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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允许士大夫们入朝时心里指责，出朝后街谈巷议；为了维护专制帝王的尊严，就必须堵住天下人的嘴。
最后，在秦始皇面前，淳于越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嬴政就“一锤定音”，天下的书籍大多被焚毁。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经过几千年、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地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从此，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加强思想统一，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武断和孟浪。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是采用郡县制还是分封制？这个问题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可是，秦始皇不容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悍然下达了“焚书令”。
至于坑儒，既是焚书的继续，又是焚书的必然结果。因为侯生、卢生说了一些对他不满的话，并离他而去，秦始皇就勃然大怒，非要彻底追查此事不可。最后，他让御史开了一个“黑名单”，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为此，嬴政的长子扶苏专门进谏，恳请父皇“三思而行”，却被发配到边境，去监督蒙恬的军队。结果，秦始皇一死，扶苏就被赵高假传“圣旨”害死。
在这之前，哪怕是再残暴的专制统治者，也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彻底地毁灭古代文明，把老百姓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人民还是有一点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坑儒？嬴政的真正目的是“杀鸡给猴看”，以酷刑震慑天下读书人，“诛”读书人之心，以儆效尤。试想一下，四百多人同时被活埋，那是什么场景，也真够惨烈的。从今以后，谁还敢乱说话，议论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李斯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作为专制皇帝的“鹰犬”，李斯担心读书人议论朝政，会使人心不安，对皇权专制国家不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就要将古代的书籍全部焚毁，那也太过分了，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扫除了古代文化，人们就不会议论朝政，对专制皇权不满了吗？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李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投机家”，他的这个“馊主意”并非出于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而是出于他那肮脏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结果，李斯的意见正中嬴政的“下怀”他立即付诸实施。要是嬴政不采纳这个“馊主意”，或许大秦帝国还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铲除古代文明，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确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压统治，最终导致秦朝迅速崩溃。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铁律”：即使是再专制的社会，也要留一些“出气口”，给人们一点点发言权，否则就会造成一种“高压效应”。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学者们虽然不能公开地议论国政，但还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就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他们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得“严严实实”。所以，“焚书坑儒”绝对是一个“下下之策”，只会引发强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冲击皇权专制体制。李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权势压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只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大秦王朝和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
至于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的主张，更是恶毒无比。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李斯此举纯粹是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了“高压效应”。可惜的是，后来的专制帝王大多把李斯的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不遗余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下读书人，迫使他们依附于专制皇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偏偏与嬴政、李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弃如撇履，下令焚毁的“书”，恰恰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后人奉为“圭皋”的道统；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偏偏帮助历代帝王巩固江山，不仅不能“坑”，还要奉为上宾。当然，后来的儒生也逐渐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样动不动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谀奉迎，无所不用其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书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从皇权专制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焚书坑儒”也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到最后，秦朝政府越来越孤立，仅仅依靠李斯、赵高等一小撮人为其撑腰，仅凭赤裸裸的暴政来维持统治，这样的王朝当然难以持久。
许多人都知道，在研究历史时，要历史地看问题。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厥功至伟，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即便是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经过“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他为老百姓制造了一个“牢笼”，不允许人民“越雷池一步”，专制皇权也变得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气息。其实，这样的皇权专制统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
“文字狱”的牺牲品：“文字狱大师”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里很穷，父母、兄长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后来又当了和尚。在和尚庙被红巾军烧毁后，朱元璋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红巾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学历又不够，导致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过去，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对“僧”、“光”、“秃”之类的字眼特别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从红巾军起家，而红巾军向来被地主、官僚们骂作“贼”。于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贼”字，就连声音与“贼”相似的“则”字也一并在厌恶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本来是“官样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谁也不会在意。
谁知道，细心的朱元璋竟然对这个特别计较，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因为他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对字音、字义、用典也不大明白。于是，这些“官样文章”经他一读，就都成了语含讥讽的文章，许多训导、学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据说，逃过此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下面，请读者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荣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朱元璋读成“发髡”（等于骂他是“秃驴”），而“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许元全家都被抄斩。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在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一概处死。
当时，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份《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则”字附会为“贼”字。最后，林伯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掉了脑袋。
由于朱元璋杀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吓坏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圣明仁慈”的明太祖终于动了“菩萨心肠”，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从此，对于这一类“官样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衔、姓名就可以了。可见，在朱元璋的皇权专制统治下，臣子们想要“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奴才”都很困难，竟然要用无数“奴才”的鲜血来交换！
退隐山林，以保全性命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退隐山林。这种浪漫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读书人的人生观中，左右着无数读书人的命运。
可是，随着皇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专制主义的魔爪几乎是无处不在，读书人即使想独善其身，远离“权力场”这个大染缸，也很困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成“金盆洗手”（1）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权力场，他就锋芒毕露，竟然对权臣张居正不满，还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站出来“匡救”时事。
当张居正病重时，文武百官纷纷为他祈祷。对于这种阿谀奉承，顾宪成感到羞耻，从不参与。一些同僚见了，都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给张居正的“慰问信”上签名。不料，顾宪成知道后，急忙赶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这一点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钦佩，却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
后来，万历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亲是宠妃郑贵妃）为太子，结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带头上书，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不久，他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权力场，回到无锡。
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都是生性比较豁达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场，他们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翱翔。于是，他们就将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在一起讲求学问，显现出所未前有的洒脱。
因为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大，学问又做得好，所以当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一起探讨学问。没多久，因为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显得过于狭窄，所以，顾宪成就有意恢复宋朝人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
在征得当地官府的同意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资重建精舍，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对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顾宪成有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光大程朱理学。所以，在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损，其核心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反对空谈。可见，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读书人信奉程朱理学，不为异端邪说（主要是“阳明心学”）所迷惑。
至于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是时政，而是学术，这一点在《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显然，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读《四书》，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为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顾宪成也提到东林书院的日常活动：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