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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还对达赖所收租赋等事，拟定规则，往上奏报，均被批准执行。达赖“所属前后藏番民，每年租赋，除交各项本色外，约银十二万七千两零”，所有商上用度，交驻藏大臣总核。扎什伦布“番民”租赋，照此一体办理。［11］藏地素不产铜，嗣后由商上铸造银钱，成色纯用纹银，每圆照旧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易钱六圆，余银一钱作为鼓铸工本，另铸一钱重银钱和五分重银钱两种，每两纹银分别易换九圆、十八圆。其巴勒布及商上原铸旧钱，成色欠纯，低潮，定为每两易换八圆。藏区历来与巴勒布、克什米尔等部进行贸易，藏民日用，“多仗外番”，现规定仍准与其通市，边界藏民就近与巴勒布（即此时的廓尔喀）人易换盐米，为数不多，不需限定次数，“其贸易番、回，均按名造册”，存驻藏大臣衙门，每年巴勒布准贸易三次，克什米尔准贸易一次。“赴外番营贩时”，商人呈明驻藏大臣给照，令驻扎江孜、定日二汛备弁验放，自“外番”来藏商民，亦令该二汛备弁，查察驻藏大臣，到藏后，按名注册。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落部来藏瞻礼者，均令一体稽查，需索纵容者严究。济咙、聂拉木二处抽收米盐，及货物到藏抽税，仍照向例办理。
另外，乾隆帝创定的金奔巴瓶制，因早经下谕执行，福康安等大臣便未议及。以上这些章程、制度，后来加以归纳组合，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为二十九条，分贮理藩院及西藏，成为清政府管辖藏区的基本文件。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藏区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权限，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简而言之，从此以后，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这对藏族的前进、西南、西北的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圣武记》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盛赞乾隆帝治藏之功，说得不错，现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其文为：
“（击廓尔喀之后）留土番兵三千，汉、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驻藏二大臣行事、仪注始与达赖、班禅平等，其四噶布伦及番目缺，均大臣与达赖会同选授，定商上喇嘛银钱出入之额，与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狠性野心，且决骤而不可制。南北朝时，西域数十国迎法师，求舍利，动至兵争，为部落安危所系。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设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失。……允失，曼殊师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达赖进表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盖曼殊音同满珠，即满洲转音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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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93，页11、12、13。
［2］《清高宗实录》卷1403，页21、22。
［3］《清高宗实录》卷138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24。
［5］《清高宗实录》卷1411；页22、23。
［6］《清高宗实录》卷1424；页24、25。
［7］《清高宗实录》At1424，页26、27、29、30；卷1427；页3、4。
［8］《清高宗实录》卷1417；页3、13、14、15、16。
［9］《清高宗实录》卷1417，页3。
［10］《清高宗实录》卷1418，页10、11。
［11］《清高宗实录》卷1418，页12。
［12］《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庙谟”错谬 台湾几失
第十二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 乾隆帝遣军征剿
第一节 “庙谟”错谬 台湾几失
一、低估危局 天子决策失误
乾隆年间，虽然进入了皇上称之为“全盛之时”，但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各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象乾隆三十年新疆的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起义，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撤拉族、回族人民的起义，等等，规模都比较大。各地秘密结社也很流行，不断发生民变和抗租，但规模最大的还是台湾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现将其情叙述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常青奏：“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敦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1］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柑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现添派各标营兵，候风出口”。［2］
乾隆帝读过奏折后批示：“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合省以及邻疆，皆怀恐俱之理。”［3］
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总督，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皇上弘历，却指责其“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帝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作出结论了。事实证明，乾隆帝对台湾府形势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
他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上出了差错。其一，民风不明。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统一以后，设台湾府，隶于福建，下辖台湾、风山、彰化、诸罗四县，府治在台湾县城。台湾府南北长二千八百余里，东西五百余里，横亘海中，距彭湖约二百里，离厦门约五百里。台湾府居民包括土著高山族和福建、广东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州县移入台湾的汉民。移民多系违禁私渡，许多人历尽艰险才到达台岛，清廷又在相当长时间内禁止移民的妻室儿女入台，使很多移民是孤身在台。他们还要冒着被“生番”袭掠的危险，在烟瘴侵袭的恶劣条件下开荒垦地，经过许多磨难才将荒地垦熟，安居务农。这样一来，移民的反抗精神自然相当强烈，因为，他们经过了险恶条件的磨练，他们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庄房和田地，即使是佃农，也拥有永佃权，收入远远高于内地，谁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必然拼死相抗。为了生存，为了不受人欺侮，台民往往结社成派，地区观念很强，闽粤移民之间，以及闽粤内部各州县移民之间，常生械斗，抗官杀吏之事变层出不穷，使不少官员视台湾为难治之地。到了乾隆中年以后，这种情形更日益突出。原礼亲王昭梿对此评述说：
“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永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4］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朘削之，于是民益轻视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5］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6］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决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代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到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的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激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设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