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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知道后，认为这是陷害夏言的大好机会，便四处活动。首先，他买通了皇帝身边的一些太监，让他们不断吹冷风，说收复河套太冒险，会招来战祸。同时，他又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招，就是勾结边将仇蛮，让他上书污蔑夏言，说他收受了曾铣的贿赂。
所以，嘉靖就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倾向严嵩。得到皇帝的支持，严嵩便有恃无恐，公开向夏言进攻。夏言当然不肯让步，两人便相互攻击，有时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争吵不休。昏庸的嘉靖哪能明辨是非？最后，他也不问是非曲直，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把夏言革职，赶回江西老家。
赶走夏言后，严嵩又“得寸进尺”，想把夏言害死。对于嘉靖，严嵩非常了解，知道他骄傲自负，喜欢护短，又易怒好杀。于是，严嵩便唆使爪牙放出谣言：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说皇上出尔反尔。这一招果然奏效，嘉靖恼羞成怒，对夏言恨之入骨。
天下的事，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俺答率军南下，侵扰宣化，严嵩乘机大进谗言：因为夏言、曾铣提议收复河套，激怒了俺答，这才率兵前来报复，嘉靖就更加相信夏言是“别有用心”，而严嵩是“忠心耿耿”。最后，嘉靖下旨，将夏言、曾铣斩首示众，其他曾经支持收复河套的官员也都受到了处分，杀的杀，罚的罚，贬的贬。就这样，利用“河套事件”，严嵩不顾国家大计，巧施毒计，陷害无辜，终于达到了铲除政敌夏言的卑鄙目的。
为了一己之私，严嵩竟然不惜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可见，严嵩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他的灵魂是多么可耻，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
至于冤死的夏言，表面上死在政敌严嵩之手，实际上是得罪了嘉靖皇帝，所以他也是专制皇权的“牺牲品”！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严嵩的倒台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过了十几年，也该轮到严嵩倒霉了。
在嘉靖年间，严嵩可是有名的大奸臣，他把持朝政多年，作恶多端。不过，在他得势时，要将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因为有嘉靖皇帝为他撑腰。
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严嵩就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水衙门”做起，一直爬到内阁首辅的高位，前后把持朝政达20年之久。当时，嘉靖笃信道教，在宫中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国家。后来，海瑞曾在《治安疏》里批评他：“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
像嘉靖这样一位“懒皇帝”，当然需要一个既能够投其所好，又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替他处理朝廷政务，而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了讨好皇帝，他经常代嘉靖起草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青词”。以严嵩的才华，他写的“青词”旁人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因而深得皇帝的欢心，严嵩也因此博得了一个“青词宰相”的美名。
所以，嘉靖和严嵩这一君一相之间的关系倒是非常和谐，“如鱼得水”。于是，严嵩以皇帝为“靠山”，和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一时间把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不过，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仍然不畏权势，不断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可是，严嵩仗着嘉靖的宠信，这些人不是被充军，便是被杀头。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破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此外，他还指责严嵩豢养“五奸”：皇帝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帝的爪牙都是严的党羽，皇帝的耳目都是严的奴仆，朝廷的言官都是严的鹰犬，群臣都是严的心腹。
这份奏疏直指要害，言辞也非常尖锐。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其中任何一条罪状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嘉靖依然宠信严嵩的情况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何况，杨继盛这个人“书生气”太盛，竟然在奏疏里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还要求皇帝的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也站出来揭发严嵩。
所以，“老奸巨猾”的严嵩立即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裕王、景王的父子关系。嘉靖大怒，下了一道圣旨：
“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后，遭受种种非人的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不过，杨继盛一身正气，拒不“认罪”。在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真是迂腐啊！一直到死，杨继盛还向皇上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没有丝毫的怨言，而“皇帝陛下”却视他如草芥，竟然认为他是因为贬官而心怀怨恨，才诬陷“忠臣”严嵩。这既是杨继盛的悲剧，也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悲剧（竟然寄希望于嘉靖，也未免太傻了），也是皇权专制时代的悲剧！
对于杨继盛这样的“傻瓜”，严嵩当然不怕，因为他们不讲究政治策略，只能是死路一条！不过，严嵩也并非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就潜伏在他的身边——内阁次辅徐阶。论起来，徐阶早年还曾受到夏言的提拔，所以一直与严嵩有矛盾，但他也知道严嵩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好苦苦地等待机会，并坚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向来善于逢迎的严嵩在无意间得罪了喜怒无常的嘉靖，从此恩宠渐衰。
原来，为了潜修学道，嘉靖长期住在西苑的永寿宫。这年十一月，一把大火竟然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
当时，朝臣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重修永寿宫，有的主张请皇帝搬回大内（指紫禁城），莫衷一是。于是，嘉靖就征求严嵩的意见，而严嵩主张皇帝暂时住在南宫（重华宫），这下子可犯了嘉靖的忌讳——南宫过去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
内阁次辅徐阶一向机警，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便趁机提议修复永寿宫，并亲自主持这个工程，以最快的速度竣工，从而博得了皇帝的欢心。所以，嘉靖就逐渐把朝政交给徐阶处理。
为了扳倒严嵩，徐阶又利用嘉靖笃信道教的特点，不惜重金收买他身边的“大红人”——道士蓝道行，让他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严嵩失宠这个“最高机密”被御史邹应龙在无意中获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邹应龙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连夜动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弹劾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
“臣请斩（严）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严）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这时，嘉靖正对严嵩父子不满，而邹应龙的奏疏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他当然不会砍掉邹的脑袋，反而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逮捕。
其实，这一切，都是老奸巨滑的徐阶一手“导演”的，而蓝道行和邹应龙只是他的两个“枪手”而已。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原来，严嵩只是“致仕”（即退休），并未“伤筋动骨”。至于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流放到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还没到雷州，他就中途返回老家——江西分宜，依旧是威风凛凛。
这时，巡江御史林润担心严世蕃会东山再起，急忙上报朝廷：严世蕃“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还“私通倭寇”。很快，严世蕃就被逮捕，押解到京师。
没想到，严世蕃居然花重金买通了“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让他们故意在“罪状”里写进曾弹劾严嵩父子的杨继盛等人，以激怒皇帝，因为嘉靖一向护短，从来不肯承认错误，只要他一看这份奏疏，肯定会同情严嵩父子，形势又会大变。
幸亏，内阁首辅徐阶精明，对这份文书进行修改，着重强调那些与嘉靖没有直接关联的罪状：严世蕃等人诅咒朝廷，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妄图谋反，并准备“外投日本”。平心而论，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谋反”、“通倭”之类的罪状却是纯属“不实之辞”。徐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斗倒严嵩，防止他东山再起。
果然嘉靖对严世蕃“谋反”、“通倭”不太相信，又命三法司重新核实这些罪状。于是，徐阶又代三法司起草了一份奏疏：严世蕃“谋反”、“通倭”证据确凿，理当问斩。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斩首、抄家，严嵩则被贬为庶人。
在政敌徐阶的一手策划下，严嵩的儿子被斩首，孙子被发配充军，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严嵩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很快就一命呜呼。
其实，严嵩父子恶贯满盈，他们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义正词严”地弹劾严嵩，反而适得其反？为什么打倒严嵩的人偏偏是狡猾、奸诈的徐阶，而不是正直的夏言？乍看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问题的关键，是嘉靖皇帝的态度。徐阶这个人非常狡猾，善于玩弄权术，对嘉靖的心理了如指掌，所以，在对付严嵩时，他非常注意“技巧”：既要处死严世蕃，斗倒严嵩，又不能彰显曾长期宠信严嵩父子的嘉靖的过错；而“谋反”、“通倭”之类的罪行，都是在嘉靖罢免严嵩之后发生的，嘉靖当然毫不知情，丝毫无损于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能一举成功。
在那个专制时代，皇帝和皇权高于一切，徐阶这么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都是弹劾严嵩，但弹劾的人却是形形色色。显然，徐阶、蓝道行、邹应龙等人的人品，是无法与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文臣：权力主宰了理性
自从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中国历史已经有2800多年，其间有记载的文人真可谓“不可计数”。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的名士，也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那些庸庸碌碌者，就更是无法计算了。
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文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一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集团，他们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但是，在皇权专制政体下，一旦投身权力场，在权力和名利的熏陶和挤压下，他们往往是有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的构陷、权臣的排挤；更有一些无耻的文人，竟然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卖身投靠权贵，干出许多不顾廉耻和名节的事情来。
士大夫的“工具化”
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以及天子对诸侯的制约）逐步丧失，皇权逐渐演变为一只无所不在、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怪兽”。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曾建议分封诸侯王，把几位皇子派去镇抚偏远的燕、齐、楚等国，群臣都认为王绾的话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结果，秦始皇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于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都收归中央，就连话语权也归于一统。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终于发展到了极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金口御言”，顶臣下的一万句，他一个人垄断了话语权，芸芸众生只能“万马齐喑”，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蹦蹦跳跳，大展淫威。
从此，全国臣民都听命于皇帝，只听他一个“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