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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造或改善的信仰，并有着从人的心灵入手来改造或改善人性规定的设计。不论是教化弟子和信徒们，还是力求将如此的信仰与设计向俗世广为传播；不论是从佛教教义的角度（如佛教的非功利性）宏观地看待人的今生来世，还是从世间生活的小事（如环保问题）微观地触及佛教本义，均强调人性的可改造或可改善性。可见，佛门境界的本质规定，建立在人性的可塑造的基本理念之上。若是仅从这一点上判断，佛教的境界实际上是现世中理想的境界，它并非是“神界的”，而是真实得很的“人界的”，现世中人本的意味尤其突出。
经济学作为一种现世的社会科学，它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经济理性的，其理性的基调是“自利”，也即经济学专业词语化的“经济人”。从这样的基本假定看，经济学有着对于人性规定的无奈认定，在这无奈认定的前提下又产生着对于人性无所作为思想——它笃信的人的自利性是决不可能改造与改善的，它构造成了经济学的信仰，当然就会缺乏对此相应的改造或改善性设计与实践。由此看，经济学有着对于现世社会经济生活消极的、懒惰的、被动的一面，它对于现世人性改造或改善持明显逃避的态度。其实，对于经济学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认定人的自利的基本属性，而是要看到如此的性属是否具有可塑造的可能。从这一点上比较，佛教倒是体现出了强烈的进攻性，它所展示的对于世事和世人的关注，以及教化的设计，比起经济学只从人性上消极地认定其“经济人”的“天然性”，要来得积极和价值。它是对于经济学一类的现世学说一种有力的启示。我以往真不知道佛教有如此深刻的内涵，它的现世性，它的积极性，它对于人性改造或改善的信仰，注入了我这样的“经济学人”对于现世生活更新性的理解，更有了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中某种源自于佛教理念的崭新启示。
宗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哲学。或者说，宗教与哲学有着根本不可能分割开来的密切联系。从宗教和哲学史来看，哲学曾经消失或躲藏在宗教的大麾之下，被戏称为“宗教的婢女”。大哲学家笛卡尔从思想的角度，从人类社会真实生活的经验中，重建了哲学体系，拯救了哲学，从而开始了哲学自身对于宗教的脱离并演示了独立的发展轨迹。但不论如何说，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明晰无疑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宗教不过是一门具体的学科或某种信仰的学说，哲学则是各种学科的基础，哲学的智慧通过宗教的具体化得以表现，当然也有宗教的智慧就是哲学智慧本身的状态。反本质主义的哲学思想、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历史学派以及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等等，都认为人性作为历史的存在，是可以改造或改善的。存在主义哲学就认为，人的理性并不是人作为人的依据，相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可以对于理性进行塑造。佛教所提倡的由心灵入手来塑造当今时代中的美好精神境界，其实深含着人类社会哲学思想智慧的大量成分，其哲学的基础是非常牢固的。由此来看，经济学对于人性的无奈认定，如果可以认为是一种缺陷的话，那是其赖以发展的哲学基础出现了问题，若要求得经济学未来足够力度的发展，经济学必须到哲学的世界里去寻找依托。有趣的是，从我个人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来看，佛教的理解不仅让我得到了经济学发展的新启示，而且从对佛教的理解里，经济学要找到新的哲学基础的道路也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换言之，佛教中存在着的哲学智慧或哲学基础，对我们经济学发展的未来构想给予了难得的照耀。
毫无疑问的是，通过改造人性而改造全部世界，或说通过消灭功利来让整个世界佛门化，这是痴人说梦，大体也不是佛教本来的目的，一个只有佛界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佛门境界所表达的虽然是清晰的、改造人性的入世性积极理念，但它毕竟具有相当浓厚的理想性色彩，也存在有相当程度“神性”世界规定的味道。从佛门境界而来的上述思想的演进，并不表明佛教等宗教对于我们现世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类学科具有替代的功能，过分强调它的价值显然是愚蠢的。既然佛教活动根本不可能代替社会经济活动，建立于社会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以现世社会中相对普遍的人的功利性规定为基色，就有其十足的道理。这当然也是智慧的，也是哲学的坚实基础，推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基础来另起炉灶建立佛教式的经济学，更是愚蠢的。诚然，佛门“入世”的思想，特别是其中以改造或改善人性的“入世”思想，确有其智慧的启示，且确有其实际传播并福祉于社会的功效，但它如同一面巨大的明镜，也照出了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缺陷或不足。作为现世中的经济学，我们在不断地吸收着现代科学技术、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吸收一些宗教理论发展或理念传播的成果，以厚实其基础，丰富其内容呢？从广化寺与道伟法师的谈话里，我的确体悟到了佛教启发经济学理论建设的智慧。毕竟，佛门也是人类社会智慧的一个产地。
我对广化寺肃然起敬。
周作人：山中杂信（节选）（1）
周作人
1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它不能干燥，反使它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2
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少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晨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还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群飞，嗡嗡作声，仿佛是蜜蜂的排衙。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紧紧关闭，但是每一出入，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各处棹上摊着苍蝇纸，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灭。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爱念，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听以器盛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随其寒暑，加以腻食将养之。”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过用石榴喂他却更妙了。这种殊胜的思想，我也很以为美，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对于时事的感想，非常纷乱，真是无从说起，倒还不如不说也罢。
六月二十三日
周作人：山中杂信（节选）（2）
3
近日因为神经不好，夜间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颓唐，所以好久没有写信，也不曾做诗了。诗思固然不来，日前到大殿后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诗兴大减。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这些诗虽然很讲究的刻在石上，壁上还有宪兵某君的题词，赞叹他说“天命乃有移，英风殊难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联想到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将我的创作热减退到近于零度。我以前病中忽发野心，想做两篇小说，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恋》；幸而到了现在还不曾动手。不然，岂不将使《馍馍赋》不但无独而且有偶么？
我前回答应告诉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现在也未能践约，因为他们都从正门出入，很少到般若堂里来的。我看见从我窗外走过的游客，一总不过十多人。他们却有一种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对于植物的年龄颇有趣味。他们大抵问和尚或别人道，“这藤萝有多少年了？”答说，“这说不上来。”便又问，“这柏树呢？”至于答案，自然仍旧是“说不上来”了。或者不问柏树的，也要问槐树，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树，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觉得奇异，他们既然如此热心，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棵老树胡乱定出一个年岁，叫和尚们照样对答，或者写在大木板上，挂在树下，岂不一举两得么？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许非必要），如要赏鉴，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