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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跳下吉普，踩着碎石，爬下两千米深的乱石滩寻找伤员。驾驶员双腿摔断，四位藏胞脑浆进裂，女孩虽然昏迷不醒，但是鼻孔里还有一丝热气。健壮的曲扎背起货车驾驶员，体重不到五十公斤的李航背着奄奄一息的李秀英，李大姐跟在李航身后，帮他托着女孩的两脚。山上根本没有路，李航他们躬着腰，揪着枯草，脚踩碎石一步一滑。
大约爬了四个小时，他们才把两个伤员背
到公路。当李航将背上的女孩放到地上时，李秀英的身子已僵成了铺板。李航这才想起刚才半途中女孩曾在他背上抽搐过两下，估计当时就咽了气。一想到这儿，李航恐怖得头皮发麻，责备李大姐为什么不告诉他。李大姐苦笑着反问：“当时我要是告诉你，你还能把她背回来？”他们将伤员和尸首送到医院，然后掉头继续赶路，三个人一路都不再讲话。
或许，萨迦魔女还嫌李航他们遭遇的险情不够，就在车祸当天晚上，他们的吉普车又在加查山下爆了轮胎。入夜，雅鲁藏布江岸的风沙大得出奇，不出几个小时，沙子就埋掉了半个轮胎。司机曲扎和李慧莲大姐蜷在座位里打盹，李航惊惧地盯着窗外末日般的世界：漆黑的夜，呼啸的风，狂沙打着吉普的挡风玻璃，发出暴风雨般的噼啪碎响。天上有月，但隐在云后，即便偶尔露出，也被风沙密密地缠裹。
“天哪，有狼！”李航的惊叫吵醒了两个同伴。三个人定睛望去，果真看到黑暗中十几只闪着荧光的绿眼正在朝车头接近。它们削着耳朵，拖着粗尾，目光透着逼人的凶残。曲扎是经验丰富的藏族司机，他立刻打开了车头的大灯。狼群朝后退了几米，退到雪白的灯柱之外，但那幽幽的目光唤起李航一段孩提的记忆。
——那时李航还上小学，晚上跟养母睡在正房的炕上。一天半夜，养母一个骨碌从床上坐起，听到后院有嗷嗷怪响。“不好，有狼！”妇人警觉地翻身下床，敏捷地将长袄披在身上，一把抄起门后的铁叉，并且严肃地叮嘱孩子：“儿啊，要是娘没回来，你一定把门关好！”说完，迈开小脚冲了出去。李航用被子蒙着头，屏息静气地趴在后窗玻璃上，看到养母在后院挥叉追打……养母动作过猛，披着的衣服掉了也来不及捡，白皙的裸体在月光下泛着陶瓷般的光晕。男孩看傻了：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有了美的意识。狼被打急了，越墙逃走。第二天有邻居讲：他们看到一条瘸腿的老狼逃出了村子……
公路上，一群狼顶着风沙焦躁地打转，不时扬起脖，发出幽怨的尖嚎。奇怪的是，在这黑漆撕裂的狼吟里，李航恍惚听到自己的声音，一种发自脏腑的、黏稠感伤的悠远呼唤。
就这样，三个人坐在车里一动不动，屏息静气地和一群野狼对峙到天亮。
在朗县蹲点的一年，对李航来说虽然很苦，但很新鲜饱满。水路，他学会了划牛皮筏；旱路，他学会了骑马，并会用藏语哼唱跑马小调：
朝着山顶走，白雪迎面飘。
岗巴拉山噢，何惧你的险。
有马铃陪伴，有金子马鞍。
当然，藏族人的歌词夸张了些：李航骑的马背上不仅没有金子马鞍，甚至什么都没有！因为林区人骑马不用缰绳，也不用马鞍。不出两日，李航的屁股就被磨烂了，一沾马背就火辣辣地疼。即使这样，他每天也得骑马赶回驻地，披星戴月地在野林穿行。屁股磨得起了老茧，身体摔得已经不知道痛，抓马鬃的手也勒出了血……不过，二十四岁正是喜欢历险的年龄，生理的苦痛，可以转化成心理的激情。
后来，李航不仅喜欢上了骑马，还和藏胞一样爱上了马的灵性。一个人骑马走在林间，李航会突然拉开嗓门学一声狼嚎，或唱一首撕心裂肺的《信天游》……
雨季的林区生活并不比冬季好过多少，白天闷热，晚上潮冷，既要忍受四脚蛇在泥泞里惊蹿，更要忍受蚊虫的叮咬。一个月能穿破两条裤子，一星期会穿烂一双胶鞋，浑身馊臭，奇痒难忍，蓬头垢面如同野人。很脏，但不能洗澡，脏得实在难受了，只能打盆井水在太阳下晒晒，趁同屋不在时擦一擦身。每天吃的，不是熬小白菜，就是煮野蘑菇，还要喝喝不惯的酥油茶、菜糊子，吃吃不惯的青稞面和糌粑。文化生活根本没有，除了单位开会，就是政治学习，偶尔能看一场电影，肯定也是看过不下百遍的老片子，不是《苦菜花》，就是《黑三角》。书在西藏是稀罕物，即便找到报纸杂志，至少也是半年前的。十平方米的宿舍里住四个单身汉，实在冷了，就两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相互取暖。
“白天累，晚上怕，睡了不怕，醒了后怕。”李航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日子虽然过得像受刑，但凭着年轻人耐力和超人的理想，他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挺了过来。“晚上还委屈地掉泪，天亮又会一脸笑容，苦归苦，但也苦中有乐。”
有一次，李航和李慧莲一起陪林业局局长到朗县检查工作，结果被大雨拦阻途中，只得露宿在当地藏胞的房檐下。“怎么，你尿裤子了？”李大姐拿被雨淋得精湿的李航打趣。李航咧嘴苦笑说：“何止裤子，半个身子都尿湿了。”现在听来，这句玩笑根本算不上幽默，但在当时，却像一叶风筝，调亮了天空的颜色。李航刚到西藏的几年，就是这样在劳累和兴奋交织、孤独与理想相伴的日子里度过的。
李航一到西藏就读了一个藏语短训班，但是真正学习藏语，还是在下乡的工作中。藏族姑娘央金年轻美貌、气质卓群，给李航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位贵族小姐，父亲曾在英国留学，是西藏旧政府的外交官。她的贤淑、聪颖以及丰富的学养，不仅改变了李航对藏胞的偏见，而且使他对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工作久了，李航交的藏族朋友也越来越多，刚进藏时的陌生恐惧，随着时光的流逝消除了。有时，李航乍一下见到内地的客人，倒觉得自己是一个藏胞。
由于工作紧张，李航进藏后第三年，才跟领导请假三个月回乡探母，并在养母的张罗下仓促成亲。1981年春节，李航和王宝珠领取了结婚证，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宝珠害羞地怕学生撞见，硬和李航兵分两路，走另一条巷子到家门口汇合。
儿子结婚，对杨紫贤老人来说是大喜事，她跟王家商量，不管怎样都要把婚礼搞得气派。王家没钱陪嫁，老太太自己准备好嫁妆，叫儿子夜里扛到对门，白天再体面地抬回来。婚宴设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秦风楼”，楼上楼下摆了五十桌！李航的亲生母亲也闻讯赶来，但是养母硬将生母送来的被子退了回去。李航夹在两位母亲中间左右为难，对他来说，这双份的母爱过于沉重。李航4月2日举行了婚礼，4日立即动身返藏。回到山南不久，妻子就告诉他自己怀了身孕。
新婚之后一别就是一年半1 1982年元月女儿出世，但是当了父亲的李航第一次看到女儿，孩子已经八个月了。1982年9月李航第二次探亲，刚跳下火车，妻子就将闺女塞到他怀里。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两个月，女儿才认了这个父亲。
女儿出世本来是喜事，可是杨紫贤老人重男轻女，说什么也想再抱个孙子。1983年，老人以“担心两地分居会引起感情危机”为由，让宝珠带着一岁半的女儿进藏寻夫。当然，李航明白，养母此举是想早点要一条男根。
“女儿来西藏受了很多罪，当时只有土豆、萝卜、洋白菜，根本搞不到鸡蛋蔬菜。”聊起那段生活，李航的滋味很不好受，“十五平方米的简易房既做卧室，又当厨房，除了有张床和桌子外，连个衣柜都没有。煮饭烧的是牛粪，25瓦的灯泡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电器。当时我挣九十七元，一半工资寄给养母，剩下的钱不够养活一家，只好让宝珠打临时工……” 不管怎样说，三口人总算过了五年团圆日子。1988年李航的养父出了车祸，宝珠带着女儿赶回家照料。从此，母女俩再没有回过西藏。
5
1982年起，西藏自治区政府逐步实施“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的致富策略，决心改变西藏长期以来“靠天种地、望天养畜”的落后现状，将推动科技进步作为推动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些地县农业部门大力支持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小面积的科技承包试点，摸索并推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经验。为了响应技术干部下乡的号召，原在地委工作的李航也于1982年下乡，到山南地区的乃东县负责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一个猛子扎到今天。
乃东县位于雅鲁藏布江和雅砻河的交汇处，海拔3600米，是古代藏文化的发源地。李航刚到的时候，青稞是当地的传统粮食，但与冬麦相比，产量少，效益低。政府为在藏区推广冬麦，制定了高价收购的鼓励政策，刺激藏胞的积极性。李航经过实验，选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冬麦品种——“肥麦”，并且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跟藏胞示范，一起挥汗田间。3月春播，8月收割，10月冬播，李航一年里有九个月待在乡下，“免费为藏胞当长工”。
山南是“科技兴农”政策的试点地区，仅过一年就成绩卓著：不仅李航负责的乃东县“肥麦种植”初见成效，泽当进行的221亩青稞示范田，也获得了26．7％的增产幅度。如果说，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中尼公路和拉萨贡嘎机场是西藏建设的第一次浪潮，那么1985年国家投资、九省市援建的43项工程则形成了第二次浪潮，这也是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正式起步。作为农牧业为首的西藏经济，自然更将农业现代化的紧迫重任，放在了李航和他的同事们肩上。许多年过去，“科技兴农”虽然成绩斐然，但科技人员为了取得这个成绩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只有李航他们自己知道。
80年代中期，西藏实行了包产到户，大锅饭虽被打破了，但给科普工作增加了难度。就拿推广肥麦来说，要在以前，只要上级下道命令，基层就会立即执行，哪怕千亩万亩，公社都可以统一规划。但是现在，土地被庄户割成碎块，自己愿种什么种什么。李航必须走家串户的动员，苦口婆心地劝说，不厌其烦地解释，麦田每扩大一亩，科技人员都要付出极大的心血。通过实践，李航他们认识到，在西藏实行“农区土地归户，牧区牲畜归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确实保护调动了农牧民积极性，但是还必须将集体与家庭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式封闭作业，否则无法实现农牧业产业化的世纪战略。
李航宽慰地说，目前乃东县的肥麦种植面积达到7000亩，年产高达5000万斤，亩产800斤，为西藏之最。不仅解决了藏胞的粮食自给，同时解决了脱贫问题。到了1988年，当地粮食达到饱和，李航他们又及时帮助藏胞做产量调整，相对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
80年代末，山南发生大面积虫灾。看着成片麦田毁在害虫的啮齿下，李航心急如焚，决定推广“种子包衣，药剂拌种”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但是在夏果村，当李航将拌好药的种子交给藏胞要他们播种时，藏胞看到颜色变红的种子担心中毒。有人试探地问李航：“你要敢吃，我就敢种。”
“包了药的种子是不能吃，但等明年长出的麦子，我可以吃。”李航耐心解释。
“你不敢吃的东西，我们怎么敢种？”对方理直气壮地反驳，搞得李航哭笑不得。
有的藏胞表面配合，实际敷衍，只等技术人员一走，他们就随手在田头挖个坑，将拌好药的种子成袋埋了，害虫来年照样肆虐。李航抱怨说：“着急得我们也骂娘，跟领导汇报时也很动气。但是急归急，气归气，工作还得继续做。”
西藏的神很多，禁忌也很多，尤其是对自然界，藏人怀着无限的敬畏与虔诚。他们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丰年享受，灾年承受，他们不肯打药杀虫，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丰收，而是怕“杀生”惹祸，来生经受地狱的折磨。
1994年大旱，当地爆发蚜虫灾害，黑芝麻样的虫子密密麻麻爬满麦叶，如不及时控制，当年粮食面临严重减产。李航和同事们走街串户，踏破了门槛，磨烂了嘴皮。不少藏胞认为天旱和虫害是天神的惩罚，说什么也不肯喷药“杀生”。但是，打药只要漏掉一家，蚜虫就会多一个避难所，杀虫工作便前功尽弃。最后，李航和同事干脆自己背上了药桶，十天喷了一万多亩农田。
在西藏搞科普是一项苦差，李航说：“我们干的，是既复杂又很不起眼的服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