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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听懂，但是她知道莫斯卡在拿她开玩笑，生起气来，她用德语说：“我该走了。”可莫斯止抓住她的手不放。
“烟，”他说。她点了支烟给他。他坐起来在床上抽烟，被单从他身上滑掉下来。她看见一条白色的凹凸不平的伤痕从他的大腿沟一直伸到胸口乳头处，她用德语问：“战争？”
他笑了，指着她说：“你们。”海莲觉得这似乎是在谴责她个人，所以她转过头去不看他。
他操着蹩脚的德语：“你饿吗？”她点点头。莫斯卡赤身裸体跳下床，他穿衣服时海莲把目光移往别处，莫斯卡对这种羞怯觉得好笑。
他穿好衣服温柔地吻了吻她，然后用德语说：“再来睡一下。”她没有作出任何听懂的表示。但他明白她听懂了，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那样做。他耸耸肩，出了房间，跑下楼梯到车库里去了。他驾车到饭厅，取了一水壶咖啡和几块煎鸡蛋三明治，回到房里，他看见海莲仍然衣冠端正，坐在窗边上。他把吃的递给她，两个人接着水壶喝了起来。她递给他一块三明治，可是他摇摇头。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海莲迟疑了一下就再也没有递给他第二次。
“你今晚还来？”他用德语说。
她摇摇头，两人对视，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动情的迹象，她知道他不会再说第二次的，他马上就把她从记忆中抹去，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一夜也就烟消云散了。她感到一阵空虚，作为情人，他还是很体贴的，于是她说：“明天，”她微微一笑，喝完最后一口咖啡，靠上去吻了吻他就走了。
她是以后才把这一切告诉他的。三个月以后，还是四个月以后？反正是一段时间的满足、安逸、感官的享受和慰藉。有一天，莫斯卡走进房间，看见她在缝补一大堆缠在一起的袜子，伊然是个纯朴的妻子。
“啊，”他用德语说，“贤妻良母。”
海莲面带羞怯的微笑，她看着他的脸，似乎想看透他的心，想知道这个情况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们就是这样开始的，渐渐地他不愿意再离开她，情愿呆在这块敌人的国土上与她在一起，他懂得他们之间也是敌对的，但这并不会对他有所伤害。
以后，传统的正面交合，接踵而来的就是怀孕这一威胁，他不觉得丢脸，也没有怜悯，只是感到烦恼。
“搞掉它，”他说：“咱们去找个好大夫。”
海莲摇摇头说：“不，我想留着。”
莫斯卡耸耸肩，“我想回国，什么也阻挡不了我。”
“没关系，”她说。她没有乞求。她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终于有一天，他自己也知道说的不是真话，但他还是不得不说：“我会回来的，”她逼视着他，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他也看得出她心里明白。这是他们之间一开始就铸成的错误。因为从那以后，他一直重复那句假话，有时带着醉意。日久天长，他们两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她对此还带着一种天生的执拗的信念，在许多事情上，她都是那么执彻。
最后那天他走进房间，看见她已经收拾好他的行李袋了。行李袋直直地立在窗户旁，象个装满东西的绿色假人。那是午饭后，十月的柠檬色阳光照满房间，到码头去的卡车晚饭后开。
他想到还要与她一起度过几小时，便害怕起来，“咱们出去走走，”她摇摇头。
她示意叫他过来。两人开始脱衣服，他看见她孕育着的孩子隆起一小块，他一点欲望也没有，不过还是强迫自己产生欲念，她那急切的情欲使他羞惭。晚饭时分，他穿衣起来，然后帮她穿戴整开。
“我要你现在就走，”他说，“不想让你等到卡车来。”
“好的，”她顺从地回答，然后把她的衣服收拢，一把塞进她的小提箱。
她离开以前，他把身边所有的烟和德国货币都绘了她，两人一起出了大楼。到街上，他对她说：“再见了，”接着吻了她。她说不出话来，眼泪唰唰地往下流，但是她顺着马路走了，走过康特利斯卡波，上了林荫大道，她什么也没看，也没有回头。
他一直目送她，直到看不见为止，心想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她了，一切都结束了，那么顺利，一点儿纷扰也没有，他隐隐约约感到松了口气。可是他紧接着想起几天前的夜晚她说的话，他无法怀疑她的真诚。“别为我或是孩子担心。”她这样说，“也不必过意不去，你要是不再回来，这孩子会使我幸福，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度的日子是多么幸福。你要是不想回来，不必为了我回来。”
他当时认为她的话是虚情假意，感到很生气，可是她接着往下说：“我至少等你一年，也许两年，不过你要是不回来，我也会幸福的。我会另找一个男人过日子，人家都是那样的。我不怕，我不怕有孩子，也不怕一个人带孩子。你能理解吗？我不怕？”他理解了，理解她不怕他可能给她造成的劳楚和忧患，不怕他的狠心，不怕他缺乏柔情，现在他倒是有几分柔情。然而他理解的最透彻的，他最羡慕的，却是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那就是她内心从不自我恐惧，忍受着她周围世界的残忍与凶恶，并且始终不渝地施爱于人，她不为自己反而为他感到悲伤。
一墙棕绿色的墙斜立在他的眼前，挡住了他的视线，那成片的建筑物和人群似乎与他在一个高度上，然而却是侧卧的。飞机下降后拉平飞行，莫斯卡看得见机场整齐的轮廓，那小片小片的建筑物是飞机棚，长长的矮矮的办公大楼在阳光下自得耀眼，远处，他看见不来梅仅剩下的几座高楼参差不齐的外廓。他感觉到起落架的轮子小心翼翼地着了地。一种急不可耐的迫切心情笼罩了他的全身：快下飞机，站到海莲的门外等她开门，就在他准备下飞机的那一刻，他断定海莲一定在等着他。
三
莫斯卡让—个德国搬运工给他提着箱子走出机舱，他看见埃迪·卡辛沿着机场的坡道走来迎接他。他们握了手，然后埃迪·卡辛说：“又见到你很高兴，沃尔特。”他说这话时，声音温和，充满诚意，着意调节语调，每当他有些不自然时他都这样说话。
“谢谢你把工作给我安排好，办了通行手续。”莫斯卡说。
“没什么，”埃迪·卡辛说。“为老伙计回来办点事也值得。咱们有过一段愉快的日子，沃尔特。”他提起莫斯卡的一个箱子，莫斯卡提起另外一个和蓝色运动包，两人一起走上坡道，离开飞行区。
“到我的办公室去，喝点什么，跟那几个家伙见见面。”埃迪·卡辛说。他用那只空着的胳膊搂着莫斯卡的肩膀，过了一会儿，嗓音自然地说：“老伙计，见到你我确实高兴，你懂吗？”莫斯卡感觉到了他回美国时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到达最终目的地的感觉。
他们顺着铁丝网来到一幢不大的砖房前，这幢房子与基地的其他设施之间有一段距离。“在这儿我当家，我说了算，”埃迪说，“这是雇员处，我是主任的助理，主任老坐在飞机上，五百个德国佬把我当作上帝，其中有一百五十名妇女，干我这一行怎么样，沃尔特？”
这是一幢平房，外面的大办公室里德国职员们匆忙地进进出出，还有一大堆德国人耐心地等候接受工作申请的口头审查。他们中有相貌粗鲁的男人、上了年轻的妇女、年轻小伙子、也有妙龄少女，有的还蛮漂亮。他们申请当车场的修理工，食堂帮工和随军代销店的售货员，埃迪走过去时。他们的目光全都跟着他。
埃迪打开里面办公室的门。这儿两张办公桌面对面放着。这样，两人坐着可以互相看见对方的脸，其中一张桌子上只有一块绿底白宇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福特中尉，雇员处”。还有一小擦放得整整齐齐等着签署的文件，另外☆张桌子上有两个两层的文件筐堆得满满的，一块小牌子几乎被桌上的文件盖住了，上面写着“埃迪·卡辛先生主任助理，雇员处。”房间的角落里还有一张办公桌，一个相貌丑陋的大个子姑娘正坐在那里打字，她停下手头的工作，说：“下午好，卡辛先生，上校来过电话，要你回电。”
埃迪朝莫斯卡挤挤眼，抓起电话，他打电话时，莫斯卡点燃一支烟，想放松一下。他望着埃迪，极力使自己不去想海莲。他觉得埃迪一点儿也没变样。灰色的卷发围着他细嫩但却是健壮的脸，他的嘴唇看上去象姑娘的那样敏感，可是鼻子直直的很威严，下巴的形状给人以意志坚定的感觉。他的眼睛显出淫荡的本性，浓密的灰发似乎使他的皮肤也染上了灰色。他给人的印象是充满青春活力，坦诚热情购表情近乎天真，不过，莫斯卡知道，埃迪·卡辛喝醉的时候，他那敏感的线条纤细的嘴唇就会扭成一道难看的口子，整个脸发灰，变得苍老而带有凶相。可是那种凶相背后并没有力量，跟莫斯卡一样，大家都经常嘲笑他，所以他只好朝女人发泄，用口头和肉体的方式朝那个当时是他情妇的女人发泄。莫斯卡对他有一个定了型的看法：狂热的色鬼加上讨厌的酒鬼。不过在其他方面他确实是个为了朋友什么都做得出的好人。再说，埃迪很明智，他从未对海莲有过非分的举动。莫斯卡想问问埃迪他是否见过海莲，或是他是否知道海莲的情况，却感到难于启齿。
埃迪·卡辛放下电话，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和一听葡萄果汁。他转身对打字员说：“英奇博格，把酒杯洗洗。”她拿了几只酒杯和几个盛涂奶酪的小刀的容器走出办公室。埃迪·卡辛走到了扇通往内室的门口。“过来，沃尔特，来见见我的几个朋友。”
隔壁房间里，一个矮矮胖胖脸色苍白的人穿着跟埃迪一样的草绿色制服站在桌边，他的一只脚搁在椅子的横档上，身子往前弯曲，肚子便贴在大腿上。他正在看手里拿的一张调查表，他的面前直挺挺地立正站着一个矮墩墩的德国人，那顶必不可少的军帽夹在胳膊下。靠窗坐着一个神情专注的美国雇员，长着那种饱经风霜的美国农场主特有的长下巴、有棱有角的小嘴，看上去有一股我行我索的力量。
“沃尔夫，”埃迪朝那个矮胖子说，“这是我的一个老兄弟，沃尔夫。莫卡辛。沃尔特，沃尔夫是这儿的安全员。德国人来基地工作以前都由他审查。”
他们握过手以后埃迪继续介绍：“坐在窗边的伙计是戈登·米德尔顿，他是个阑员，所以分到这儿来帮忙。上校不想要他，所以他没有固定的事情做。”米德尔顿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握手，所以莫斯卡只是点头致意，对方挥挥他那又细又长的胳膊算是答礼。
沃尔夫用他的大拇指往门口一指，告诉那个还立正站着的德国人到门口去等着。那德国人脚跟啪地一声立正鞠了躬就快步出去了。沃尔夫大笑起来，把那张调查表轻蔑地往桌子上一扔。
“从来没入过纳粹党，没入过冲锋队，没入过希特勒青年团。哼，我跟纳粹分子不共戴天。”
他们都笑起来，埃迪知情地摇摇头，“他们都是这样说。这个沃尔特正对你的心思，沃尔夫。那时我同他一起在军政府时他就对德国佬特别强硬。”
“是吗？”沃尔夫扬了扬沙色的眉毛，“这是唯一办法。”
“对，”埃迪说：“我们在军政府时遇到件麻烦事。德国佬给所有的德国住房送煤，可是一到星期六该绘格罗思的犹太难民营送煤时，不是卡车坏了，就是那个管煤的德国人说没有煤了。是这家伙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倒想听听这事。”沃尔夫说。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派逢迎讨好近乎油滑的姿态，听人说话时他不住地点头，表示完全理解。
英格博格端来了酒杯，酒瓶和果汁。埃迪配了四杯酒，其中一杯没有倒杖松子酒。他把那一杯给了戈登·米德尔顿，占领军里唯一不赌钱、不喝酒、不追女人的，所以上校要撵走他，他给德国人留下的印象很坏。
“还是说说那回事吧，”戈登说。他那低沉的慢吞吞的声音是一种谴责，不过这是一种温和的、乎心静气的谴责。
“好，”埃迪说，“是这样，莫斯卡每个星期六都得跟车到难民营、看着把煤送到那儿。有一个星期六，他正在玩掷骰子，就让卡车自己去了，煤没有送到。莫斯卡着实挨了一顿臭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开车把他送到卡车抛锚的地方，他把那几个司机教训了一番。”
莫斯卡伏在桌子上，点燃一支烟，不安地抽着。他记起了那回事，他知道埃迪会大加渲染，把他说成一个残暴的家伙，可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对那些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