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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悲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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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呶弧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冯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卫州。愍帝前脚刚走,冯道这位“当朝宰相”就率领文武百官夹道欢迎潞王。既然冯道这么“识时务”,李从珂也不能亏待他,便命他继续担任宰相。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迷魂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无耻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


  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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