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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了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老娘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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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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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从未提及他的母亲，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我总是寻思他会不会在梦里见到她，会不会梦见她长什么样子，去了哪里。我还寻思他会不会渴望见到她。他会为她心痛吗，好比我为自己素昧平生的妈妈难过一样？有一天，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电影，我们从爸爸家里朝扎拉博电影院走去。我们抄了近路，穿过独立中学旁边的军营区——爸爸向来不许我们走那条捷径，但当时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们跨过围绕着军营的藩篱，跳过一条小溪，闯进那片开阔的泥地，那儿停放着积满尘灰的废旧坦克。数个士兵聚集在一辆坦克的影子下抽烟玩牌。有个士兵发现了我们，用手肘碰碰身边的家伙，冲哈桑嚷嚷。
“喂，你！”他说，“我认识你。”
我们跟他素不相识。他又矮又胖，头发剃得很短，脸上还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脸带淫亵，朝我们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乱。“继续走！”我低声对哈桑说。
“你！那个哈扎拉小子！看着我，我跟你说话呐！”那士兵咆哮着。他把香烟递给身边那个家伙，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圆圈，另外一只手的中指戳进那个圈圈，不断戳进戳出。“我认识你妈妈，你知道吗？我和她交情不浅呢。我在那边的小溪从后面干过她。”
众士兵轰然大笑，有个还发出一声尖叫。我告诉哈桑继续走，继续走。
“她的蜜穴又小又紧！”那士兵边说边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稍后，电影开始了，我在黑暗中听到坐在身边的哈桑低声啜泣，看到眼泪从他脸颊掉下来。我从座位上探过身去，用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认错人了，”我低语，“他认错人了。”
据说莎娜芭抛家弃子的时候，没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可兰经》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轻19岁的莎娜芭，这个女人美貌动人，可是不洁身自爱，向来声名狼藉。人们对这桩婚事大皱眉头。跟阿里一样，她也是什叶派穆斯林［1］伊斯兰教分为逊尼（Sunni）和什叶（Shia）两大派系。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1］，也是哈扎拉［2］Hazara，阿富汗民族，主要分布在该国中部省份。［2］族人。她还是他的第一个堂妹，因而他们天生就应该是一对。但除了这些，至少在他们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无共同之处。风传莎娜芭那善睐的绿眼珠和俏皮的脸蛋曾诱得无数男人自甘堕落，阿里的半边脸罹患先天麻痹，因此他无法微笑，总是一副阴骘的脸色。要判断石头脸的阿里究竟高兴还是难过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只有从他眯斜的棕色眼睛，才能判断其中是欢乐的闪烁，还是哀伤的涌动。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用在阿里身上再贴切不过，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
我听说莎娜芭步履款款，双臀摇摆，那诱人的身姿令众多男人跟他们的爱人同床异梦。但阿里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腿萎缩，菜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夹着一层薄如纸的肌肉。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3］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3］。我走在他后面，嘴里念念有词，学着他走路的样子。我看见他提起那条嶙峋的右腿，摇晃着划出一道弧形；看见他那条腿每次踏下，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右边倾低。他这样蹒跚前进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学着他走路，差点摔进水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阿里转过身，看到我正学着他。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没说，以后也一直没说，他只是继续走。
阿里的脸庞和步伐吓坏了某些邻居的小孩。但真正麻烦的是那些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过，他们总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鲁”，也就是专吃小孩的恶魔。“喂，巴巴鲁，今天你吃了谁啊？”他们一起欢乐地叫喊；“你吃了谁啊，塌鼻子巴巴鲁？”
他们管他叫“塌鼻子”，因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外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哈扎拉人的了解就这么多：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跟中国人稍微有些相似。学校的教材对他们语焉不详，仅仅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书房翻阅他的东西，发现有本妈妈留下的旧历史书，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书上的尘灰，那天晚上偷偷将它带上床，吃惊地发现里面关于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写了满满一章。整整一章都是关于哈扎拉人的！我从中读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图人［1］Pashtuns，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国语。［1］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纪时，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压了他们”。书中说我的族人对哈扎拉人妄加杀戮，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烧焚他们的家园，贩售他们的女人。书中认为，普什图人压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前者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后者是什叶派。那本书记载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师从未提及，爸爸也缄口不谈。它还诉说着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人们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载货蠢驴”等。我曾听到有些邻居的小孩这么辱骂哈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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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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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那个星期，有天下课，我把那本书给老师看，指着关于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几页，嗤之以鼻地把书还给我。“这件事什叶派最拿手了，”他边收拾自己的教案边说，“把他们自己送上西天，还当是殉道呢。”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那是某种疾病。
虽说同属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邻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据说她憎恶他的相貌，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
“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
最终，人们都猜测这桩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亲之间的某种协定。他们说阿里娶他的堂妹，是为了给声名受辱的叔叔恢复一点荣誉，尽管阿里五岁痛失牯持，也并无值得一提的财物或遗产。
0阿里对这些侮辱总是默默以待，我认为这跟他畸形的腿有关：他不可能逮到他们。但更主要的是，这些欺辱对他来说毫不见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经找到他的快乐、他的灵丹妙药。那真是足够简单的事情，没有产科医生，也没有麻醉师，更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设备。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张脏兮兮的褥子上，身下什么也没垫着，阿里和接生婆在旁边帮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帮助，因为，即使在降临人世的时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无法伤害任何人。几声呻吟，数下推动，哈桑就出来了。脸带微笑地出来了。
先是爱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诉邻居的仆人，那人又到处宣扬，说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怀中的婴儿，瞥见那兔唇，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
“看吧，”她说，“现在你有了这个白痴儿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愿抱着哈桑，仅仅五天之后，她离开了。
爸爸雇佣了那个喂过我的奶妈给哈桑哺乳。阿里跟我们说她是个蓝眼睛的哈扎拉女人，来自巴米扬［1］Bamiyan，阿富汗城市，在喀布尔西北150公里处。［1］，那座城市有巨大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这么说。
她唱什么歌呢？哈桑跟我总是问，虽然我们已经知道——阿里已经告诉过我们无数次了，我们只是想听阿里唱。
他清了清喉咙，放声唱起来：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
呼唤阿里的名字，神灵的狮子
啊～阿里，神灵的狮子，凡人的国王
给我悲伤的心灵带来喜悦
然后他会提醒我们，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
哈桑跟我喝过同样的乳汁。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还有，在同一个屋顶下，我们说出第一个字。
我说的是“爸爸”。
他说的是“阿米尔”。我的名字。
如今回头看来，我认为19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所有的事情——早已在这两个字里埋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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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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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当然，问题在于，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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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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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我父亲曾经在俾路支［1］Baluchistan，巴基斯坦城市。［1］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如果这是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会斥之为笑话奇谈。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嘘说他儿子是医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经在高中的生物学测验中考了个及格的分数。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倘使有人质疑，那么，爸爸背上那三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就是证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也梦到了。而在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风先生”，这随后变成远近闻名的绰号。这个绰号可是名副其实。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里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盖住头，但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依然穿墙越壁而来，而我们的房间中间还隔着客厅呢。妈妈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见到我的妈妈，我还有一长串问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决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诉我的。他说爸爸亲自设计施工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半点建筑经验。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劝他别犯傻，雇个建筑师得了。当然，爸爸拒绝了，人们大摇其头，对爸爸的顽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们又开始摇头了，不过这次是带着敬畏，对他成功的法门称赞不已。恤孤院楼高两层，位于喀布尔河南岸，在雅德梅湾大道旁边，所耗资费均由父亲自己支付。拉辛汗说爸爸独力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电工、管道工、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支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
恤孤院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再说，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尔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头跳了八下，我用尽力气，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后背，甚至还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我们在湖边的野餐桌旁边坐下来，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夹饼——就是馕饼夹着肉丸和腌黄瓜。湖水澄蓝，波平如镜，阳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辉。每逢周五，总有很多家庭到湖边，在阳光下度过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儿只有我们——爸爸和我，还有几个留着胡子和长发的游客，我听说他们叫“嬉皮士”。他们坐在码头上，手里拿着钓鱼竿，脚板在水里晃荡。我问爸爸，为什么那些人留着长头发，但爸爸没有回答，只哼了一声。他正准备翌日的演讲，翻阅着一叠手稿，不时用铅笔做些记号。我吃一口鸡蛋，告诉爸爸，学校里面有个男孩说，要是吃下鸡蛋壳，就得将它尿出来。我问爸爸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声。
我咬一口夹饼。有个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