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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国城，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国的幻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狐死首丘”，临终时，徽宗遗愿归葬宋土。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皇权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上面还有一个“慈禧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不，在慈禧的一手导演下，一个“空前绝后”的限制皇权的法律文件——《训政细则》出笼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政还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传出，嗜权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争。在她的策划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是为光绪帝。因为载湉即位时才4岁，所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权宜之举”，“一俟嗣皇帝（指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快要成人了。这时，慈禧碍于祖制，不得不做出准备“归政”的姿态。六月，她亲自召见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从今年冬至开始，由皇帝亲自前往圜丘行礼，并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
乍看起来，慈禧是在信守诺言，准备把皇权归还给光绪。可是，慈禧这个人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大权旁落”，盘算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操纵清廷的大权。对此，醇亲王奕■当然是“心领神会”。作为慈禧的亲信，奕■深知这个女人不简单，此举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群臣的态度，看他们对她是否忠诚？
奕■果然没有让慈禧失望！没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个“训政”的主意，并带头上奏，请求皇太后“训政”。在这份奏折中，他首先对慈禧歌功颂德，吹嘘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后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满20岁才归政，而且光绪亲政后，也应当永远依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闻。这样一来，不但大大推迟了光绪亲政的时间，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为了壮大声势，奕■又联络世铎、伯彦纳谟祜等人，一起请求慈禧再“训政”数年。十月，奕■、世铎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训政细则》：“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根据这个细则，所有军国大事都要由慈禧处理，光绪即使亲政，也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醇亲王奕■恰好是光绪的生身父亲，却带头制定《训政细则》，给光绪打造了一副“政治枷锁”！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这么奇怪，有时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鉴于光绪即将大婚，慈禧不能再厚着脸皮不归政了，只好宣布：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起正式“归政”。可是，在奕■的指使下，军机处起草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提出：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这样一来，光绪虽然可以批阅奏折，却没有最后决定权，慈禧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实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月，光绪帝大婚。婚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二月初，光绪正式举行“亲政大典”。不过，这与其说是光绪“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通过“训政”的方式为自己遥控朝政铺平了一条“金光大道”。
光绪亲政后，慈禧表面上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是，根据《训政细则》，她继续操纵着朝政，并对光绪进行“遥控”。每个月，光绪帝至少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训”两次，有时甚至多达五六次。至于重要的奏折，光绪必须送呈慈禧“慈览”，才能作出决定。
说起来，也是光绪帝倒霉！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素来有两面性：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似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对于皇权的具体范围和大小，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尽管皇帝高高在上，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皇权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皇帝包揽一切事务，小也可以小到皇帝大权旁落，甚至完全听命于他人。现在，光绪偏偏碰上了慈禧这么一个强悍又有心机的女人，给他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将皇帝置于“陪衬”地位，并明确规定：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慈禧定夺。在皇权社会里，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偏偏让刚刚“亲政”的光绪第一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所以，对于这份《训政细则》，光绪身边的一些大臣愤愤不平，御史安维峻就曾直接上疏指责慈禧：
“皇太后既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至于光绪本人，也不甘心永远做一个“傀儡皇帝”，他开始组织力量，试图摆脱慈禧的控制。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光绪感到只有变法才能自强，对这份“碍手碍脚”的《训政细则》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向慈禧摊牌：“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慈禧被迫同意他实行“戊戌变法”。
不过，好景不长，慈禧很快就发动政变，将光绪押到瀛台囚禁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随后，慈禧再次以“训政”之名行“亲政”之实，光绪每天除了从瀛台被拉来早朝外，不得自由出入。从此，光绪就成了一位真正的“孤家寡人”，过着凄凉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高级囚徒”的生活，只有终日长嘘短叹：
“朕不如汉献帝也！”
宰相：战战兢兢的“二把手”
在权力面前，谁能不动心？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权力最大的人莫过于皇帝了，可惜这个龙椅不好坐。别的不说，先要有皇族血统，最好是皇帝的儿子，要不然是皇族后裔也行，再差也得和老皇帝是一个姓吧！就这条要求也怪苛刻的，因为血统是先天的，大多数人生下来就和皇帝的宝座无缘了。
相对来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比皇帝现实得多了，因而被许多人所羡慕。当然，这个位置肯定是有许多好处，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夺了。首先是知名度高。要说起天下知名度最高的人，那一定是皇帝，但皇帝高高在上，又住在皇宫里面，和一般老百姓离得太远，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宰相。所以，只要做到了宰相，当然是大大有名的。
除了名，还有利！先不说做了宰相以后，许多“灰色收入”会滚滚而来，就算合法的收入也不少啊！作为当朝一品，薪水自然是最丰厚的，待遇也是最高的，出门坐轿至少是不用回避别人了，很多生活起居也不需要自己“掏腰包”。此外，皇帝还会隔三差五地给赏赐，例如，刘备一攻下成都，就赏给诸葛亮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蜀锦1000匹。只要做了宰相，即使不收贿赂，也是一个“富家翁”，绝对不会穷困潦倒！
在名、利之外，还有权！作为全国的“二把手”，宰相的权力也蛮大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深受儒家教育，要济世安民，为天下苍生造福。在皇权社会里，要做事，就得做官，要做官就得做最大的官——宰相，正所谓“出将入相”也。例如，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诗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极，他的诗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还是郁郁不得志，为什么呢？就是没做到大官（特别是宰相），不能为苍生造福啊！至于宋朝的王安石，诗词、文采都好，还要做宰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能爬上宰相这个位子的，自然不是凡人，不是政坛高手，就是理财高手，要不然也是个文学家，或者是由将而相，甚至人际关系专家也行，反正得有点本事才行，否则你“占着茅厕不拉屎”，不是被人架空，迟早也会被人灰溜溜地赶下台。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有权力，就会有义务；只要有快乐，就会有痛苦。这样才符合辩证法啊！
要做事，就难免得罪人。特别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容易得罪豪门权贵，而他们偏偏与皇帝关系最亲，随时可以上达圣听，到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听得多了，皇帝就会逐渐对你起疑心。对此，宰相也只能“忍”！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因为宰相位高权重，对皇帝这个“一把手”无形中构成威胁，所以皇帝难免对宰相有警惕心理。皇帝一不高兴，你就得准备下台；如果发生大事了，比如天灾什么的，宰相也要负责任，下台；就算你干得不错，像老黄牛一样，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你就得准备下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三朝元老”，“三朝宰相”倒是十分罕见。
所以，在皇权国家里，宰相虽然是“老二”，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在许多方面还得看“老大”——皇帝的眼色行事！
其实，宰相“光荣”下台还算是命好的，搞得不好，还会掉脑袋。这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杀了好几个宰相，朱元璋一口气杀了三个宰相，“一代仁主”康熙也把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给杀了。这些宰相之所以倒霉，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势力，已经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
总之，“宰相”这个位子不好做，做得辛苦，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之外，就数宰相的权力大。几千年来，各式各样的能人志士们纷纷“飞蛾扑火”似地冲这个位子扑去，享受着宰相带来的快乐和痛苦！
皇帝的“替罪羊”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好宰相”也不容易，因为皇帝是圣明的天子，至高无上，不可能有什么“过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但人们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指责“二把手”——宰相。没办法，宰相也只有自认倒霉，乖乖地下台，所以宰相们心里“苦”啊！
这不，千百年来，秦桧一直被视为“卖国贼”，饱受后人的痛骂。可是，人们何曾想到：秦桧只是宰相，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哪来“十二道金牌”？没有赵构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将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不过，在皇权社会里，人们不敢骂皇帝，秦桧只好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赵构却啥事也没有！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仪之死
上官仪（约605～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人。早年，他就才华横溢，精通佛教经典，兼涉经史，文章（特别是诗词）写得好。贞观初年，他考中进士，出任弘文馆直学士，升秘书郎、起居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改任秘书少监，不久当上了宰相（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当时，软弱无能的高宗李治突然害了一场大病，整天头晕眼花，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实在是无法处理那些奏章，而皇后武则天很能干，又懂得一些文墨，高宗对她非常宠爱，便命她代为处理朝政。
武则天“一朝权在手”，就志得意满，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连高宗想干什么，都得她点头才行。时间一长，高宗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太“窝囊”，对武则天很是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的一天，唐高宗忽然和武则天闹矛盾了，两个人吵了个面红耳赤。在一怒之下，高宗把宰相上官仪找来，向他“诉苦”！皇帝竟然要找宰相诉苦，告大老婆的状，真是古今罕见！
对于武则天的飞扬跋扈，上官仪早就看不惯，所以他就建议说：“陛下，既然您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高宗这个人向来没有主见，觉得有几分道理：“那好，你就代我起草一份诏书吧！”
这些话，都被旁边的两个小太监听见了，他们都是武则天的心腹，急忙飞报武则天。
上官仪毕竟是一个文人，他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没能把握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武后废掉，而是把心思都放在起草诏书上，想构思出一篇“大文章”来，好青史留名。真是愚蠢啊！上官仪也不想一想：一旦废后失败，他就要第一个遭受杀身之祸。
结果，这份诏书还没有起草出来，武则天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卷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阴风。她站在龙书案前，一步步逼近李治，追问：“陛下，你为什么要废掉我？十几年来，我为你生儿育女；在你生病期间，又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