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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粮道，严禁米粮入城。县城被围日久，粮草奇缺，弹药不足，形势异常危急。柴大纪几次差派“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不料，这位曾被皇上赞誉为优于督捕的大帅，竟拒柴之请，还幸灾乐祸地讥笑说：“若是獃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置之不理。［27］
常青虽然能够对柴大纪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关重大，不能解救诸罗之危，不能削平会党，将面临灭门之灾，因此，向和坤求救，“密札哀乞和相，请以他将往代。”［28］和坤找到合适的机会，向帝奏报。常青又直接奏请皇上“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并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千，贵州兵二千。
乾隆帝读过常青奏折后，于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降四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派伊辙布、德明额等官往福建，交与常青、李侍尧差遣，办理军需粮饷。其二，允准常青添兵之请，但因北京、湖广、贵州离闽遥远，“且长途调拨，迹涉张皇”，改令调广东绿营兵六千、广东驻防满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驻防满兵一千、乍浦驻防满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绿营兵二千名，共一万一千名，即速前赴台湾。其兰，传谕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统兵进剿，遇贼蠭拥前来抗拒，乍见兵少贼多，未免惊惶”，现已调兵一万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处，以二千名赴鹿港，助蓝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常青本由都统、将军甫经简授总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请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难以胜任，欲朕另简大臣，前往督办军务”。此事自应阿桂前往，但其亦系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远涉重洋，和坤又难以分身。将来派出的领兵大臣如海兰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尧所能统辖驾驭。福康安年富力强，于军旅素为谙练，又能驾驭海兰察等，“以之前往督办，足资倚任”。著陕甘总督福康安即来行在陛见，预备差遣。［29］
此后，乾隆帝又陆续发现常青惧敌株守等等谬误，多次谕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谕军机大臣：“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应援诸罗一折，所办着着皆错”。柴大纪现在诸罗，被会党围攻，“四处断绝粮道，又请添兵救援，常青等即应领将备亲身速统大兵前往接应”，乃仅零星派拨少数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杀戮多贼能进尺寸之地哉？”“看来该将军等此时竟茫无主见，一错百错”，著严行申饬，令其直赴诸罗，“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糜饷，坐失事机，自取重戾”。［30］
过了六天，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询问常青派遣赍送奏折的差弁饶成龙，得知常青扎营之桶盘栈，离庄大田屯驻的南潭，只有五里。常青至台已有数月，“早应统领大兵，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结营自守，似此肘腋之间，任其逼处，竟不思乘势攻剿，实不可解”，著即令其剿洗。［31］
因常青一再违旨，株守郡城，不援诸罗，乾隆帝十分生气，于八月二十二日又谕军机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趋北，又不“将南路之贼乘势剿除，岂在台湾坐守终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于军营，亦属无益”，福康安到台湾后，如必须让其帮办，即留常青于军营，“若留彼无用”，即令其来京陛见。［32］不久，帝又谕令常青“留驻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湾为止，当了八个月大帅，一事无成，而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却利用这位贪生怕死的庸帅之无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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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2。
［2］《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6。
［3］《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6、27。
［4］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5］《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6］《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3。
［7］《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
［8］《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
［9］《清高宗实录》卷1271，页28、29。
［10］《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1274，页4。
［12］《清高宗实录》卷1274，页23、24。
［13］《清高宗实录》卷1270，页25。
［14］《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9、10。
［15］《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29。
［16］《清高宗实录》卷1272；页22。
［17］《清高宗实录》卷1273；页32。
［18］《清高宗实录》卷1277；页32。
［19］《清高宗实录》卷1278；页2、3。
［20］《清高宗实录》卷1278，页5、6。
［21］《清高宗实录》卷1279，页8。
［22］《清高宗实录》卷1279；页8、9、10；［23］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24］《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4。
［25］《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16。
［26］《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16、17、18。
［27］《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28］昭梿：《啸亭杂录》卷6，《台清之役》。
［29］《清高宗实录》卷1283，页5…10。
［3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14、15、16。
［31］《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0。
［3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6、7。
指挥得当 三月“平台”
第二节 指挥得当 三月“平台”
一、新帅福康安上疏示怯 乾隆帝力言必胜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谕，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七月二十七日，又谕派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湾，剿灭义军。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谕，授福康安大将军，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各二千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湾。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皇上面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阅常青等奏折，知南北两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称兵力不足，似属实在情形”。现虽有添调的浙粤官兵陆续配渡前往，但该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于柴大纪，力捍孤城，坐困己及两月，常青虽派蔡攀龙等带兵往援，而兵力不多，亦难即时进剿。如于郡城各营中，拨兵前往援救，“而贼人狡计百出”，见官兵全集诸罗，又恐乘虚滋扰郡城。“臣通盘筹划”，所有前奉谕旨征调的贵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练降番”兵八千名，恳请皇上严饬各督抚速拨赴闽，听候调用。［1］
福康安此奏，颇有“畏难”、“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胆小惧战？看来都不象。此时福康安正处在年富力强勇于创功立业之时，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宠。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很早就荣任头等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参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领队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敌军险碉，军功卓著。平金川后，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图形于紫光阁，赐御用鞍辔马和双眼花翎，擢都统，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健锐营官兵大臣、后护大臣等职。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田五等起义，福康安蒙帝授为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兵往征，旋因大学士阿桂被授为将军，福康安才改为参赞大臣。福康安等抵达甘肃后，奋勇进攻，很快就将起义镇压下去，皇上大喜，晋其为嘉勇侯，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这样一位正在勇建功勋的大帅，居然在蒙帝钦派为征台将军时，呈上“畏难”之折，显然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义军太强，官兵太弱，难以速见其效。此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多达一二十万人。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港等少数港口村庄外，广大地区已为义军占据。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畏敌惧战，动辄溃逃。将军常青统率重兵，龟缩郡城，对五里之外的庄大田部营盘，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师提督、参赞柴大纪困守诸罗，局势险迫，危在旦夕。柴虽多次飞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亲领大军往援。尽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将军、参赞恒瑞被迫带兵五千进据盐水港，距诸罗仅四十里，总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驻鹿港，后进驻元长庄、月眉庄，离诸罗县城仅五里，皆畏敌势强大，不敢死战却敌，解救诸罗之围，而长期坐守。
出现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将军常青统辖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责常青胆怯无能时说：“今常青原带之兵，已较黄仕简在彼时为多，又经陆续添调闽省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共计不下二万，兵力如此厚集，而复何所藉口，常青可不勉图进取稍赎前愆耶？”［2］黄仕简、任承恩攻会党时，统辖增台援军一万三千余名，常青赴台时还多于此数，再加上续调之兵二万，以及台湾府额兵一万二千余，总数约在五万名左右。常青拥兵五万，尚且不能削平义军，且局势迅速恶化，诸罗县城旦夕不保，全台尽失之日不远。在这样危险形势下，朝廷只增派贵州、湖北、湖南各绿营兵二千和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这样数目的援兵，能改变台湾危局码？可能性不大。
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担心的是军队的素质问题。加上新增之兵，官兵总数约为六万名。此数不为不多。义军虽号称一二十万人，实际上编成队伍的士卒只有三、四万人，其余皆是会员及“附合之人”，仅在村庄活动。因此，仅就正规士卒的数量而言，官兵还超过了义军。但是，这六万名官兵，绝大多数是闽、粤、楚、浙、湘、桂等省的绿营兵，驻防满兵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兼之，经过大半年的用兵，连吃败仗，士气更为低下。与两年多以前征剿甘肃回民起义时的军队相比较，显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为精干骁勇。当时，福康安、海兰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将回民起义镇压下去了。能够这样快取胜的原因，固然较多，如决策正确、任帅得当，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却是官兵的战斗力相当强。福康安统领之兵并不多，只有一万名，但素质较好，计有北京火器、健锐二营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宁夏满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教回兵一千及甘陕延绥之兵三千。他们打起仗来，奋勇争先，奔驰射杀，猛不可挡。
正就是由于征台之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刚建功勋的福康安将军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难”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惊讶，非常忧虑，大帅如此“畏怯”，焉能克敌制胜！此病不除，前途难卜。因此，他于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详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他于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前因常青等办理剿捕之事，“怯濡因循，茫无成见”，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换，督办军务。“今阅奏到之折，看来福康安竟不免为常青所惑，略有畏难之意”。现“添调之兵，不为不多。况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皆属屡经行阵矫健可用，以如许兵力，而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更何必于此时先为鳃鳃过计乎”？福康安担心义军“滋扰府城”，实为过虑，现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同往，“各路增调之兵万余，又已到齐，且有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怎会“虑其乘虚滋扰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顾虑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满朕所望矣。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俱视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弃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气岂能振奋耶”？“福康安务须坚持定见，胸有成算，相机妥办，不可稍涉游移。总之此事全在得其窾要，决机制胜，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军务，早已通盘筹划，今不妨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诸罗势竟不支，甚或至台湾全部摇动，则其事必须大办，且将调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时自应令福康安驻厦门，俟大兵齐集，“再图进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带屯练兵二千冒昧前进，何必于此时先存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