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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又着重讲了为什么要严教皇子的原因。他说：发现八阿哥的私自入城，因而予以训诫，“小惩大诫，未必非诸皇子之福。在八阿哥惟当益深感惧，即众阿哥亦当共知奋勉，方不负朕教育成全恩意”。“且朕非特慈爱诸皇子，为之杜渐防微，实敬念我祖宗贻泽之长”，惟期世世子孙永守无失，“因不惜谆谆教迪。诸皇子宜善体朕心，恪遵祖训，志日笃而业日修，复彼此相亲相爱，式好无尤，方能永承福庆”。［2］
他因教授皇八子的师傅观保、汤先甲未曾劝阻八阿哥，将其革职，并训诫总师傅、师傅说：“师傅为诸皇子授读，岂仅以寻章摘句为能，竟不知随事规劝，俾明大义，而总师傅则尤当尽心诲导，凡事纳之于善，勿使稍有过愆，方为无忝厥职，今于八阿哥擅自出入一节，漫无觉察，所司何事！”［3］
乾隆帝之所以要强调将诸皇子关在书房读书，“检束身心”，“庶举动不得自由”，是充分地、深刻地理解了此举之重要性，因为前车之鉴太多了。至少有两个问题使他特别担心和格外警惕。其一，结党营私，争谋大位。远的如太祖努尔哈赤亡后八和硕贝勒之间互不相下，近的皇祖在世时诸皇子之间的互相激烈倾轧，在在使人感到预防皇子私出宫门结交党羽的必要。其二，骄横跋扈，欺凌大臣。康熙年间，诸皇子和下五旗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任意贪纵”，象皇十子敦郡王允□，以两广总督杨琳系其属下，竟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乾隆帝之亲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上以孝圣宪皇后故，优容不问，举朝惮之”。［4］讷亲乃乾隆初年帝之第一宠臣，竟遭和王之殴，可见皇子之横。乾隆帝牢记殷鉴，严格管教诸皇子，不许他们私离书房违制外出，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
乾隆帝对教授皇子的师傅、总师傅，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他们懈弛旷职，立予惩处。乾隆五十四年三月，这位已是八十高龄的天子，竟亲自查阅了内左门登载上书房师傅入直门单，发现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孙之师傅竟全行未到”。他异常恼怒，立即召见皇十七子同军机大臣及总师傅刘墉等人，“面加询问”，如系阿哥等不到书房，以致师傅各自散去，“则其咎在阿哥，自当立加惩责”。皇十七子永璘奏称：“阿哥等每日俱到书房，师傅们往往有不到者，曾经阿哥们面嘱其入直，伊等连日仍未进内。”乾隆帝更为气愤，于三月初七日就此事下达专谕说：皇子等年齿俱长，学问已成，或可无须按日督课，“至皇孙、皇曾孙、皇元孙等，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少有间断”。“师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自应各矢勤慎”，即或本衙门有应办之事，“亦当以书房为重”。况现在师傅内多系阁学翰林，事务清简，并无不能兼顾者，“何得旷职误功懈弛如此”！书房设有总师傅，“并不专司训课，其责专在稽查”，今该师傅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其过甚大，而总师傅复置若罔闻，又安用伊等为耶！此而不严加惩创，又复何以示做”！著将有关人员交部议处。阿肃、达椿身为满洲，且现为内阁学士，其咎更重，均著革职，各责四十板。［5］
第二日，三月初八日他又下谕，指责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刘墉辜恩溺职，将其降为侍郎衔，仍在总师傅上行走，免去其兼之南书房职。稽璜年迈，王杰兼军机大臣，不能随时督察，免去其兼总师傅之职，“改派阿桂、李绶为总师傅，以专责成”。［6］过了七天，他就吏部对旷班的有关人员拟议的惩处意见，作了下列批示：总师傅大学士嵇璜、王杰降三级从宽留任。胡高望、吉梦熊、茅元铭、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主清、万承风等革职从宽留任。
乾隆帝不仅严厉督促皇子上学和师傅认真授课，而且对皇子的学风也很注意，不让他们陷入纯书生圈子中，而要他们讲求治政之道。他虽然很喜欢皇十一子永瑆，因其“幼工书”，聪慧勤学，常幸其第，但对其渐染汉人书生习气而颇为不满。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他就此事降下一谕：“朕见十五阿哥所执扇头，有题画诗句，文理字画尚觉可观，询之出十一阿哥之手，幼龄所学如此，自属可教，但落款作兄镜泉三字，则非皇子所宜，此盖师博辈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且于蒙养之道甚有关系。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矧以虚名相尚耶？……
若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养德性，尊闻行知，又岂可以此种浮伪之事淆其见识耶？……阿哥等此时即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总师傅等须董率众师傅教以正道，总谙达亦督令众谙达时刻提撕劝勉，勿使阿哥等耽于便安。著将此谕实贴尚书房，俾诸皇子触目惊心，咸体朕意毋勿。”［7］
乾隆帝对皇子皇孙的严加管教，督令习文练武，又爱护关怀备至（详后），皇子皇孙等无不勤奋学习，进步很快，造诣颇高。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就此专写《皇子读书》一条盛赞说：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朝，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以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容捍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二、戒责皇子非理之行
乾隆帝既是君临天下的皇上，又是儿孙众多的皇父、皇祖父、皇曾祖，这种双重身份及其由之而来的两类性格、感情和好恶，自然流露在他对儿孙的喜怒上。他是勤理国政的明君，又是教子尚严的严父，因此对皇子们的非礼行为十分厌恶，并予惩处。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孝贤皇后病故于德州，皇长子永璜前行迎丧，“不知礼”。此情颇出人们意外。因为，永璜并非年幼蒙童，而是业已上学十余年娶妻生子的青年皇子，理应熟谙礼仪，克尽孝道，不该出现如此差错。也许永璜想到，孝贤皇后既己去世，其亲生之二子虽系中宫所生之嫡子，但母后已不在人世，优越条件便大半丧失，己为诸弟之兄，位居皇子之首，兼之又给皇父养了第一个皇长孙，有这样的条件也许会大统在望吧！如果有这种想法，或者本来就嫉妒二弟是嫡子，当然不可能对孝贤皇后之死有什么悲痛万分的感情，从而在迎丧中流露了出来，出现了“不知礼”、不尽孝道礼仪的行为。
永璜没有想到这一非礼行动会给他带来何等大的危害。正因爱妻去世而哀伤不已的乾隆皇帝，一见此情，非常生气，立即“训饬”永璜，并下谕斥责其非惩处其师傅。据《清高宗实录》载：“谕曰：阿哥之师傅、俺达，所以诱掖训诲教阿哥以孝道礼仪者，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此等事谓必阅历而能行乎？此皆师傅、俺达平时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也。伊等深负朕倚用之恩。阿哥经朕训饬外，和亲王、来保、鄂容安著各罚俸三年，其余师傅、俺达著各罚俸一年，张廷玉、梁诗正俱非专师，著免其罚俸。”
乾隆帝对永璜是如何训饬的，详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相当厉害的，这从两年以后永璜之死及帝对其哀悼，便可知悉。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年逾弱冠的皇长子永璜离开了人间，乾隆帝深感悲痛，亲自于当日临奠，并下谕追封其为亲王说：
“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且年逾弱冠，诞毓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深为悲悼，宜备成人之礼，著追封亲王，一切丧仪，该部详察典礼具奏。至弥留之际，迁移外所，以便殡殓，虽属内廷向例，但当沉绵疾亟，令其远迁，朕心实有所不忍，况园亭不同大内，著即于皇子所居别室治丧。其亲王爵即令皇长孙绵德承袭。朕今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8］
此谕有三点比较突出。一系立即追封永璜为亲王。乾隆帝的十七个皇子中，有五位皇子早死无封，两位皇子出继，两位死后立即分别追封太子、郡王，两位早卒以后很久才分别追封亲王、贝勒，一位封郡王，一位封贝勒，三位封亲王。连孝贤皇后亲自生育的第二位嫡子，即被父皇预想立为太子的皇七子永琮，卒后也未立予追封，到了五十二年以后才追封亲王，而永璜却立即追封，可见此举之特殊。二是破例留居治丧。按照惯例，病人弥留之际须迁至外面，此次永璜却突破旧制，留居别室治丧。三为绵德袭封亲王。按清制，除开国军功诸王和雍正帝胤禛特许的怡亲王系世袭罔替外，其他恩封王公皆须按等降袭，原为亲王者，其子降袭郡王，原为郡王者，其子降袭贝勒。乾隆帝之皇四子出继履亲王允祹时，降袭郡王，皇六子出继慎郡王允禧时降袭贝勒，而永璜之子绵德，亦即帝之皇长孙，虽系一天真无邪的幼童，却不降袭，立即袭封亲王。这三个与众不同之处表明，乾隆帝对永璜之死是非常悲痛的，因而破例优遇。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对皇长子的训饬过为严厉，致其早故，而感到后悔，才如此厚遇吧！
尽管乾隆帝对永璜之卒颇为悲伤，但他对其他皇子的不良品行仍是深恶痛绝，加以责斥，并不姑息。皇十七子永璘，“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乾隆帝对其“深恶之”。乾隆五十四年，帝封其同母之兄皇十五子颙琰为嘉亲王，而对永璘则“降封贝勒。”［9］
三、两立嫡子未遂
乾隆帝虽常讲“敬天法祖”，但并不墨守成规囿于旧制，在立太子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想立嫡子为太子。第一次是立永琏。皇次子永琏为孝贤皇后所生，“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甚受雍正帝喜爱，为其取名永琏，“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帝因此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谕遵皇父之制密立储位说：“国本攸系，自以豫定为宜”，“循用皇考成式，亲书密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亲看宫中总管太监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将来皇子年齿渐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万无骄贵引诱之习，朕仍应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10］这位内定为太子之人，就是永琏。不料到了九岁的时候，永琏于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病重，乾隆帝亲奉皇太后至宁寿宫，看望其病。当日永琏去世，帝万分悲痛，下谕辍朝五日，并谕和硕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及军机大臣：
“二阿哥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当日蒙我皇考命为永琏，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朕御极以后，不即显行册立皇太子之礼者，盖恐幼年志气未定，恃贵骄矜，或左右谄媚逢迎，至于失德，甚至有窥伺动摇之者，是以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遵照皇考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面谕，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是永琏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己命为皇太子矣，今于本月十二日，偶染寒疾，遂致不起，朕心深为悲悼。朕为天下主，岂肯因幼殇而仿怀抱，但永琏系朕嫡子，已定建储之计，与众子不同，一切典礼，著照皇太子仪注行，元年密藏匾内之谕旨，著取出，将此晓谕天下臣民知之。”［11］
不久定；皇太子丧仪，皇上素服七日，若临皇太子金棺处，释缨纬。官员军民人等，在京四十日、外省二十日停止嫁娶作乐，谥永琏为端慧皇太子。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帝遇到第二次大的打击，他心爱的皇七子永琮，年方二岁，以痘殇。他非常悲伤地谕告王大臣：“皇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