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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
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第五章 通往汉城 平壤之行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适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
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
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
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
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
江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正在很好地向前发展，中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中朝两党两国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断增进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过这一段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金日成主席着眼于中朝关系大局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做出积极而明智的决定，表现出了老一代领导人的胸怀和眼光，不能不让人钦佩。
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这次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
第五章 通往汉城 中韩建交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
中韩建交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欢迎。惟独台湾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于前一天撤走在汉城的“大使馆”。
建交后一个月，即9月下旬，卢泰愚总统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华。对方主要陪同人员中有李相玉外长，我特地从联合国赶回来，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应邀正式访问了韩国。当时，韩国政府刚换届，我和新外长韩升洲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新任总统金泳三。
转眼之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多年了，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超出了预想。作为近邻，中韩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了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到200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4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对象国。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在继续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方面，中韩也有着共同的语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访问汉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分别会见了卸任总统金大中和新任总统卢武铉。
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山雨欲来
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
历史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山雨欲来
1989年4、5月间，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这个春天，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躁动的气息，人们的心里也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
中国的外交仍然在正常地进行着。5月下旬，在送走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我按计划出访，首站是厄瓜多尔，经停墨西哥到古巴，最后一站是美国。
由于中国没有直飞拉丁美洲的航班，5月31日，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京，借道美国，于6月2日转赴厄瓜多尔。在过境美国时，我受到了美方很好的接待。因为每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的警卫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入境到出境，一直24小时的守护。出境时，美方人员还向我告别，说过几天再见。未曾想到的是，后来事态急转直下，以至取消了那次访美。
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下午（即北京时间4日上午），当地电视频道开始反复播放CNN和BBC等媒体提供的所谓“天安门事件”的画面和报道，每隔10分钟就滚动播出一次。而那时，我们却收不到来自国内的任何消息。厄瓜多尔的华侨，一改过去友好热情的态度，都板起脸来，问我们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气氛变得紧张和凝重起来。
这时，与国内联系已十分困难。经过多次努力，我们终于同周南副外长通了电话，了解基本情况。一天后，才收到了国内发来的有关文告。
6月4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我分别举行了临时记者招待会和华侨座谈会，一一回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强调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当地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大多数通讯社也都发了消息，认为中国外长没有回避问题，答复具体明确，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这时，国际上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我决定继续进行对古巴的访问，主动取消了计划中的对美国的访问。
从厄瓜多尔到古巴，我们选择经墨西哥飞往哈瓦那。途经墨西哥城国际机场中转时，已经能够感觉到异样的气氛了。当时，墨西哥外交部声称，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国外长的访问。6月6日晚上，当我乘坐的航班到达墨西哥城国际机场时，候机大厅挤满了事先得知中国外长将要过境消息的记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墨西哥政府安排我们走下飞机舷梯后，直接上了汽车，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随行人员高树茂等因办理入境手续和提取行李，下机后从旅客出入的廊桥走出来时，等候在门外的记者将他误认为中国外长，一拥而上，围追堵截，纷纷向他提出连珠炮式的问题。高树茂坦然面对，微笑不语，无意中成了当晚电视镜头里的新闻人物。
那天晚上10点左右，一批在墨西哥的中国留学生得知我下榻使馆，便来到使馆，要求见我。他们的情绪似乎很激烈，将使馆的大门叩打得“咚咚”作响。我让使馆的同志将他们都请到使馆接待厅，和他们见面。他们进来后，都安静了下来。我问他们从国内什么学校来的，学习什么专业，并向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国内情况。这时，一名学生提出，希望我能够代表人民。我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外长当然要代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随后，劝说他们多了解真实情况，不要听风就是雨。最后，大家的情绪都缓和了下来，在平静中离开了使馆。
6月7日，我们一行抵达哈瓦那。作为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我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善与古巴的关系，增进相互了解。
多年来，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古巴和中国一直有些隔阂，到那时仍未完全消除。古巴和苏联关系好，对中国存有较大的戒心，也有许多误解。古巴外长在年初访华时，有改善关系的表示。这次我是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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