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群小鹿一样蹦跳的女人？我还带来了《黑暗中的笑声》。这本邪恶的小说我是第二次看了。我忘不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大房子里，一个妖艳的女人，和光着身子的情人一起，捉弄她失明的丈夫。
下午的茶馆很安静，穿着蓝印花布的女侍应不时进来加水，透过没合实的布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包厢里坐着一对男女，不知在私语着什么。小茶壶里的水在一豆大的火苗下冒着热气，发出轻微的沸声。茶一倒在陶瓷小杯里，顷刻就凉了。她穿着丝光棉短袖，一条灰色衬里的黑裙子。眉细细地描过，显得眼睛格外的大。她来之前肯定刚做过头发，定型的发胶硬硬的。她告诉过我，她家都是基督徒，我问她是不是，她说，“总有一天我会是主的女儿。”但她一直没有受洗，她母亲说她太贪，贪世间的繁华。她从事过很多种职业，开过摩托车配件店，做过房产公司的经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社会上混的。现在房市萧条她失了业，她说自己是在休整。她用了“休整”这个很书面的词。她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听起来有些沙，很性感的那种沙，那语气却是活泼的。站在浴缸哗哗的水龙头下让人感到快要窒息了。我把水温调高了些，让背部有烫灼的感觉，好不让自己太兴奋。可是抵达的战栗还是让我紧紧抓住了浴帘的不锈钢杆。我觉得自己正变得像一只气球，轻飘飘地向天花板升去。就像夏加尔《生日》里画的。她成了一团火，一团微暗的火。她的腰拧转过去，像在同虚空中一个无形的身体迎合着。如同一条鱼跃动着要努力跳离水面。我能感觉到她在抑制着自己，又在抑制中享受着。她迷乱的眼神里好像有一种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力量。当浪尖把她抛到高处，她的叫喊满屋子飞了起来。躺下时漾满了整个胸的乳房，轻轻一碰就像盛满了水的容器动荡不止，她承载着，像一具容器那样承载着。生活中的欲望有着多个出口，其中之一就是转化为艺术中的情色。当欲望消退，她长着的一对乳房，却是扁平的，没有型的那种。我觉得这对乳房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好，甚至不如从衣服外面看着好。一个叫罗兰·巴特的法国人说：间断最具情色，女人的性感不是在她裸体时，而是在衣服的连接处。我坐着，点起一支烟，翻开刚刚买的一本诗集。我发现自己买了本一个同性恋诗人的诗集。我喜欢这诗集月光一样的语调：那间房廉价又污秽／隐藏在那家可疑的旅馆上／你可以从窗口看到那条／又脏又窄的小巷，从下面／不时传来工人们／打牌做乐的声音／窗边的那张床／阳光照到一半。
大 风
我听着风的奔跑。在十一楼上听着风的奔跑。这么大的风声。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吹过来。又吹过去。像少年人的口哨。像是古人所说的啸，长啸。像一只巨兽的喘息。我现在发现风声也是有着它的心情的。他很暴躁。他很不安。他很焦急。它好像要挤进我的窗子来。冬天了还有这么大的风吗？印象中；应该是在早春才有这么大的风。可偏偏是冬天刮了这么大的风。我一侧过脸就可以看到姚江。日光下，它不再是舒展着的女体，倒像是一面镜子。我看着一片云在镜子上飞快跑过。又一片云在镜子上飞快跑过。现在我的桌上摊着一本《佩德罗·帕拉莫》。半天了，我的眼睛还在它的开头一页。“我来到科马拉是因为母亲死之前对我说，我的父亲在科马拉，我的名字叫佩德罗·帕拉莫。”第一次看这小说是七年前吧，一辆长途车上。从余姚去长兴的长途车。现在我看着每个句子，都是那么熟悉的朋友。在长兴我认识了黄立宇。他背着一只巨大的包去宜兴买陶壶。他和我在湖州的大街上游荡。1999年国庆我去舟山看他。2001年听说他肝脏有病。进了医院。后来是他结婚的消息。再后来没有了消息。现在我看着这个句子想起了黄立宇。我来到科马拉是因为母亲死之前对我说，我的父亲在科马拉，我的名字叫佩德罗·帕拉莫。现在我听着风的奔跑想起了黄立宇。
帽 子
他是一个听到门前落叶的声音都会大吃一惊的人。当他一个人待在一间屋子里，看到桌上有一顶帽子，不把它藏起来或是上面压件东西，他会一整天不得安宁。他总觉得，这顶帽子被孤单地丢在那里，一定包含着什么寓意。他甚至想到，在某个时刻——或许他那时已经入睡，会有什么东西跑来把它充满的。现在他大睁着眼，躺在黑暗中，看着写字台上镇纸只压着的一顶灰色呢帽（那是一个夜访的朋友忘了带走的）。我看见十年前已经死去的父亲悄悄推门进来，拈起那顶帽子，吹了吹上面的灰尘，转身就要离去。哦，爸爸，不要！他喊了一声，醒来，双眼不知什么时候已满是泪水。
记忆重筑
如今我说到某个事物的时候总是想到它背后的另一个事物，比如一件早晨刚换上的外套，它久违的气息让我好像闻到了那一年早春青草的气息，我穿着这件外套去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回来的时候又淋了一场大雨。比如这本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书，它的背后是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五月的长兴县和一个小个子的小说家朋友。或许有人会怀疑我是不是老了——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生活在回忆中了——还有一种猜想是，我把记忆的重筑作为了每日的功课。只有我自己知道这
样说时我内心的宁静与忧伤，就像那个从一块小茶点里回想起整个贡布雷庄园的伟大的哮喘病人，有谁能领会他凭此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喜悦？说出一个事物，然后发现这事物背后的另一个事物，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广大的世界不也是这样联系着——这就是他创造的一种新美学。我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这新美学的信徒？因此我可以说了，这个春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春天——是1988年的春天还是1999年的春天？——这本书的后面站着是另一本书。
暖 冬
雾涌着。从东街到西街。从世纪城、荷兰村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到尹江岸的老住宅小区。不不，雾并没有一个方向，它无边无际地铺展着，就像你不知道这个早晨风向哪个方向吹。它更像是从地面生长出来的，大地的一层膜。楼群沉灭了，城市沉没了，周遭的世界像一个衰弱的老人，缓慢地醒来，缓慢地下地、行走。雾，这史前的巨兽，它让时间行进的速度变得迟缓、笨重，没有方向。它还有着强大的腐蚀性，它经过的地方，树木像汗毛惊恐地竖立。你看着一张脸像鱼一样从雾中浮上来，看着又一张脸从雾中浮上来，像鱼一样张大嘴呼吸。“可是，可是，你想象过人像鱼一样做爱吗？”这是风情的米兰达在湖边对参议员情夫说的话，那些肌肤相贴的男人一点痕迹也不留，像水波一样一纹纹地远去；消失……总是这样，十二月之初，多雾的季节就来了，雾在大街上，涌过来，又涌过去。
暖冬生活一日的开始：这现代工业烟雾和尘土颗粒的混合物，扁着身子从没有合实的窗户硬挤进来。墙壁，衣橱，餐桌，毛巾，地板，抽水马桶，书籍，碟片，室内什么都是潮湿…的。镜子是污秽的，早晨的镜子尤其污秽。边沿部分尚显清楚，镜子中央就像一张出了麻疹的脸。凌乱的家具，床单上的毛发，换洗的内衣裤，植物溽烂般的体味，翻开一半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镜中的脸，疲惫，灰暗，慵懒，那么重的梦的痕迹。
把词语擦亮！譬如说到雾，十年前我会这样说：“拍打我的白色手掌，是安慰世界的谎言。”雾是一只白色的手掌吗？雾是一场谎言吗？说到雨：“一场雨蛰伏农谚背后已经好久了。”雨为什么要躲到习俗的背后去呢？说出它为什么就不能从天空到大地的直线般直接？星星是这样：“我的花园布满了星星的碎片。”索德格朗，她在这里作了一个人描写练习的引语。我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被这些臆想式的句子充满着，被文化、习俗、引语、成见各种各样的紧身衣束缚着，回头看去就像是另一个人写下的。在我陶醉于它们小小的机巧时，物被蒙蔽了，就像我说出雾、雨、星星，这些词与它们的本相也越来越远了。如此，这个早晨我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了，我要做的，就是看着雾在街上奔跑，看着它在阳光下变得稀薄，最终消散。气象专家在电台里说：雾是接近地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后漂浮在空气中的小水点，霾，是空气中微小的可吸入颗粒物累积过多而形成的一种薄薄的“灰幕”。雾中的脸，雾中的车，雾中的楼群，雾中的树。世事一无可知，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知。转塘一夜
雨下大了。雨在车子驶入杭州城的时候就下大了。光线昏暝的杭州，才下午四点就提前进入了傍晚。车子穿过杨公堤，视野被道旁的林木阻挡，看不见湖面。那些数十年树龄的梧桐，枝干在雨中泛着青亮的光。风吹落叶，把路铺成了金黄。现在天是真正黑透了，对面的人影都像皮影戏里一样影影绰绰了，可是这吵吵嚷嚷的转塘小镇为什么还不转入夜晚该有的宁静？雨中的呼喊声、汽车喇叭、摩托车引擎发动声，市集的叫卖、杂沓的脚步声，把转塘像一只软木塞一样浮在满天地的雨水中。问了三次路，打了两个电话，转了两次车，我们来到了L任职的学校，美院的一个分院。他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小型的画展，我们就是为了看这些画而来。车门打开，哐哐的都是脚踩进水洼的响声。我一眼就看到了被雨水浇得透湿的L。长发，方脸，燃烧着什么似的眼睛，这就是我初识L的印象，像一个恋爱中人一样的热切，满身的雨水，又让他像一个失恋之人一样落魄。他带着伞为什么还会淋得如此狼狈，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雨中奔跑？这个问题在穿过传达室狭窄的门廊去展厅的路上就开始困扰着我。
展厅看上去是学校的一个会场，又像是食堂的大厅，简易而寒伧。墙上的画，据L说是他十年习作的极小的一部分，大多是素描的人像和速写的山水。路，石，桥，亭子，教堂，田野，草垛，富春江，花和芦苇，市镇，雪天的屋顶，道士，农妇，画家的妻子，唱歌的女学生，一只抚琴的手，发廊女，和孩子在一起的少妇，围着围巾的少妇，车厢里的旅人，有一些装了框，还有小部分就裸在这水汽浓重的空气里。枯瘦、狂乱的线条，暗淡不明的光线，四处透风的大厅，我就像来到一个穷人的屋子里对着他寒伧的一屋子旧家具。在展厅的门口我们和L都合了影，是郑勇用随身带来的数码相机拍的。他们还在看画，我一个人走到门口，在廊柱上看一张雨水打湿了的吹卷上去的海报，是关于L的这次画展的，印着的是他的两幅素描，一幅是个佛像，宝相庄严，一幅是一只豹，飞扬的线条让它像在云中腾挪。它们看起来似乎比里面的原作要漂亮得多。站在廊前抽了一根烟，同行的几人还没有出来，远远地看着他们站在画前虔敬的样子，我不由得怀疑起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晚饭后，画家带我们去了他小镇上的家。从小酒店到他家，大约一里路。无数个转弯和满地的积水像是把路程拉长了好几倍。雨还在下，路灯下尤加细密，金色的蜂群一般乱舞。出了小酒店我是与林可同一把伞，一半路程后我又与画家同一把伞。画家擎着的伞整个儿地倾斜到了我这边，这样他没干透的半个肩膀又全湿了。这是一幢六层居民楼的顶层，楼道没灯，我们摸黑而上，雨水从敞口的天窗直射而下，整个楼梯全是蜿蜒的水流。进了门，画家找出仅有的三双鞋子给我们，而他自己穿的再也找不出一双。“我的皮鞋里全是水，索性就赤脚了吧。”画家说。他真的脱了鞋袜在塑料地毯上走来走去了。L这一不爱惜自己的行为遭到了林可的反对，一阵争执后他才不得不穿上了她换给他的鞋子。
这是学校安排给他的一处宿舍。50平米，也可能60平米。布满水渍的墙面像是梦遗者画的一张床单地图。桌上是一大堆蒙了尘的碑帖书法，黄宾虹的画论，千家诗，家谱，一本台湾故宫藏画的画册。床边散乱地摊着一套六卷本的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和一本翻开一半的钱穆的《晚学十论》。L说，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住在杭州，平时这里就他一个人住。一屋子的古旧家具，桌，椅，书柜，茶几，式样大多是明式的。看得出来L是多么地喜爱它们，手指落上去都像是在轻柔地抚摸。这是紫檀。这是红木。这是酸枝木。这是香樟。这是小姐闺房的坐凳。这是床前明月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