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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腐败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腐败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制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参“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刘邦一坐上龙椅，就任命他为齐国的“相”。
当时，齐国总共有七十余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新官上任后，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齐国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可是，大家意见纷纭，众口不一，弄得曹参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盖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曹参听后，大受启发，便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过去了，齐国国泰民安，成为一片乐土，曹参声名大震，被人们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故。曹参知道后，就让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长安当宰相了！”听了这话，许多人不相信，有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哪知道，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进京担任丞相。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曹宰相”倒好，却是一把火也不烧：在处理政务时，他全都按照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理；在任免官吏时，也只选拔那些年龄比较大、忠厚老实的人，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喜欢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总之，他这个宰相当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弄得屋子里是酒气熏天。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位“宰相大人”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于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个究竟。谁知道，一见到曹参，话还没有说出口，曹参就会热情地拉着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个丞相府里鸦雀无声，国家也是太平无事。
在丞相府旁边，有一座小花园，本来是相府属吏们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饮酒作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家伙也就跟着整日聚会狂饮，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后，有一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参拉来，想让“曹宰相”把这帮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欢呼着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开了。
没几天，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传到了皇帝刘盈（惠帝）的耳朵里了。听说曹宰相这副做派，汉惠帝刘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参的儿子就在宫里做侍从，刘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想到，儿子的话刚出口，曹参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胖揍。打完后，曹参只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给我滚回去，好好做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应该过问的。”
最后，刘盈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参召进皇宫，并责备他：“是朕让你儿子劝你，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急忙脱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后问道：“陛下，您觉得自己与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盈的父亲）谁更英明？”刘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参又问：“那么，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答道：“与萧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点。”曹参说：“现在，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我们只要坚持不变，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吗？”刘盈这才恍然大悟：“对，你说得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一直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贰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当于半个君主。平心而论，这句话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丧失了一半。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反而是忙于内斗，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他们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李林甫：“一雕挟两兔”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