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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炬学是写诗歌的，我不能不谈谈他的诗歌。
组诗《母亲和枣》是何炬学用诗歌为我们营建的一个美妙的梦境。母亲出现在枣树上，太阳升了起来，阳光把枣粒染红，枣树下广阔土地上的高梁洇着七彩的波光，诗人在枣树下仰头看见了“母亲的头帕飘坠而下”……（《母亲和枣》）。这幅画面感强烈的场景，恰似印象派画家的油画——光线被过滤而显得单纯又猛烈，具象的景物在光晕中退居于模糊抽象，梦幻般的色彩成了唯一的主题——问题在于，诗人描绘出这幅内心的印象画究竟要说明什么呢？诗人说：母亲终年在枣树上／摇落红红之枣／我们七姊妹／在枣树下和高粱一起长。——在这里，我们发现，母亲和枣树重叠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意象——母亲是生命之源。于是，我们似乎开始触摸到了诗人在《母亲和枣》中的意图外壳——歌唱母亲。如果仅仅如此，这首诗的价值就会被大打折扣了。幸好诗人紧接着说：后来大姐上了枣树／二姐也上了枣树／太阳也是重新升起／天空无云／母亲仿佛很快活／在枣树上／……／母亲仍然在枣树上／太阳刚才升起。至此，诗人的歌唱戛然而止，我们也随之怦然心动，我们的心灵被一种由困顿、艰辛、生命轮回、无可奈何等糅合在一起的复杂而凝重的混合物击中，而这个混合物又被诗人巧妙地置放在明快畅达的表述流程中，这样，我们随着这个流程走下去，便一步一步地逼近了一个美丽的意境，在这个意境里，我们听见了诗人真诚而深情的声音——对母亲的敬仰就是对生命的热爱！对母亲（具象和抽象的——女性与母爱）真挚的热爱，应该是人人都应具备的伟大而崇高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诗人何炬学的心中煮得更加炽热。但是，当他把这种情感用诗句从心灵中转述出来的时候，却显得如此之冷静和清淳。读何炬学的诗，总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幻觉——诗人静静地坐在故乡的一处僻静的山坡上，沉静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或者天空，心扉敞开，编织并容纳着一个接一个的与母亲有关的纯净美丽的梦境。在梦境中，诗人听见了“玉一样的母亲”在天上轻哼的歌谣，看见了母亲在天空中怎样穿过厚厚的云层而奔向天堂（《谣歌》）；诗人还看见了许多头缠黑帕（地域性的民俗女性符号）的“母亲”们聚在太阳下互相数着黑头帕上的圈圈，数不尽的圈数牵着诗人睿智的心灵令人惊奇地寻找到了夸父——生命的原生地（《黑帕》）。由此，对母亲无比的敬仰猛烈地点燃了诗人对生命挚爱的激情，至此诗人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澎湃，于是诗人一下跳了起来，放开一向收敛得度的感情阀门，用故乡的歌谣体放声唱道——黑帕黑帕／山坡上满是高高矮矮的桐树／黑帕黑帕／桐树上有许多籽儿未落。（《黑帕》）
20世纪80年代是何炬学诗歌产量和质量的丰硕期，那时候，他是我们小城的诗人。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他又摇身一变，津津有味地写起散文来了。起初，他的散文虽然写得很是有些精致，但我们总是要指出其散文的小家子气，我们心怀鬼胎地以为，何炬学的散文恐怕成不了大器。没料到，到了世纪之交，何炬学突然用一篇《挞谷的村庄》，给了我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以飞瀑直下三千尺之势，写出了让我们瞠目结舌的一大摞高质量的家什。到了2004年，他选出其中的精品，出版了散文集《村庄的声音》。
对何炬学的散文，我只想说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们将套用何炬学自己的表白。何炬学在《村庄的声音》的自序中说：“我来自村庄，我们都来自村庄。也许集镇、城市会最终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地。但是，放开来看，那也不过是另一种村庄而已。从宇宙的角度看，地球也仅仅是个村庄。村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正在消失，集镇化、城市化正在使人们从精神上放弃对村庄的依赖。要不了多久，狭义的村庄会被现代化的集镇乃至城市取代。传统的村庄只在影像和文字里零星地保存了。……我来自村庄，我觉得有责任将我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回去的时候，才有路标，才不会陌生。”第二层意思，何炬学散文的主题，他是给了我们路标了的，散文的文本，却让我们既陌生又激动万分。读何炬学的散文，我们始终被朦胧、混沌的氛围笼罩着。同样熟悉的土地，同样熟悉的村庄，同样熟悉的声音，同样熟悉的乡村小路，在何炬学的散文里，却散发出了陌生而又倍感亲切的气味，现实的生活，在何炬学的散文里，被羽化成了缥缈的梦境。文学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写你熟悉的生活。我读了何炬学的散文，忍不住想加上一句：写你有别于他人的生活。于是，何炬学散文的文本就有了独特的意义，最起码，我们看到了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200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何炬学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他想写小说了。我根本没在意，便也漫不经心地回答，写几个来试试，写诗写散文的来写小说，说不定别有一番味道。出乎意料，眨眼间，几个不短不长的短篇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我仍是漫不经心地抓起来阅读……读完最后一行抬起头来的时候，我顿感脚心发凉，额头冒汗，嘴上支支吾吾，我是写了二十余年小说的“小说家”，我也有虚荣心——不得不承认，我从何炬学的小说里，看到了才气。何炬学却在一旁挂着憨厚的笑容，静静地等待我给一个评判，他说：初学写小说，还没入门，还没入门。我说：“……”没等我回过神来，何炬学就飞到首都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深造去了，我在内心祝福他，也在内心里嫉妒他。天各一方，互联网便成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渠道，何炬学告诉我，北京真好，鲁院真好，一人一房间，有电视，有暖气，有伙食房，方便得很，如果不好好写点小说，真的过意不去了。说着说着，他就传过来了一篇接一篇的小说，速度之快，让我目不暇接。我告诉他：你是在写小说还是在放自来水？慢一点不行吗？十年磨一剑，慢工出细活，懂不懂？！他却我行我素，仍是一篇接一篇地传过来，让我气都来不及喘一口。我们无可奈何地承认，何炬学在鲁院似乎被什么神杖点化得开了窍，写小说都快写疯了。
按照何炬学自己的说法，小说给了他又一种可能性。我不知道他能在这样的可能性上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惊喜。但我相信，要是他有足够的努力，他就会有收获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
童年的梦（外一篇）
丹 增
我的家乡位于西藏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境内，永远流不尽的怒江从我家旁边的河谷里静静地流淌了千万年。河谷上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丛中藏式楼房错落有致，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修行庙宇，那儿就是我儿时的家。由于我的父亲是世代艺家，家境算是殷实，仅雕塑创作室就有500多平方米。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出生时，父亲请了20个高僧大德为我念经诉诵吉祥，一念就是3个月。且不说是否灵验，望子成龙的心愿却是不分民族的，表达的形式也千奇百怪。喇嘛们念经要做大量的供奉，用糌粑和酥油相拌做成的“朵玛”供奉给诸佛菩萨之前，人也可以食用，这种供果在西藏风干物燥的环境里可以保存很久。到我四岁多时，家里的早茶还是我出生时做的“朵玛”，是用酥油茶泡烂干固的糌粑坨坨。
记得在那年的深秋时节，怒江开始逐渐消瘦，也碧绿亮丽起来。河谷上方的森林换上了金黄色的衣装，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把华丽的衣袍顺手抛在巨大的山冈上，无数红色的野山果寂寞地点缀其间，仿佛一颗颗等待远行人的心。人们都知道，当山上的野山果都熟透变红时，外出的马帮就该回来了。
从拉萨回来的马帮铃声穿越河谷两岸金色的森林，穿过了人们寂寞等待的心，让长久的期盼像太阳突破云层，把吉祥的喜讯带给家乡翘首盼望的人们。这些戴着皮帽、背着土枪走南闯北的好汉们出去将近半年了，他们克服了一路上非人的灾难，用自己的双脚趟过一座又一座雪山，驮出去家乡的羊毛、羊绒、山货、药材，千里迢迢地从拉萨运回来镀金的佛像、闪光的银器、艳丽的绸布、日用的百货以及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各式舶来品——它们是一些在藏语词汇里也叫不出称谓的西洋玩意儿，派不上多少大用场，但却是头人、贵族们标榜时尚、追逐虚荣的某种标志。那种感觉有些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戴一副不撕掉商标的蛤蟆镜。虽然那时西藏的大门依然向外界紧紧关闭，世界认为它被铁幕笼罩，遥远神秘，但那些坚韧而顽强的马帮们，像穿越门缝的风，时不时给人们带来家乡以外的清新空气。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拉开了序幕，家乡的人们已经把目光拉得跟马帮们去拉萨的道路一样长，已经在心中积蓄了足够多的等待和梦想。康巴汉子们刀鞘上的装饰闪耀如夜空中的星星，姑娘们身上的穿戴和佩饰要绚烂似凌空飞跨的彩虹，以及为神龛前的诸佛菩萨添上新的供奉，农事和日常生活所需的新奇日用品，全都寄托在马帮们的驮架上。但是马帮的铃声也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一阵小小的惊慌，出远门的人回来了，家里还没有打扫卫生哩。
在过去西藏的贵胄人家，相当注重礼节。有客人自远方来，主人要穿盛装，家中上上下下都要打扫卫生，打茶备酒，烹牛宰羊。如是特别重要的客人，如活佛或官员，还要派人到路口煨桑。那时由于地僻人稀，道路险峻，人们交往多有不便。去别人家做客和家里来了客人，都是一件大事。一般来讲，重要登门拜访者要先送去书信，既是通报，也顺带问候主人。这种书信现在已经见不着了，藏语里叫“沙布扎”。它是一个做工考究的长方形木盒，上面有盖，盒底层涂上酥油，然后撒上一层木头燃烧后的白色细灰，用竹笔在上面写上字，向主人通报将要去贵府拜访的事宜，然后盖上封盖，交与人事先送去。主人家收到“沙布扎”后，将盒底的木灰抹去，再撒上一层新灰，便又可给客人回信了。这是由于那时藏地缺少纸张而时兴的一种特殊书写工具，既保密，也庄重。现在想来，“沙布扎”是西藏往昔生活习俗的绝佳见证，是原始书信往来的绝妙之技，今日再用也绝非落后与逊色。
马帮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客人，但绝对是对寂寞清净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冲击。由于我家四周树林茂密，视线受阻，声音也传得不远，当听到马帮的铃声时，客人差不多已经快到家门口了。年轻人不需要吩咐，早就楼上楼下地忙得脚底翻飞，清扫客堂，烧水打茶，腾空马厩，准备草料。他们都是些聪明伶俐的家伙，知道最需要他们干什么。父亲面含微笑，似乎全家人中就他早已知道一个谜底将要解开。家中的女孩们显得更为激动一些，她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面色红润，谁知道这次她们又能得到些什么样的奢侈品呢？
记得那时家里摆着一些来自印度的糖果、拉萨的佛像、山南的氆氇、林芝的杯碗。我父亲就有一架英国产的望远镜，像一个烟筒，外面紫色的漆已经脱落，露出铜壳的黄斑。一队马帮，不仅给人们带来生活的方便和实惠，更带来了欣喜和欢乐，甚至心灵深处的震撼。父亲的那架望远镜曾经让一个老喇嘛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在望远镜里怒江对岸峭壁上的花儿为什么会近在眼前？当时他一手举着望远镜，另一只手向开放在河谷对岸的花儿伸出手去，就像要去抚摸一下它们，以证实这些花儿是否真实存在。当他放下望远镜时，这个熟读经书的高僧郑重其事地对我父亲说：“洋人这个隐藏着神通的东西没有经过心的修持，不能给我们带来精微、清明的正见。它不是洋人的法术，就是魔鬼迷惑我们的心的阴谋。”
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懵懵懂懂地跟在大人后面莫名地兴奋。那时我已经削发剃度、学经诵佛，父亲专门请来一个老师到家里指导我学习经文。我的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老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他可比父亲令我敬畏多啦。我小时候没有挨过父亲的打，却挨过老师不少板子。那时的我也够顽皮的，父亲在我背诵经书时，案桌上常常要插一支藏香，规定香燃尽了才可以出去玩。可我总是在老师不留神时，悄悄用嘴去吹那支香，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香吹完了。当然，我的这些小聪明总会被老师发现，挨打就是必然的了。最厉害的一次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