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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悲剧-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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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一旦有二心,没人能对付得了他,便对他起了杀心。这时,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不轨,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柄宝剑:“过去,先生教我伐吴七策,我仅用三策就灭掉吴国。现在,请先生去地下实行其他四策吧!”文种拣起宝剑一看,见上面写着“属镂”二字,正是吴王夫差令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剑,只好仰天长叹,拔剑自刎。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给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知道进退,所以后人曾有评论:“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凉,越发衬托出范蠡的过人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范蠡看透了“权力场”,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大智大勇实在是千古罕见,不是常人所能及!


袁世凯:“以退为进”(1)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就是百战百胜的西方名将拿破仑也曾兵败滑铁卢。在皇权专制时代,面对逆境,又该如何“自处”?在这方面,狡猾的袁世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就是他的“秘诀”。在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下,袁世凯“以退为进”,果断地抽身离开朝鲜,不仅保全了自己,还迅速地东山再起。
  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战争越打越大。为了拱卫京师,防止法军入侵,清政府下令调驻扎朝鲜的清军统帅吴长庆回国,镇守辽东。吴长庆走后,驻朝清军被一分为三:由袁世凯接统淮军“庆字营”,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各统一军,但由吴兆有总统三军。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逼迫国王李熙移居别宫,并“邀请”日军入宫护卫。这时,袁世凯主张立即发兵平乱,而吴兆有等人则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再行动。由于时间紧迫,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率军出击,救出国王李熙,并一举消灭了开化党人。
  可是,日本对朝鲜早就处心积虑,并不甘心失败,又开始增兵朝鲜,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挑起中日冲突。
  在驻朝清军内部,吴兆有等人早就对袁世凯的专横不满。原来,袁世凯的权力欲很强,骄傲自大,竟然看不起吴兆有。本来,按照官职,吴兆有既是二品总兵、记名提督,又是驻朝清军的最高统领,而袁世凯只是一个五品的“同知”,充其量只能算是吴兆有的“副手”!可是,袁世凯却目空一切,公然自封为“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清军主帅”的模样出现,对吴兆有行文时居然用上级对下级的格式——“札饬”,把吴气得肚子发胀,差点没背过气去。最后,连朝鲜国王李熙也被袁世凯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的官大,应该谁指挥谁?
  这时,吴兆有趁机“落井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袁世凯,还控告他擅自挪用军费。原来,在“甲申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平素与袁世凯交往密切。事后,袁世凯既顾念旧情,又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就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作为“正常开销”入账。没想到,吴兆有竟拿此事大做文章。最后,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就给了袁世凯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照数赔偿。
  因为日本指控袁世凯挑衅,所以李鸿章派吴大澂、续昌两人去朝鲜调查。袁世凯知道后,急忙使出浑身解数,将各个漏洞抹平,并预先做好了周密安排。
  吴大澂和续昌一到汉城,袁世凯就用美女、银子将他们服侍得非常舒服,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报告了“甲申事变”的经过,并为擅自开衅之事自责。当然,他早已想好了各种理由,巧妙地穿插在“自我检讨”之中,既表明自己当时那么做是万不得已,又是怎样英明、果断,说得吴、续二人连连点头。
  当时,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鲜与中国谈判。在中日谈判中,对井上馨咄咄逼人的过分要求,吴大澂、续昌不敢反驳,节节败退,袁世凯就站在一边,急得要命,却又没辙。当井上馨提出清政府从朝鲜撤军的要求时,软弱的吴大澂居然唯唯诺诺,尽管袁世凯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用。“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吴、续两人面前,袁世凯还得满脸堆笑,毕恭毕敬。
  最后,袁世凯真是心灰意冷,满腔怨气。当时,驻朝清军里许多人对他独霸军权早就不满,现在见他失势了,便胆子壮起来,又在两位特使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蓄养官妓、贪污军饷、贩卖烟土。虽然袁世凯绞尽脑汁,百般掩饰,总算应付过去,但他还是伤心至极,大叫:“官运恶极!”眼看处境艰难,哪一路“神仙”他也得罪不起,袁世凯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走为上策”,便借口养母牛氏有“病”,向吴大澂请假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凯“伤痕累累”地离开汉城,乘军舰抵达旅顺。在那里,袁世凯拜见堂叔袁保龄,将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来。对袁世凯此时主动“引退”,袁保龄却大加赞赏,认为他“识时务”!
  几天后,吴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赞他在朝鲜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果断英明。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指袁世凯)才可用”。由于吴大澂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外人士都关注的“风云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陈州府后,袁世凯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在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袁世凯也不甘寂寞,经常与堂叔袁保龄通信,谈论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过,袁世凯这次在家乡并没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七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袁世凯,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八月下旬,应李鸿章之召,袁世凯赶回天津。本来,李鸿章准备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与袁世凯一起护送大院君回国。后来,他又担心此举既可能引起朝鲜政府的疑虑,又容易引发中日纠纷,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事后,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半开玩笑地作了解释:
  “韩人(指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临行前,李鸿章又亲自为袁世凯设宴饯行,并说道:“今如演戏,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你这位主角登场了!”可见,李鸿章对这个后辈是多么器重,并对袁世凯的朝鲜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纪轻轻(这一年,他才26岁)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鸿章的如此赏识,袁世凯真是感激涕零,便对着李鸿章一揖到地,然后大步踏上了征程。


袁世凯:“以退为进”(2)


  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专制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专制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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