得西方国家必须想尽办法去捞回那些不得不支付给欧佩克组织成员国的钱。于是，它们出售军火、核能设备、大型公共工程合同以及银行服务……这笔资金的数目实在太大，以至于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这场“石油美元”的贸易。
如果想对这笔资金的数额有个概念，只需看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世界排名第四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量，而且只是探明的储备量）就可以了。从1971年到1980年间，阿联酋的石油收入增加了25倍，同时，它的政府开支也在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见洛朗•；马沙尔所著的《迪拜，世界之城》第17页，CNRS出版社2002年出版。）。然而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四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却实现了146％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第五部分第46节 症结所在（2）
在80年代初的时候，“石油美元”时代终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不规范，并且这种不规范状态到今天还一直在扩大。这个时代将那些坚持传统管理模式的创始人、经理人和领导者摆到了次要位置，却将经纪人、金融家和压力集团推上了前台。伊夫•；梅尼曾这样写道：“建立在最广泛意义的‘物物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交易行为已经取代了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交易模式。随意贪污受贿不再只是一个‘利益对个人的诱惑’问题，它同时也反映了主导价值观的变化。”（见《地中海交汇点》杂志1995年15期文章《腐败、政治和民主》。）
顺理成章，从1977年起，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允许企业向海关申报贪污受贿金额，并美其名曰“特殊贸易支出”。这个称谓说明了一切问题，因为这笔钱是可以通过财务划拨的。达尔内先生是一项允许外国官员贪污腐败的法律草案的报告人，他曾这样向法国国民议会解释道：“这是损害总体利益，且有悖道德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这项曾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会废止的条款已于2000年正式写入法国法律。不过，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管辖范围外的子公司对国外官员进行贿赂也是完全可能的。）
相反，在洛克西德飞机公司爆出丑闻之后（这家美国公司曾向荷兰、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领导人行贿），美国于1977年通过了《联邦腐败行为法案》来制裁腐败行为。不过，美国企业总是通过他们设在“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来拒绝遵守这项法案。
如何使用“特殊贸易支出”就是一场秘密的游戏。在这个过渡时期，企业、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妥协，他们每次都能赚取大笔的钱但又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举个例子，在法国，国家会为那些获得“科法斯特许令”（译注：科法斯集团，又称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1946年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法国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信用保险公司科法斯集团，其目的是为了协助企业规避和减小贸易中的风险。）的大额合同提供担保，并保证它们的中介人得到很高的报酬，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客户流失。这种特许的决定权通常在国家最高层，它甚至是在两国的国家元首进行会晤时做出的。当某个决定事关王储而且完全是“暗箱操作”时，任何不合法行为都是有可能产生的。
从1980年到1990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近百亿法郎的合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履行，但佣金却已被那些个中间人收入囊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公共资产偷偷地转移成了私人资产，而且这种严重的腐败行为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前购进的相当部分常规武器和核设备都是来自法国企业，因此在武器禁运初期，法国军火企业因合同被取消而背负的债务高达140亿法郎（见克洛德•；安热列和斯蒂法尼•；芒斯尼耶合著的《我们的同盟者萨达姆》，奥利维耶•；奥尔班出版社1992年出版。）……法国的纳税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支付了数亿法郎非法佣金（1995年到1999年间，每年被取消的合同总额平均超过了80亿法郎，最高时曾达165亿法郎。审计法院曾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科法斯集团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的那些活动从来没有在国家的账目或科法斯集团的账目中明显体现出来。”该报告同时还指出：“与其他免除债务的情形相反，科法斯集团管理的债务在国家预算和它自己的账目中都没有记录描述。”）。
尖耸的金字塔
高层腐败盛行的行业也是有限的，因为这类最敏感的行业都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能源、大型工程、军火、电信以及采矿业（举个例子：国际观察组织在其2002年的报告中指出，这些部门在签署出口合同的时候存在普遍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些行业的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前15位的企业中有7家都是和能源有关的（见2002年的《财富》杂志排名榜。）。在这些和国家直接相关的市场上，几家大型企业已经将他们的竞争者完全赶了出去，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提成”、“双赢”、“回流佣金”、“定金”等习惯已经根深蒂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洗钱天堂”的增多为这些惯例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们和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是同时进行的，就好像同一运动的两个方面（见罗南•；帕朗的研究著作《避税天堂和国际组织中国家主权的商业化》第153—177页，2002年冬天出版。）。全球性的市场也带来了全球性的腐败。
同合法收入相比，腐败给那些上市公司领导人（他们可不会抱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事实上，权力也有自己的隐秘一面。就这一面来看，因权力差距产生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加大，埃尔夫案的档案材料就很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所有不法贸易的大部分好处都落到了利益集团高层的手中，因为让这些领导者保持沉默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不再给调查工作加重负担，我们给预审案件划定了一个界限：只有涉案金额达到100万法郎（15万欧元）的案件才能启动预审程序。数十名贪官也因此而免受起诉，因为他们的非法收入与埃尔夫案的涉案金额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金额已经足以将他们送上法庭了。
腐败受益者群体构成了一座尖耸的金字塔：在埃尔夫案中，三位主要领导人聚敛的财富相当于被挪用资金总额的3/4，25亿法郎的可疑资金中有20亿是他们三人处理掉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剩下的钱都被用于向外国元首（总数不超过10人）行贿，而且是平均分配——由于外国元首享有豁免权，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调查。如果以埃尔夫案为标准来对其他敏感行业的腐败情况进行一下估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国家所构建的腐败圈子通常会涉及上百个国家以及二三百位外国领导人。
许多外国同行都告诉我应该着重关注侵吞挪用公款的问题。亚洲发展银行的一位领导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哈萨克斯坦面临财政危机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总统转眼间就将不少于十亿美元的资金调到了国外，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外的一个基金进行的——
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金的存在。同样，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挪用的资金高达40亿美元，相当于尼日利亚年教育预算的8倍。
第五部分第47节 症结所在（3）
以军火贸易为例
这是另外一个敏感的，有必要“进行调查”的行业。调查虽然简短粗略，但足以让人了解该行业中灰色资金的庞大规模。每个人都知道，军火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它与高科技、超精细材料以及特种经济密切相关。拥有拉加代尔公司、达索公司、汤姆森公司、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法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
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数位证人都提到了军火行业高额的佣金回扣率（20％至40％）。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曾在自己的书中公开说道：“我知道，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可以达到25％，而石油产业的平均佣金率只有可怜的2。5％。”（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所著的《埃尔夫案，国家之案》第34页，南方研究出版社2001年出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关于东欧国家的报告指出，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10％（这些数字通常都是可以接受的。据皮埃尔•；阿布拉莫维奇称，“军火贸易的佣金率一般是5％到6％，但在发达国家能够达到20％到30％，甚至40％。”）。1997年当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装甲坦克贸易时，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一份正式文件（当时，该公司的一名雇员和领导层发生了争执，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协调的时候，公司方面出具了这份文件）确定的佣金率为32％（见1999年5月26日的《鸭鸣报》。）。这些数字表明，根据产品的敏感程度和买主的差异，协定的“腐败金额”通常是合同总额的10％到40％。
这笔钱被公开地支付给那些中间人或外国元首，以便占有某个市场。有关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这些佣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又会流回公司，它们或者进入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账户，或者进入公司内部的“黑色小金库”。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也曾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情。在这些行业中，这样的现象肯定不可能消失殆尽，更何况这些行业还受到秘密的保护。
从1991年到1999年间，法国官方军火年平均贸易额高达56。1亿欧元（370亿法郎）。如果平均佣金率为20％，那每年就有11。2亿欧元（74亿法郎）的公共资金被吞噬。如果平均佣金率为40％，那就意味着军火行业每年要产生22。4亿欧元（147亿法郎）的黑钱（如果我们想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只需关注一下当时法国最大的四个军火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购进635亿法郎的军火）、沙特阿拉伯（532亿法郎）、叙利亚（127亿法郎）和巴基斯坦（33亿法郎）。如果把佣金率定在30％（这个比率已经很低了），根据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量，九年内产生的黑钱金额就超过了60亿欧元（398亿法郎），相当于每年6。75亿欧元（44。2亿法郎）……这才仅仅是四个贸易伙伴啊！）。
由此看来，仅仅一个军火行业每年产生的黑钱数额就抵得上3到7桩埃尔夫案，而这些钱就这么在百慕大三角似的“避税天堂”中消失了。
至关重要的赌注
埃尔夫案已经让许多不法行为大白于天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石油生产国或矿产国的当权政府，或是那些建筑（如布伊格公共工程集团）、军火和石油行业巨头的领导班子能够奇迹般地出淤泥而不染。高层腐败已经浸透了国家政权各个要害。在法国前16强的企业中，有10家都和敏感行业——那里的腐败现象已是司空见惯——有关：道达尔公司，维旺迪环境公司，布伊格建筑公司，维西建筑公司，空中客车公司（见《发展》月刊2002年排名榜。）……然而，这个事实却很少被直接提及，更何况大多数的国家媒体都隶属于这些集团，它们既不会去引发公众的好奇心，也不会去挑起争论。法国电视1台属于布伊格集团，《费加罗报》和《快报》属于达索集团，而欧洲1台、《巴黎竞赛画报》以及大部分出版社则都属于拉加代尔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