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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是赵王司马伦，“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近十万人”；第二名，是长沙王司马义，多次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斩获六七万人”；第三名，是东海王司马越，“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据统计，在“八王之乱”的16年间，直接死于战祸的人就在20万人以上。至于受战争影响，民众因流离失所、饥饿而死的，更是数不胜数。更可怕的是，这场司马氏家族内部的争斗，直接导致西晋王朝垮台，此后3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皇权国家里，这种争夺皇权的斗争，除了发生在皇族内部，也表现在君臣之间。其实，在皇权时代，大臣威名赫赫，功高震主，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最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有许多是大动干戈，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祸。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功臣，掀起“胡蓝党狱”，被他杀害的有十几万人，几乎将所有的“开国功臣”一网打尽！
无法根除的吏治腐败（1）
在皇权国家里，吏治腐败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医治的“痼疾”，大小官吏大肆收受贿赂，贪污腐败成风。对这种贪污腐败之风，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在《水浒传》里，施耐庵描写了一个梁山泊108位好汉起义造反、替天行道的故事。可是，他们虽然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凄凄惨惨结束。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有问题：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而在皇权社会里，“天”就是皇帝，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推行正道；在反抗贪官污吏的同时，他们不敢反对皇帝，更不敢反对罪恶的皇权专制体制，还时刻盼望着皇帝派人来招安。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梁山好汉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这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古代，贪官污吏之所以“多如牛毛”，是社会腐败的结果，而腐败的总根源又是皇权国家体制（皇帝是它的最高形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算今天杀了1000个贪官，搞不好明天又会冒出10000个新贪官来。而且，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总是“至圣至明”的，天下臣民只有俯伏恭顺，怎么能去“替天行道”？无论你怎么解释，那都是“大不敬”，是对专制帝王权威的一种藐视和亵渎。
这不，对于梁山好汉们，北宋政府先是派兵围剿；围剿失败了，又动用“软刀子”——招安；等你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给你加上几条罪名，或监禁，或杀头，关键就看皇帝高不高兴了。
纵观中国历史，不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不能解决贪污腐败的社会弊病，就是“天”——皇帝亲自站出来“躬行天道”，运用手中的皇权来惩治贪官污吏，也无法扑灭贪污腐败的邪恶烈火。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杀头皇帝”，他采用严刑峻法治国，杀起贪官来就像割稻草似地，毫不手软。据《明史》记载：“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享，以示戒。”朱元璋一坐上龙椅，就在《大明律》里明确规定：只要官员贪污，就立即撤职，永不录用；凡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者，超过80贯的绞死；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除了抄家之外，还要剥皮示众，真让人毛骨悚然！
此外，朱元璋还在《大诰三篇》里“史无前例”地规定：老百姓可以到京师控告贪官污吏，还可以直接把贪官污吏扭送到京师，听候朝廷处理。看来，朱元璋毕竟是出身农民起义军，在惩治贪官污吏上的确“有一手”！
在实践中，朱元璋也是经常大开杀戒，一件案子就可以牵连、诛杀好几万人。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牵连到八万多人，主要是大小官吏和豪强地主。
可是，尽管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不惜兴起大狱来震慑官吏们，但仍未遏制住贪污腐败之风，贪官污吏们就像飞蛾扑火似地“前赴后继”，杀了一批，又冒出来一批，最后连朱元璋也感慨万千：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朱元璋死后，明朝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惩治贪官污吏的法令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天恩特赦”。例如，宣德四年（1429年），御史沈润接受贿赂，纵容地方贪官枉法逼死人命，按照《大明律》应该绞死，宣宗却“特命谪戍”，流放他到边疆了事。
在前面，我们提到，朱元璋曾在法律里明文规定：老百姓可以把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直接扭送京师。尽管中国的老百姓胆子小，没有多少人真敢这么做，但官吏们毕竟有所畏惧，不敢公然贪赃枉法。等朱元璋死后，别说扭送贪官污吏，就是老百姓告官——无论官员有没有罪行，都属于犯上作乱的“刁民”，照样要判死罪，或者流放、充军。
总之，在专制帝王的庇护下，官官相护，组成了一个依据权力大小来贪污受贿的腐败集团，这个集团的“总后台”就是皇帝。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位时，加征“三饷”，残酷压榨人民，激起农民大起义。在饿殍遍野、军队严重缺饷之际，崇祯帝仍然大肆搜刮民财，把搜刮来的金钱纳入私囊，表面上却接连颁布“罪己诏”，信誓旦旦地表示：国库已空，自己一贫如洗。最后，等李自成杀进北京，打开皇宫内库时，惊讶地发现：金银珠宝、丝绢布帛堆积如山，多得无法计算。看来，朱由检真是一个“守财奴”，宁可吊死在煤山，也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
试想一下，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要钱不要命”的人坐在龙椅上，下面的官儿们还能不贪污受贿？当然，在皇权国家里，专制帝王有时也会大发“善心”，装模作样地杀几个民愤太大的贪官，那也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于大局何补？于社会何益？
大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也是中国最腐朽的王朝，吏治极其腐败。可是，自从八旗兵入关后，历代皇帝都摆出一副“为民做主”的架势，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奉公。例如，康熙就曾明确规定：“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雍正更是一个著名的“抄家皇帝”，杀起大臣来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自然不会对那些贪官污吏手软。
到了乾隆时，清朝已经立国一百多年，江山已经坐稳了，官僚们骄奢淫逸，需要大量的金钱，尽管皇帝开恩，给他们专门设置了“养廉银”，但那么一丁点银子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贪欲，所以腐败之风越演越烈。
乾隆皇帝发觉后，采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贪污腐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官员勾搭连环，集体私分“赈灾款”，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更没有人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直发抖：“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于是，他下令严惩不贷：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绞死，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总共处死47名官员，被革职下狱的官员多达82人，惟一幸免的只有按察使福宁，因为他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检举揭发，才得到宽大处理：“从宽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乾隆在处理时毫不手软。不管他是封疆大吏，还是皇亲国戚，一旦犯了事，乾隆也毫不留情，动辄撤职、充军、砍头，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不变色！
可是，事与愿违，乾隆严惩贪污非但没能刹住这股腐败之风，反而使贪污贿赂之火越烧越旺。最可恨的是，某些官员一边在追赃，一边又在贪赃，甚至把已经追回的赃款私吞，赃上加赃。例如，甘肃集体贪污案事发后，在奉旨追查贪官王亶望的家产时，登记册上明明写着：查抄黄金4748两，等上报内务府时只剩下金叶子9两3钱；最后，等赃款解交内务府时，这些金叶子也不翼而飞，真是“旷古罕见”！
无法根除的吏治腐败（2）
所以，乾隆是越惩治贪污而贪污之风越盛，越倡廉而吏治越腐败。最后，连乾隆也长叹一声：
“朕御极五十余年，未尝不时时以整饬官方为务，而贪纵螅Хǎ吁喟苈叮私噪匏趁裢妗⒂萌瞬坏保闯⒉灰宰岳ⅰ！�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鸵恢笔艿角〉某栊遥患顺迹ㄇ愠啊Ｗ罹叻泶桃馕兜氖牵』辜复闻珊瞳｜去查办贪污案，以大贪官治小贪官，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腐败的总根子是皇帝。这不，乾隆本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只不过他是皇帝，没人敢揭发他罢了。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就是活得滋润，比其他国家的君主都过得舒服，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至高无上，谁提出异议就是“大不敬”，目无圣上。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个很会享受的皇帝，他一方面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清官，另一方面又大肆挥霍，挥金如土。“上行则下效”，既然乾隆带头奢侈、淫靡，宠臣和衷谝慌浴巴撇ㄖ健保倮裘亲匀槐渥欧ǘ霸呤芑撸傲庇执雍嗡灯穑�
例如，乾隆六下江南，沿途花费了无数金银，竟把一座充盈的国库弄得“空空如也”，既给贪官污吏们壮了胆，也给他们公开贪污受贿，甚至变相抢劫，提供了大好机会。对此，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指出：
“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
皇帝既然要南巡，沿途的官吏们就打出“恭迎圣驾”的旗号，乘机大肆贪污、勒索，就像狐狸骑在老虎的背上，伸手向小动物们讨东西一样，谁敢反抗？而且，老虎也不会责备狐狸贪婪，因为狐狸打的正是替老虎觅食的幌子！这样一来，吏治怎么能不腐败？其实，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廉政”云云，只不过是一块画着羊头的招牌，卖的都是贪污、贿赂的狗肉！
明太祖、乾隆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对贪官毫不手软的皇帝，他们尚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贿赂问题，其他平庸、腐化的皇帝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贪污贿赂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皇权社会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不能根治贪污腐败的社会弊病的。只有从根本上打倒皇权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吏治，遏制大小官吏的贪污腐败。
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1）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动乱数不胜数。其中，震撼全国，造成一代王朝衰亡和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动荡，短者几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
大体上，这种社会大动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农民起义；（2）封建混战；（3）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在历史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交织。例如，在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来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垒。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于皇权国家权力系统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是农民大起义。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所谓“土崩”，是指民变或农民暴动；“瓦解”，是指诸侯、军阀们起来造反。从皇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徐乐认为：“土崩”的威胁最大！在这个问题上，徐乐的确很有眼光，但是，在皇权时代，没有一个专制王朝能够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最终避免“土崩”之势的出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突发性和群发性。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八方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杀之以应陈涉”。一个月内，起兵响应的就有陵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沛人刘邦、昌邑人彭越、六人英布，以及魏国名士张耳、陈余，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齐国贵族田檐。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皇东北）吹响了反隋的号角，天下英雄纷纷响应：刘武周起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薛举起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郭子和起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