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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感觉到朦胧的魅惑、模糊的不安和飘忽的愿望。当我醒来时，我有种种幻觉。什么翅膀带我进入无名的世界！
呆在家里，我已经感到难受和憋气；日常生活是一种负担。我梦想伟大的行动，梦想航海——漫游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海洋。
我有时整整几星期离开家，企图在树林里过野人的生活。我在笔记本和书籍边沿上涂满了潦草的速写；我不止一夜发出莫名其妙的叫喊。
这就是我在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此后到二十岁这段时期，我就略去不谈了。
我生活在华沙，那时我二十岁，自然有一种疯狂的想象和一颗敏感的心。苦难是我的形影不离的同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受迫害是必然的。俄国当局怀疑我参与罗兹城首次爆发的罢工，将我驱逐出华沙。考虑到我是一个不承担责任的年轻人，他们同意把我交给我的父亲看管，并由当地警察局监视。那时，我的父母在彼得库夫附近有一个水力磨坊和相当的土地，那儿靠近从华沙到维也纳的铁路。我既不能忍受父亲的专横，也不能忍受我们家里极端的保守主义和天主教信条。几星期后，我就逃跑了，跟随一个小剧团四处漫游。一年以后，我尝够了流浪艺人前景茫然的艰辛生活；此外，我实在缺乏演戏的才能。
我在铁路技术部门找到一个工作。我住在两站之间的一个农民家里。我的收入微薄，生活艰苦沉闷，环境原始落后。我已经沦落到了人生的最底层。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德国教授，一位笃信的和实践的唯灵论者。他迷住我和征服我。一个梦幻的和潜在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抛弃我的职业，投奔这位教授；他住在琴斯托霍瓦。他一直与德国、英国的唯灵论者保持密切接触，定期与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通信，为唯灵论杂志撰写文章，并经常举行降神会。对于他，招魂术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宗教——他的整幢房子里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氛。他仁慈、天真，在每次降神会上受他的招魂术师哄骗。我不难很快看出其中的破绽；一旦对他的奇迹失去信任，我立即弃之而去。我再次变得自由自在，身无分文，今日不知明日。我为一个测地员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曾在一个经售祈祷用品的店铺当职员，后来又在一个贮木场当推销员。最后，我返回戏剧这一行，跟随一个旅行剧团，在小地方巡回了几个月，演了好多戏，但是，这个剧团后来解散，我被遗弃在路途之中。我企图从事朗诵工作，因为我心中熟谙许多诗歌。我在一个业余剧团里担任舞台监督，并为一个地方杂志撰稿。但是，我很快对这些职业感到厌倦，身不由己地回到铁路。跟以前一样，我在技术部门供职，住在相隔很远的两站之间的一个荒村。这个部门的职员没有办公室，我必须满足于紧挨铁路的一间农民茅屋。
这段时间，我的头顶上有了屋顶，也就是说，有了一片干面包和宁静。我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俄国沙皇每年来这里狩猎。我在秋末安下心来。我没有许多事要做，我有充分的时间写作和发呆。我依靠茶、面包和梦生活。我二十二岁，身体健康，只有一件外套，靴子上布满裂口。我信任这个世界，心中有无数大胆的设想。我狂热地写作：十幕剧，收不住尾的长篇小说，一卷又一卷短篇小说，大量的诗歌。然后，我又无情地撕毁一切，扔进火里。我生活在孤独之中；我没有朋友；当局以及同事都不喜欢我；我很不尽职。我既不能适应周围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不能适应我的生活条件。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和难以忍受的。苦难抓住我不放；它伤害我，另外还有寒冷。白天，我必须在户外监督工人；夜晚，我的屋子这样寒冷，我只能裹在一件皮大衣里写作，将墨水瓶搁在灯下，免得墨水冻结。
这样的磨难我忍受了两年，但终于写出了六篇似乎有些苗头的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华沙一位批评家，六个月后，我收到一封赞赏的回信。他甚至屈尊把我推荐给一个出版商。经过一番新的努力，我的短篇小说集获得出版。我的全部身心充满不可言状的快乐：我终于找到我的路。但是，这一好运与我的官僚主义职业发生抵触。管理部门辞退了我；他们需要工作人员，而不需要文人。
我捆上行李，里面主要是手稿，还有可观的三卢布五十戈比，去华沙征服世界。我开始了新的苦难历程，四处流浪，与命运搏斗。
我无处求援！我已经跟我的家庭断绝关系。他们不理解我，为我的命运哀叹。整整六个月，我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我只在月光下出去。我衣衫褴褛，无法获得工作机会。我与同我一样不幸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我在我的庇难所对面的大教堂里写作，那里温暖、庄严、安静。风琴和宗教仪式滋养我的灵魂。在那里，我曾接连几天阅读奥古斯丁、《圣经》和教会著作。我越来越严肃地考虑自杀。大地正在我的脚下裂开。我感到可怕的死亡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的信念越深刻，我对死灭的迷恋就越强烈，无休止的饥渴将我推向深渊。
初春四月，我看见朝圣者前往琴斯托霍瓦，那里明媚的山上有圣母像，以种种奇迹著称于世。我挣脱我的枷锁，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不记得哪家杂志预支给我二十五卢布。约我描写那次朝圣。
整整十一天，我在奇妙的春色中行走，头顶上是太阳，身周围是青枝绿叶。《朝拜光明山》（1895）发表在华沙一家有插图的日报上，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几个月后，我写了《喜剧演员》（1896）。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包括著名的奥霍罗维茨博士在内的一群唯灵论者。我去伦敦降神学社探究唯灵论问题。回来后，我写了《喜剧演员》的续集《酵素》（1897）。接着，我去罗兹调查重工业状况，开始写作《福地》（1899）；此后，我去巴黎。我在法国图尔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度过好几个月。我写了《利利》和一些短篇小说。我比较有计划地旅游意大利，主要逗留在索伦托。1902年，我在华沙附近的一次火车事故中受伤，此后，我的健康一直没能完全复原。
在1903—1904年，我出版了《农民》的第一版；最初，它只是一卷本。我把它扔进火里，重新改写。这次，它被分成四卷（1904—1909）。接着，我写了《吸血鬼》（1911）——反映我的唯灵论经历——两卷中篇小说，同时开始研究十七世纪末叶波兰衰亡的历史。我写了题为《一七九四年》（1913——1918）的三部曲。这部著作的最后一卷《起义》写于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我也出版了另一卷中篇小说。1919年4月，我去美国访问居住在那里的我的同胞。
1920年，我回国。1922—1923年，我写了《挑战》，同时我开始患有心脏病。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热烈盼望它们能够问世，但是，死神允许我吗？
林 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