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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悲剧-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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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全国臣民都听命于皇帝,只听他一个“脑袋”指挥,中国文人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向诸侯王献计献策(这是一种近似于平等的关系),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这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士大夫要想向皇帝提个建议,还得先看一看皇帝的脸色,看他高不高兴;如果不高兴的话,就可能掉脑袋。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了一块“忠孝节义”的牌坊,而缺少了一座“理性”的丰碑,士大夫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有皇帝一个人在思考,其他人也就没有必要再独立思考了。于是,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也逐渐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丧失了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


士大夫的“工具化”:“儒狗”叔孙通


  叔孙通(?~约公元前194年),鲁地薛(今山东枣庄)人,秦末汉初的儒生。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喜欢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先后换了十几个主子(这一点,就连五代时的冯道恐怕都“自愧不如”),最后才跟定汉高祖刘邦。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称叔孙通为“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活像一条“哈巴狗”,对主人阿谀顺从,谄媚讨好,而且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随时体察主人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所以他能经常讨得主子的欢心。
  起初,他是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下做“待诏博士”(即候补博士)。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关东各地纷纷响应。可是,秦二世偏偏不相信,因为他只喜欢听“天下太平”之类的吉利话。
  这一天,胡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发兵讨伐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叔孙通知道胡亥的“脾气”,便抢先奏道:“先皇在世时,早就拆毁城墙,销毁了天下的兵器。现在,上有明主,下有严明的法令,国家太平无事,谁会起来造反?陈胜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的‘盗贼’而已,地方官已经在积极追捕,请陛下不必担心!”
  胡亥听后,满心欢喜,直夸叔孙通讲得好,又问其他博士的意见。有的博士机灵,也说陈胜是“盗贼”;有的比较老实,则说是“造反”。结果,说“造反”的都被秦二世治罪,因为说“造反”就等于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在往皇帝的脸上“抹黑”;至于带头说“盗贼”的叔孙通,则成了“有功之臣”,胡亥赏给他帛20匹、锦衣1袭,还将他正式提升为“博士”。在这里,叔孙通简直是一个典型的“谄谀之辈”!
  后来,他去投奔刘邦时,穿的是儒生衣服。可是,刘邦素来不喜欢儒生,所以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叔孙通活像一条“变色龙”,具有超人的反应能力,所以,他马上改穿小袄,刘邦见了,当然是“眉开眼笑”!
  最让刘邦开心的是,叔孙通为他制定礼仪,让他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原来,汉高祖打下天下之后,那些功臣都仗着自己是“有功之臣”,当面跟刘邦“称兄论弟”,没大没小。刘邦见了,很不痛快,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皇帝”,为此他头痛不已。
  这时,叔孙通就来了一个“雪中送炭”,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乐宫举行大朝会,第一次实行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获成功。当时,群臣哗啦啦跪下一大片,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刘邦说了一句:“众爱卿平身!”这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政治游戏”!刘邦在马背上打了大半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就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让他陶醉的感觉,所以,他脱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本来就很诱人。现在,叔孙通又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上面撒了一层“美味佐料”,使许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更加垂涎三尺。为此,他们哪怕是冒着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风险,也无怨无悔。
  这套礼仪,是以美化、神化帝王,同时剥夺群臣的人格与尊严为前提的。自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开始,对专制帝王的崇拜就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这种帝王崇拜,就像是“鸦片烟”一样,成为专制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来巩固政权,坐稳宝座;群臣需要用它为皇帝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二千多年的渗透、发展,这种帝王崇拜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里,而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是“格格不入”!
  这不,连大史学家司马迁都对叔孙通非常崇拜: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纵观韩愈一生,无一不与这段话“符合若契”:早年,他“读圣人之书”,所以他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苍生,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等他成年后,也许是穷怕了,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一条捷径,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进京赶考时,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又认识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贵,所以,他就开始一心向上爬,“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曾三次落第,直到25岁时才混上了一个进士。但是,在唐代,进士只是一个身份,想做官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结果,韩愈连考三次,都没有考过去。于是,他又多次上书宰相,乞求“一官半职”,竟然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30岁时,韩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开始踏入仕途。
  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真是有点“肉麻”,读后让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韩愈也经常是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曾吹嘘自己“日与宦者为敌”,一向反对宦官监军。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一文中,韩愈却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历史上,这位俱文珍可是一个“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顺宗退位,致使“永贞革新”夭折,真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对这种人,韩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让人作呕!
  长期以来,韩愈被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并领导儒学复兴。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亲自迎佛骨入宫。一时间,此事成为京师长安的头号新闻,朝野震动。而韩愈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当然无法保持缄默,便上了一篇《谏佛骨表》,触怒了皇帝。幸亏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露出马脚,是在他被贬出朝廷以后。在半路上,他就写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表露出急于要还朝的心态。
  一到潮州,韩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为了求官、保官,他曾“违心”地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文的话,那么这份表章就写得真让人有些恶心。首先,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
  然后,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说自己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点厚颜无耻了。
  最后,他又大肆吹捧宪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开恩:“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作为“一代文宗”,韩愈居然写出这样的表章来,而且是用这种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让人“为之汗颜”!
  此外,为了讨好皇帝,韩愈又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所以,一到潮州,韩愈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点“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谓“三顾茅庐”了。
  问题是,韩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劝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着去结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见面,这让人做何感想?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韩愈是对壁画感兴趣,也有人说他想与大颠法师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但是,韩愈刚刚到任,大概连自己手下的官吏还没有认全,就急忙再三求见一个他素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深恶痛绝”的佛教人士,况且自己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而被贬到潮州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韩愈要借这一举动向素来崇敬佛教的宪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谅解。
  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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