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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是为了“友谊”，向友好国家的球队“让球”，也引起了麻烦。因为在“文革”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友好国家越来越多，今儿让给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满；明儿让给那个国家，又惹起别的国家不满。“让球”，造成了国际风波，越让越麻烦，反而失了友谊，积下怨言。“让球”，把堂堂正正的体育竞争，演变成了幕后的政治交易！
据孙梅英透露，面对内外的压力，几经讨论，在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曾讨论了“让球”问题。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在国际比赛中原则上不让球。另外，对于队内让球，作了如下规定：“进入半决赛，在甲与乙、丙与丁之中，倘若丁为外国人，其余均为中国队员，如果甲、乙两人中甲可稳胜丁，则乙应让给甲。除此种情形之外，不再让球。”
这样的规定，虽然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就为国争光而言，还算说得通，即乙让给甲，是为了甲能胜丁，以确保中国夺取冠军。
遗憾的是，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执行。何况，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从未向外透露，因此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秘密决定，只由领导秘密掌握，运动员并不知道。这样，“让球”之风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特别是一些有过让球“优秀传统”的老将，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对“让球”恋恋不舍。他们常常现身说法：“我们当年就是发扬‘风格’进行‘让球’的嘛！”
毕竟时代在进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的一代，对这种“优秀传统”产生了怀疑。
何智丽就属于新的一代，具备新的思想。对于她来说，几回“让球”，使她产生了极度反感的情绪。
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这天，既是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生日。虽说是在汉城，队友们仍记住她的二十二岁生日，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送来红杜鹃封面影集，那红杜鹃象征着她火红的青春……可是，她却在忧郁、痛苦中度过这一天。
为了过生日更加神采飞扬，她在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兴冲冲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顿时像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她实在无法理解，决赛是在她与焦志敏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领导上指定要她让球呢？
何智丽想不通，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
这时，焦志敏也接到领导通知：“今天你上去！”
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
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被耍弄的是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嘲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
“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让球”，完全违反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所作出的关于“让球”
的秘密规定——虽说那秘密规定本身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
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
“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
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
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
于是，在上场之前，何智丽和焦志敏都已得到领导的通知：“今天何智丽上！”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
她俩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二十一比十六，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二十一比十六，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二十一比十四，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
那一回，焦志敏以三比一胜何智丽！
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三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
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单纯的姑娘，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何智丽在孙梅英的坚决支持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者”，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让球”的公开争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夺得了女单冠军，而且在于向“让球”发起勇敢的挑战。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对于“让球”，各种意见纷争不已，直至何智丽这一回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还有人又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再一次爆发关于“让球”的争论。
这里，全文引述上海《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热线电话第一一五期”，就“让球”问题在普通读者中所展开的讨论。编者为这场讨论加了这样的标题：《“让球”传统有悖奥林匹克精神“争胜”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这一“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为“方圆”。《新民晚报》的报道如下：压倒多数的读者在来信中都表示反对“让球”。
方圆仔细统计了一番，支持“让球”的来信仅仅只有三封。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
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
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上海彭浦机器厂洪华明说，确实，“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能再保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指导谁有实力谁就争当冠军，在体育界，“让球”的传统应该尽早结束。
华东师大蒋建忠、浙江绍兴沈守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李维祥以及范学谦、庄铭明、严水德、戴国平、姚伟法、缨凤德、陆雪、徐克平、许斌等都表明了他们反对“让球”的各种观点。
三封支持“让球”的来信也亮出了他们的观点。
工商银行上海闸北区办事处黄沂海认为“让球”是一种“兵以诈立，以利功”的谋略，应允许教练员运用。
上海工业用呢厂胥申鸿赞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让球”不被肯定，那么谁又肯担当陪打队员呢？他们也是为别人在铺路呀。
方圆对“让球”问题的观点和大多数朋友相同：凭实力去拿冠军。
《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民意测验”。在普通的读者之中，“压倒多数”反对“让球”。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不久，正巧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来到上海。于是，《新民晚报》记者也就“让球”这个敏感问题，请伍绍祖发表意见。
伍绍祖是接替李梦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早在一九六零年便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一九八一年担任主任。由于年逾花甲，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而国家体委主任这一职务改由四十九岁的伍绍祖担任。
伍绍祖乃中共老党员伍云甫之子。伍云甫曾参加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又参加过长征。他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
伍绍祖于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一九八八获少将军衔。此后不久，他从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政委，调往国家体委担任主任。伍绍祖富有组织能力，且富有宣传鼓动能力。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了记者徐世平所写的报道《伍绍祖谈“让球”》，全文如下：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昨天对“让球问题”补充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界对他在黄石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播”得尚不够准确，“起码有些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伍绍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个谋略问题。如果我们两名运动员相遇，下一场比赛对手是外国人，而我们拼命打，打得精疲力尽，然后让那个外国人以逸待劳，坐享其成，这是“有谋”吗？外国人会说，你们真傻！是傻打好呢？还是我们看看谁最合适打他，让最合适的人打他更好？这很值得研究。
伍绍祖还认为：这里面首先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没有集体，没有国家，你能成长起来吗？你的成长本来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你出去比赛，不是代表哪个人。单打比赛也不是个人锦标赛，是国家派出的队伍，最后是升国旗，奏国歌，不是升你们家里的旗子，也不是唱你家里的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我的看法，个人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特长是要充分发挥的，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则是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集中和升华，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过去我们把集体、国家利益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和个人利益完全脱节了，这就不对了。二者结合好，就能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伍绍祖说：“让球”问题值得研究。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下结论，只是说在没有下结论前还是照过去的规矩办。如果马上改变过去的规矩和做法，这也就是下结论了。
伍绍租作为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既表达了自己对“让球”的意见，又以为“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既然“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于是各种“研究”意见仍不断见诸于中国报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发表汤明辉的《江嘉良“让球”内幕》一文，其中写及：“其实，提起‘让球’，老球迷们都记得，为了让斯韦斯林杯永远留在中国，‘轰炸机’李富荣在世界锦标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