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去追赶狡兔的情景吗？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这辈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就这样，在临死前，这位杀出上蔡的河南人，对自己追逐权力的一生进行了一次全面否定！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对“权力场”有着一种异常的嗜好，有着强烈的权力癖。也许是受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影响，许多人从一开始读书识字，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才产生一种内在的冲动，促使许多读书人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上窜下跳，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为了权力，他们可以阿谀奉承，磕头巴结，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奴才相”。一旦在官场上失意，他们就会如丧考妣，怨痛万分。许多古代文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沉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却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人格，李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直到临死前，李斯才大彻大悟，但是为时已晚。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上蔡纵狗猎兔，又何至于此；不过，要让他在上蔡一辈子啃干馍、喝糊糊，也真够他受的！
李斯杀了一辈子人，现在竟然轮到自己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啊！作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在骊山脚下坑杀数百名儒生、方士时，他大概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眼下，自己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才唤醒了李斯早已泯灭的人性。此时此刻，这位大秦帝国的丞相、《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自己效命的这个残暴的朝廷痛心疾首。本来，以“指鹿为马”著称的赵高要处死李斯，只要砍掉他的脑袋就行了，人只有一死，何必来一次腰斩，再剁成肉酱呢？可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也许就是李斯担任廷尉时制定和颁行天下的呢！
其实，李斯应该明白，正是自己给刽子手们创造了机会，才使他们练出了这种又割又剐、又凌迟又腰斩的职业本领。最后，李斯咎由自取，只好痛苦地领受自己制定的酷刑，在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这时，李斯是多么怀念那早已逝去的牵着大黄狗，走出上蔡城东门，在秋日的夕阳下追逐成群狡兔的岁月啊！
所以，后人就把李斯的这句话缩成“东门犬”三个字，既表示悔不当初，也表示对自己一生沉溺于“权力场”的彻底决绝。孔老夫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对这位河南汉子来说，这也就够了！
“华亭鹤”陆机
除了李斯，还有一位“大彻大悟”的读书人，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就是西晋的陆机。无独有偶，他也在临死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表示后悔不迭的典故——“华亭鹤”，正好与“东门犬”对仗工整。据说，在被砍头前，他曾说过一句“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时，距李斯之死已经511年了。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因为他曾经担任平原内史，所以被世人称为“陆平原”。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名将，他们家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
华亭，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上海市郊区的吴淞口。西晋时，这里有大片的滩涂，许多迁徙的候鸟都在这一带停留。
据史书记载，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样一位出身高贵的风流才子，想必仕途是一帆风顺吧？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跟随成都王司颖之后没几年，陆机却接到了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当时，陆机告诉部下：“当初，成都王司马颖托给我重任，我想推辞，却没有成功；今日，竟然要遭受诛杀，难道不是命运的捉弄吗？”直到临死前，他还镇定自若地给下令处死他的司马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然后“面不改色”地受刑。
其实，陆机被杀原本并非必然，完全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倘若他一直呆在华亭，完全可以继续听他的鹤唳声，可以吟诗作赋，根本没必要来首都洛阳谋求发展。如果说李斯把上蔡这个小县当成“厕”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陆机竟然把人才济济的江东看成是“厕”，那他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吧！
想当初，陆机刚到洛阳时，也曾大大地风光了一番：京师万人空巷，夹道欢迎他。这时，陆机真是如登仙境，只要他一开口，想做官，不是宰相，也是公卿。退一步说，凭他的才华和声望，由他来领衔文坛，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他来说，高位、盛名、权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可是，一个好文学家，不一定会做官；同理，一个官做得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好文学家。陆机的名作《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评论，具有独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探讨了东吴的兴衰存亡，如果他坚持写下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一定“非同小可”。但是，一个人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陆先生”有了这点本钱，便骄傲起来，以为可以伸手要官，可就令人不敢恭维了。到最后，失败、杀头，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刚来到洛阳，陆机就利欲熏心，喜欢结交权贵。可惜，他所交非人，竟然与臭名昭著的贾南风的外甥贾谧“亲善”，结果被大家看不起。不久，他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卷入了“走马灯”似的“八王之乱”，惹来杀身大祸。
起初，他是在吴王司马晏手下做一个郎中令；后来，他投靠赵王司马伦，当上了相国参军。不久，赵王司马伦登上大宝，陆机投机成功，被破格提拔为中书郎。哪知道，没多久，赵王司马伦又被齐王司马冏推翻，陆机也被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亏，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出面为他说情，才发配3000里，没有丢掉脑袋。
过了几年，朝廷颁布大赦令，陆机也被放了回来。按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回他该“金盆洗手”了吧！不，这位“陆先生”竟然“负其才望”，要“志匡世难”，救万民于水火。其实，他对洛阳恋恋不舍，恐怕是另有所图，也许是贪慕官位，还想再赌一把。权力好比“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投身“权力场”，饮出一点味道了呢！
可惜的是，他把“宝”押在了成都王司马颖的身上，“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不过，司马颖偏偏是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大笨蛋，陆机焉有不败之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机最后竟然遭到小人的陷害，被自己心目中的“中兴之主”——司马颖下令处死于军前。本来，他身为一军之长，还可以起兵“清君侧”的，或者是交出军权，逃到天涯海角，司马颖恐怕也拿他无可奈何。但是，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害了他，加上他素来喜欢感情用事，最后竟然乖乖地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文人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在“权力场”上随波逐流，甚至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依附于权贵，沽名钓誉，为当权者（主要是皇帝）卖命，最终迷失了自我，甚至于被当权者所杀悔之晚年！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俗话说得好，“七十二行，官为首行”。几千年来，“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皇权社会的特征。
皇权社会里，享有特权的“官位”具有“收益高、稳定性强、风险小”的行业优势，因而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对象。一旦捞到“一官半职”，马上就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人前显贵，那份荣耀真是令人羡慕。
从隋唐以后，历代王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了能够挤进官场，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倾尽毕生精力，在浩如烟海的经书中苦苦攻读，那种悲壮精神就连皇帝老儿见了，也会为之动容。
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地埋头于“四书”、“五经”，一方面极大地缓解了读书人的“逆反”心理，强化了知识精英对于专制皇权的依附，造成对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有力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取士也为官僚队伍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促使官僚集团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巩固了皇权专制制度。
古人云：“十年寒窗苦！”中国古代的文人之所以要皓首穷经，埋头在故纸堆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飞黄腾达，享受富贵荣华。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金榜题名的背后，却隐含着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的故事！
漫漫科举路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方针，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自从隋朝以来，这种开科取士的制度就成为专制帝王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天下读书人获取功名利禄的主要途径。
不过，要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容易。打个形象的比喻，科举考试就好像是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士子们只能一级级地向上爬。下面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第一步，是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考生们必须要“过三关”——县考（由知县主考）、府考（由知府主考）和院考（由本省学政主考）。
只有考中了秀才，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乡试是本省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考试的试题由皇帝“钦定”，监考官也是由皇帝任命。乡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平均10～20个人才录取一个人，考上了就成为“举人”。
考上举人，就有资格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叫春闱）。清代会试的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的贡院，连考9天，共考三场，录取率连10％都不到。通过会试的人，就取得“贡士”（又叫“进士”）的称号。
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但是究竟做什么官，却要取决于殿试的成绩。殿试起初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乾隆以后移到了保和殿，前十名是由皇帝“御笔钦定”。殿试的一甲录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录取100～300人不等。
只要考中进士，就可以披红挂彩，骑马游街，那是何等风光！反之，“名落孙山”的人却是面如死灰，有的人昏倒在金榜之下，甚至找一根麻绳上吊，从此永诀考场。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上举人却发了疯。
在科举制度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困死在考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却一事无成。
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将天下读书人视为“网中鱼”、“池中物”，竭力提倡和灌输一种“科举文化”。这不，大宋真宗皇帝赵恒就曾“亲自上阵”，作了一篇《劝学文》，公开鼓励读书人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考试，好就好在：“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所以，历代王朝一再宣称科举考试为“抡材大典”，标榜“选无遗珠”，目的就是将天下贤才“咸纳于其彀中”。
可是，科举考试的名额毕竟有限。就拿清代来说，全国秀才的名额大约有25000名左右；乡试的名额在1500名左右；会试的名额更少，只有250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95％以上。对于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是无法绕过的。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到殿试，前后总共要经历十几次考试。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是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在现实中，许多士子往往是在某一级的考试上止步不前，蹉跎岁月。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状元王式丹，他20刚出头就考上秀才，等到考上举人时已经是58岁的老头了。也就是说，王式丹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到举人的路。其实，王式丹还算是一个“幸运儿”，更多的士子则可能“科场蹭蹬”，永远看不到“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来说，“名落孙山”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对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即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