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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与其说表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那个在荒谬现实中扭曲、压抑而顽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执著的求索精神，毋宁说它传达出了整整一代人对于由那个荒谬的年代而引发的人生虚无感、孤独感、寂寞感及其所作的绝望抗争的信念。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在顾城的诗中，最能反映出诗人心境的莫过于他的这首曾经震动整个当代诗坛的《一代人》。这首诗与其说表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那个在荒谬现实中扭曲、压抑而顽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执著的求索精神，毋宁说它传达出了整整一代人对于由那个荒谬的年代而引发的人生虚无感、孤独感、寂寞感及其所作的绝望抗争的信念。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首诗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成为那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心灵雕塑。
面对着荒谬年代所带来的灾难与耻辱，北岛的一首《回答》最先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集中地反映那个时代的荒诞不经和不合理性的同时，在对世界的背谬的把握中，北岛给予了世界以总体的否定。顾城可以说是紧随其后。虽然就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顾城不及北岛来得干脆、大胆和执拗，但是，他所致力营造的童话世界，决不是脱离现实的浪漫遐想，而恰恰是以一种超现实的特征，表现出了对荒谬现实的反抗精神，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精神。在这首诗中，对于人生虚无、孤独、寂寞的绝望抗争，直接所指的自然是那个令人窒息的、荒谬的“黑夜”，“黑夜”的意象以沉重、阴森、冷峻的色彩，集中地向人们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不经和不合理的象征寓意，同时，也传达出了诗人在对现存的世界的背谬认识与把握中，对于世界所作的总体否定。“黑夜”的意象不禁使人们联想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沉重、森严的“命运在叩门”的主题始终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如果说命运是黑暗、丑恶和苦难的象征，严酷而阴森，无时不在向每一个人袭来，那么，“黑夜”的意象不也就是命运的化身么？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它也像无时不在的命运幽灵一样，在叩响每一个人的心灵大门，纠缠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黑夜的存在，对于生存在黑夜之中的人们来说，它所赋予的也就只能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在这里，“黑色的眼睛”意味着人生的虚无、孤独和寂寞，并且隐含着一种无归宿的深层心理。
的确，“黑夜”的意象在印证了外在世界的荒谬性和不合理性的同时，由于客体的荒诞，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诗人主体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荒诞色彩——“黑色的眼睛”，使得人们对造成这一切的心理根源，都能够在以“黑夜”为象征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寻找，那就是：由于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动乱年代，颠倒了由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使得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那场空前的动乱中蒙受了耻辱与灾难。整整的一代人，失去了原有的理想、原有的信念和原有的信仰。偶像坍塌了，信仰破灭了，以往尊奉和恪守的价值体系崩解了，就像诗人北岛在题为《语言》的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理性的大厦/正无声地陷落。”作为那一代人中的一员，顾城也同样经历了那个浩劫年代，经历了一次幻灭的心灵历程。如果说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宣告了西方神圣而牢固的“神”的价值体系的轰毁，那么，对于处在迷惘之中的西方社会的人们来说，世界的终极原因也就没有了。人的精神归宿在哪儿？目的在哪儿？价值标准又在哪儿？回答是无可奈何的。这显然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冲击，它甚至意味着人生意义、存在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的消亡。顾城也同样经历了类似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心灵历程。在诗中，他赋予了“黑夜”以虚无的象征色彩。如此沉重森严的黑色的意象，实际上象征着时代的荒谬。在人生虚无的背后，也深藏着一种由当时的历史给予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心理情绪：敢于否定以往既定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念，但又面临着理性大厦的不可重建，面临着人生目的难以寻找的烦恼，从而内心世界总是充满了紧张。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顾城的诗中那种与西方现代主义相类似的美学特征。也许，很难说清楚顾城是不是有意识地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黑夜”一类的黑色意象所表明的荒谬、虚无和无意义，是基于对自身的价值体系的崩解与人生目的、存在意义失落的深刻体验基础之上的。在顾城看来，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丧失了理想，丧失了理性，一切都淹没在黑色的染缸里，被染得一团漆黑。因此，“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在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它就传达了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里，人生理想与意义消亡的信息，并表现出诗人当时的深刻历史洞察力和清醒的理性主义精神。
面对着“黑夜”的荒谬，顾城保持了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和难得的清醒。不是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面对着客体的荒谬，主体也同样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强烈失落感和荒谬感，从而引发出“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的感叹和无奈。例如，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在《局外人》里所塑造的主人公莫尔索，你可以看到在客观外界处在荒谬之中的同时，主人公也是冷漠的。无所等待，无所希冀，无所思索，主体失去了对客观外部世界的评价、反省和批判，因而主客体同时都处在荒谬之中，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顾城在客体荒谬的时候，保持住了主体的清醒认识。他对于“黑夜”为代表的客体予以强烈的否定的同时，却是建立在对主体存在的顽强抗争的基础上的。尽管他在诗中也流露了对于存在的失落感，但他在总体上却是超越了由于客体的荒谬而带来的主体荒谬的危险的。于是，顾城在经历存在的意义消亡、价值意义消亡的心灵炼狱的过程中，一方面在“黑夜”所给予的“黑色的眼睛”里，徒然发现童年的信仰一夜之间变得分文不值，就像他在另一首题为《感觉》的诗中所描绘的那样：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黑色的意象，灰色的感觉，这也许就是诗人所代表的那个年代整整一代人的特定心境。它不禁会使人们联想起鲁迅先生在创作散文诗《野草》时的心境。鲁迅在一首题为《求乞者》的散文诗中，也是以沉郁的笔调描绘出“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的意象，真诚地袒露了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孤独而倔强的心灵世界。因此，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顾城在致力于对荒谬的现实进行否定性认识和把握当中，也表现出了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形象的执著精神——反抗绝望。这就是：当黑夜像幽灵般地向每一个人袭来时，这一代人并没有由此而胆怯，而退缩，而是在绝望中扬起了对于虚无、对于孤独、对于绝望进行顽强的抗争和执著的求索的旗帜，反抗黑夜，反抗命运，反抗绝望。顾城在诗中，在向人们传达出黑夜的狰狞、丑陋的面目的同时，他把整首诗在黑色的意象建构中，将诗的意境推向了一个更为精粹的哲理层次，发出了一代人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的誓言与决心，尽管这一代人的心中还是累累伤痕，充满着迷惘和苦痛。毋庸置疑，这种绝望的反抗，其精神内涵恰似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的命运抗争的副部主题（第二主题），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在诗中，“光明”与“黑暗”两个意象的组合，不仅仅只是单纯地表明求索，而且还通过这种“明”与“暗”的反色彩对比，表现出了一代人对于现实人生所特有的悖论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独特视角和思考方式，从而显示出那一代人对于现实与历史所作出的理性思考的深度，即“光明”与“黑暗”的交战。在一代人内心世界里挑起紧张的同时，悖论式的认知视角和观照方式，就使整首诗超越了形式逻辑上的语义层面，上升到了对于人的存在意义进行探寻的哲理层面上，把绝望的抗争——反抗命运，回应命运的挑战，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态度，一种对付现实人生中各种复杂问题所持有的执著精神，并赋予孤独的灵魂、沉寂的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进而大胆而清醒地向世界宣告：生存的迷惘、困惑和焦虑，不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同时也缘于内心准则的失衡，精神的茫然无归着而产生的意义危机。因此，“寻找光明”的意义就在于：只有否定外在的权威，建立起自己内在的权威，才会有主体的自由意志和新的生命创造。
顾城的这种对主体存在、对人生意义的执著精神，虽然带有较浓厚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但在本质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是不相同的，倒是更多地表现出屈原式的“求索”，特别是鲁迅式的“绝望而反抗”的精神特征。诚如鲁迅那样，尽管前面是坟墓，没有丝毫的希望，但过客仍然是执著地朝前走去。鲁迅说过，他是在“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当中，“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①，因而虽然“绝望而反抗者难”，但“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②顾城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也一样，蕴藏着西方现代主义所无法企及的精神内涵，体现了诗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执著探寻，而西方现代主义则是在“上帝死了”的惊呼声中，发现连自身的存在也显得荒谬起来，因而总是感觉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顾城的执著“寻找”，则反而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创造力。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讲究在绝对的理念中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存在，而是把上帝、把世界内化为自身，并由此获得心灵的和谐与平衡。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的诗人很少有主体存在的全部失落，虽然会有孤独、寂寞和虚无，但他们总是力图超越自身的痛苦（如苏东坡的“常恨自身非我有”，深刻地感受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的人生困境，然而最终还是超越自身的痛苦，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希冀当中，获得永恒），顽强地执著于主体的信念建构。
正是这样，顾城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在深层的象征寓意上，又表现出了一种自我拯救式的内心冲动。既然身处黑夜之中，既然“黑夜”给予的只是“黑色的眼睛”，那么这本身也意味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外在的权威丧失了，价值观念崩溃了，拯救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心中永恒的信念。因此，在诗中对于光明的寻找，就没有任何廉价的乐观，就像“过客”那样，毫无畏惧地向前走。只有向前走，才能自救。没有这种执著，很可能只是一场徒劳。在诗中，自我拯救的内心冲动，是一代人对重建价值关怀所作的顽强的努力。对于光明的寻找，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寻找，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诚如托克维尔所说：“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③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终极关怀，就不可避免地会笼罩在苦闷感、虚无感、孤独感之中，并引起全社会的存在性失望。对于终极关怀，神学家蒂利希是这样解释说：“凡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紧紧掌握住这个人的东西，凡是一个人情愿为其受苦甚至牺牲性命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终极关怀，就是他的宗教。”④人，显然不能像动物那样靠本能活着，即使是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他也摆脱不了人生的这种目的论的。他否定了上帝作为人生的终极寄托，然而他实际上也没有否定终极意义本身。他是用“超人”替代了“上帝”，如同存在主义把自由的选择本身当作终极目的一样。顾城深知，否定了外在的权威，就只有靠建构起自己内在的信念，才有可能获得自我的拯救，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领地和自己的自由意志与新的创造精神。所以，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实际上就等于向整个世界庄严地宣告：一代人虽有迷惘，虽有苦痛，然而在他们的心中，主体的存在并没有失落。他们总是力图超越自身的迷惘和苦痛，顽强地执著于自身的拯救，进而为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树立起一座崭新的精神奋斗的纪念碑。
高尔泰曾经说过：“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的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⑤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氛围中，顾城为一代人所雕塑的心灵雕像，无疑是作为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