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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颠倒呢，你是头朝下走路！”眼看他们要吵将起来，我连忙在一边打圆场。美国货说他不生气。尔后他指桑骂槐，说他有个侄女叫铁梅，也是惹不得，话不投机便抄家伙，就像个母夜叉。糟了，小红定然饶不了他。可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小红并没有恼，只是捂着嘴笑。笑过以后，她对美国货说：“瞧你，小脸蜡黄，定然没干甚么好事，都快变成《红楼梦》里的贾瑞了。”美国货说：“姑奶奶说对了，都是叫你们这号人给掏的。”
美国货话里有话。莫非小红就来自隆裕店旁边的翠花楼？后来说开了，她自己告诉我，她确实当过窑姐，“反正你总要晓得的，给你说说，也没有甚么大不了的。”她说，她原本是汉口人，后来到北平的戏班子里学戏。学成以后，因她演得好，台下就有许多达官贵人想娶她。她呢，都懒得多瞟他们一眼。毕竟还是年幼无知啊，后来竟鬼迷心窍，看上了一个开洋车行的小白脸，成了人家的二房。那小白脸疼你时，说你是他的心尖尖，烦你时，轻则骂你是小娼妇，重则摁住你往墙上撞。“这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啊？”她说。没过多久，小白脸的洋车行倒闭了，她想她可以逃出来了，可那千刀万剐的黑心郎，竟然把她卖到了天津的窑子里。红颜薄命啊，她说着眼就潮了。“后来好了，我遇见贵人了，跳出了火海。”她说。她说的贵人就是南开，是南开把她救出了火坑。南开还给她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说人生在世，哪有不走弯路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要向前看。后来，组织上给她治好了病，不然，她可能早就香消玉殒了。再后来，她就到了张家口，在店里打杂。我问她和翠花楼的人是否熟悉。她想了想，说，她很同情那些姐妹，有了空闲就教窑姐们唱戏，艺不压身，日后她们也可有个好前程。
将军，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的话不可全信。我总是怀疑，她其实另有使命。我旁敲侧击，问她去汉口做甚么。她的话听上去天衣无缝，说这么多年了，她还没回过汉口，这次是回家看看。我问她家里还有谁，她一下子流了泪。说，她的父母早就死了，她这次回去，是要看看昔日的师姐。她就是那师姐带到北平的，师姐于她如再生父母。那师姐不光人长得好，戏也演得好，还会写诗填词。除了命不好，样样都好。她听说做师姐的离了婚，她早就想去看她了，可组织上担心路上不安全，一直不放她走。她就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组织上只好说，一旦有人去南方，和她顺路，就让她走。照此说来，如今我是个护花使者？她接下来说的一段话，我听着很入耳。她说，组织上还交代她，让她在汉口等我回来，尔后再一起回到张家口。再往后呢，她说她想到延安去。她听说江青，也就是蓝苹，以前也是演戏出身，到延安后如鱼得水。说到这里，她又说她打算把师姐接过来，日后一起到延安去。
我曾疑心（她说的）那个师姐就是冰莹，她是去找冰莹了解情况的。如今听了她的讲述，我多少改变了想法。再说了，冰莹乃杭州人，而非汉口人，她们不可能是甚么师姐妹。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她好像累了，在我身上靠了一会儿。她身上的雪花膏可真好闻。我问那雪花膏是甚么牌子，她和我熟了，说话就有些随便。毕竟是戏子出身么。她说：“嗬，看着你怪洋气，哪料到你也是个土包子。”她说那不是雪花膏，而是飞生乳酪膏。影星胡蝶脸上搽甚么，她就搽甚么。将军，你不信？我是有甚说甚，她真是这么说的。她还告诉我，那乳酪膏是瑞商华嘉洋行生产的，我要是想讨哪个女人欢心，只要送了那种乳酪膏，她保管我一炮打响。还说，只要涂了这种乳酪膏，不管你去哪里，不管走多远，都会有男人巴结你。“延安行么？”我问她。她愣了一下，说：“行，怎么不行，起码晚上行，谁不想让被窝里躺上一个香喷喷的女人。”对此事，我没有发言权。在延安，我的被窝里就从来没有躺过香喷喷的女人。她又说：“别说延安了，苏联也行，听说那些大洋马用的也是乳酪膏。”
＆ 雪泥鸿爪
李洱
小红，姓鸿，本名鸿雁，艺名叫小红女。现在你知道了，她就是后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小红女。1998年，她出版了一本叫《雪泥鸿爪》的书，收录了多年来她在艺术院校和一些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我将这本书翻了个底朝天，终于在一篇名叫《艺术家的勇气》的讲稿中，发现了她对当年汉口之行的讲述。虽然她的讲话云山雾罩，可我们还是能从中听出点门道来：
……刚才我已经讲了，有不少同志向我反映，这三天的会开下来，大家收获很大。有收获总比没收获好，祝贺大家。（掌声）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回首往事，我是感慨万千啊。许多同志都已经深深懂得，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同志们，左倾路线害死人啊，任何时候都害死人啊。（掌声）解放前，我也差点犯那个什么左倾错误。当时有人要我陪着一个同志到南方去，去消灭一个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同志。我当时就想，那个同志很好啊，早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到过苏联。对，现在叫前苏联了。后来还参加过长征。这样的人为何要处死呢？一定是王明他们没按（安）好心。我就没去。当然，说话要讲究方式，不能竹桶（筒）倒豆子，直来直去。我就向组织上说：“敬爱的领导啊，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担心完不成任务。你要注意发挥女同志的优势，让她们干适合她们干的事。”那个同志呢，虽说受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但毕竟还是个好同志，还通情达理。后来，他就没让我去，而是让我到武汉执行另外一个任务去了。在武汉也是，又差点犯了错误。幸亏我醒悟得早，否则我将后悔一辈子。究竟怎么回事，大家的时间很宝贵，我就不多讲了。反正啊，经验值得总结，教训需要汲取……
我特意引用这段文理不通、别字连篇的文字，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对白圣韬去大荒山的目的，小红女其实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小红女自己去武汉的目的，又是如何呢？
＠ 上一次远行
李洱
苏联女人都是大洋马？我听了只觉得好笑。至于大洋马是否也用乳酪膏，我不清楚。我在苏联守身如玉，从未招惹过她们。可她一提起苏联，还是让我心里一震。瞧瞧她多会演戏。刚见面时，她还装做不晓得我。这不，说着说着就露馅了。我想，她定然晓得我去过苏联，也定然晓得我的外号毛驴茨基。
她说过之后，睡了一会儿，又去找美国货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历史真会捉弄人，
它就像一个婊子，专门捉弄我们这些痴心汉。我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是跟着葛任去的。最后这一次，是奔着葛任来的。只不过那次是向北，这次是向南。那次是为了帮他，这次呢，是为了杀他。对，我说的那次旅行，指的就是到苏联去。葛任出狱后，决计到法国去找冰莹。问题是，他不晓得冰莹的地址。唉，冰莹以前倒是留过地址，可她委托的那个人（注：即川田）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和人打起架来，被人扒光了衣服，那个纸条也就丢掉了。这可把葛任难住了。为此，他还去了趟杭州，想从冰莹的父亲那里弄到地址。可冰莹的父亲出外游历了，他还是一无所获。甚么，重回北京医专？唉，他倒是想过此事，可是回不去呀。他刚从牢里出来，校方躲还躲不及呢，又怎么敢收留他。
将军定然晓得，俄国爆发革命以后，诸多智（知）识分子心向往之，都学起了俄语。不瞒你说，我也学过俄语。对，我是跟着葛任学的。他在北京医专任教时，课余时间曾到东总布胡同10号（注：即现在的23号）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不过，他学俄语不光是因为那里的革命，还因为那里的文学。他看过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爱不释手。他也喜欢普希金，说普希金的诗文令他想起了母亲早年的画，山光水色，清纯妙。不过，此时他尚未动过去俄国的念头。将军，这么给你说吧，倘非那个叫黄济世的人频频造访，他是不会到俄乡去的。将军说得对，就是办《申埠报》的那个黄济世。有一天，黄济世来找葛任，说在《新世纪》上看到了他的诗，甚是喜爱，想跟他合作。葛任以为他是来约稿的，就说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还不想发表。谈了一会儿，黄济世就起身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有些怏怏不乐。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没过几日他竟然又来了。这次他告诉葛任，《申埠报》想派个会写诗作文的青年到俄国去，将布尔塞维克（注：现译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写下来，在报纸上刊出。黄济世显然摸清了葛任的底细，他对葛任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是喜爱俄国文学么？到了俄乡，方能晓得俄国文学的美妙。”话说到了这步田地，葛任还是不愿松口。他说：“鸡蛋好吃就行了，至于下蛋的母鸡长甚么模样，大可忽略不计。”但黄济世接下来的一句话，点中了葛任的穴位。黄济世拿出一叠钞票，说：“先生不是想去法国找冰莹么？没有盘缠，又怎么能走过那万水千山。《申埠报》的稿酬甚为可观，等你赚够了钱，你就可以去找冰莹了。”葛任应允了。
有甚说甚，那个时候，我与葛任都不晓得这位黄济世是宗布的朋友，而宗布就是《申埠报》的幕后负责人。派葛任到俄罗斯，正是宗布的主意。宗布是一个神秘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为何给我们钱，葫芦里究竟装的甚么药？我一直想不明白。多年以后，当我晓得了他和冰莹的秘事，我不由得有点怀疑：宗布这样做，莫非是为了杜绝葛任到法国去找冰莹，才派黄济世充当说客，将葛任打发到冰天雪地的苏联？
当时，葛任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因为黄济世给他说了，他可以带一个助手，钱由报社解决。还说，到那里之后，我可以继续上学。我就去和我的未婚妻商量。未婚妻先问我那里能不能吃饱，我说能啊。她就说：“天上掉馅饼了！当然要去。”不过，说完这话她就哭了起来。天高皇帝远，她担心我甩掉她。我说：“你把我看成甚么人了？我就那么没良心么？”为表明自己有良心，出国前我和她结了婚。唉，还是窦思忠说得对，革命者要讲的是信仰，而不是良心，只有资产阶级和日本人才把良心挂在嘴上，动不动就说谁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良心没有大大的坏，所以我的老婆才会死得那么早。想当初，我若是昧着良心，一脚把她蹬开的话，她也不会成为短命鬼。她是因为想我想死的。唉，不说这个了。
那次去苏联，我和葛任先坐火车到奉天（注：今沈阳市）。火车驶近山海关时，远远的，我们看见了海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岸。海岸是白的，因为它被雪覆盖了。一轮朝日正从海上升起，就像巨大的火球。一艘邮轮在近岸驶过，留下一溜黑烟。葛任用诗人的口气对我说：“闻到了吧，海的气息，盐的气息，自由的气息。”他激动得不得了。进入奉天站是在傍晚，月台上到处都是矮脚虎似的日本人，连个中国脚夫的影子都没有，让人疑心这满洲早就割让给了日本。幸亏葛任会说日语，他找来了一个日本人，我们的行李才得以运出车站。在奉天下车，葛任是想见见川田。他是我在北京医专上学时的老师，这会儿正要回国。甚么，你对川田甚感兴趣？好，那我就多说两句。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川田的住址时，他刚从外边回来。扶他的女人穿着男裤，裤的门襟还敞开着，而他自己呢，却穿着女裙。他醉了，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子，就像被水淹住了膝盖。一认出我们，他就对葛任说：“我很幸福，幸福得就像一头毛驴。”甚么？川田不认得毛驴？那我可能记错了。他可能是说，他幸福得就像一条牲口。咦？将军，川田怎么不认得毛驴呢？日本没有毛驴吗？再说了，他在中国呆了那么久，若连毛驴都不认得，就太不像话了吧。
好，我接着说，有甚说甚。翌日，川田执意要把我们送到长春。每当列车经过弧形转弯，川田都要把头伸向窗外，他说他喜欢听噪音中的金属声。奉天是矮脚虎的地盘，长春却是大洋马的天下。到处都是俄罗斯人，连马夫都是。川田迷上了俄罗斯人手中的希腊式神像，以及马夫戴的那种厚重的皮帽。当雪花落到刚买来的皮帽子上时，他会遽然大笑起来。在北京医专时，他就常常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