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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2）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场化”的皇权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权力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权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权力的背后却是一个“鬼魅横行”的世界：暴力、凶杀、冷酷、无情、残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8部著名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无不围绕权力展开，以权力决定论为主线。翻遍《二十四史》，满纸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将、宦官们在肆无忌惮地上演数千年的传统旧剧。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充斥着无数个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兄、杀弟、杀子、杀友的故事。数千年来，这种蛮横的“权力逻辑”竟然在皇权社会里大行其道！
在中国皇权社会，官场既是戏场，又是战场，生活在官场上的人既要会逢场作戏，更要会耍弄真刀真枪。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全社会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厮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没有什么情义可言，只有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这样，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一直忙于“窝里斗”，陷入了争夺权力的沼泽烂泥之中，不能自拔，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更丧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价值的光辉几乎全部被淹没。
几千年来，这张由专制帝王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在皇权社会里，作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以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
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宰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祸害”，他们对宰相真是既恨又爱。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务，所以皇帝必须找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权体制内，作为最高行政首脑，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称是整个皇权国家的“二把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