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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是以赞颂为主。原礼亲王昭梿在《纯皇爱民》这一条目下写道：“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珪祇录上记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5］
这些评述，有其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颂赞为主。现根据前面十几章的叙述，对乾隆帝之一生功过，试为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系看其如何治国理政，二是观其执政之实效。先叙前一部分。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从二十五岁登基，到八十八岁仙逝，一共当了六十年零三个多月的皇帝和三年零三天的太上皇帝，足足执政六十三年，做了大量事情。总观其所作所为，大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他在以下六个方面十分注意，努力在做。其一，勤政“爱民”。乾隆帝即位以后，六十三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专心治政。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他因雨泽愆期，令九卿科道陈举政务不当之处，群臣仅引咎自责，回奏称诸务皆妥。他遂降谕说：“朕自维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6］过了四个月，八月十七日，他又命尚书尹继善传谕诸臣“殚力抒忠”尽心职守说：“自古明良之世，四海雍熙，治臻上理，而君臣咨儆，犹曰克艰，曰无逸，诚以致治保邦之道，非易易也。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后，海宇乂安，人民乐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而谓太平有象，稍宴逸之心，即开怠荒之渐，是以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兢兢业业，惟恐一事不得其中，惟恐一夫或失其所，日与内外臣工开诚布公，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此朕夙夜之中，所以自勉，而实可以自信者。”［7］此后，他多次下谕重申此意。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虽已是寿高七十八岁的老翁，仍亲自指授用兵廓尔喀方略，并下谕穷究其起衅缘由说：“朕所以必欲穷究底里者，盖以欺隐之习，不可不防其渐。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8］他在去世时所颁的遗位诏里，亦总述六十三年执政之勤说：“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9］
乾隆帝的这些自述，并非虚辞，他之勤政，确属罕有，曾于乾隆中期担任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的探花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专写了《圣躬勤政》这一条，赞扬乾隆帝之勤理国政说：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巨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原礼亲王昭梿亦在《啸亭杂录》卷一写了《听报》一则说：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之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纲独断。乾隆帝政必躬亲，事必自决，特别重视权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将相，进退大臣，裁处军国要事等方面，皆系“乾纲独断”。他非常厌恶和忌讳大僚、近臣、内侍、外戚揣摩君意，结党朋庇，专擅朝政，盗持政权。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刚及而立之年，执政才五载，就下达长谕，指责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友朋结党庇护之非，强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他说：己故总督李卫之子李星垣奏称恐怕有人欲图报复其父。朕知其系指鄂尔泰，即命讷亲“严行申饬云：汝不过一武职小臣，即有与汝父不合之人欲图报复者，朕乾纲独揽，洞察无遗，谁能施其报复之私心！”“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权，其视朕为何如主乎？……
（鄂尔泰曾漏泄消息）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10］
此后，他不下数十次反复讲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专谕，举大学士于敏中之例，再次强调生杀予夺之权决不旁落于人。他说：
“朕因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彼时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复取阅严嵩原传，见其势焰熏灼，贿赂公行，甚至生杀予夺，皆可潜窃威炳，颠倒是非，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擅权之事，即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外间无识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为招引，潜受苞苴。……（然而）于敏中亦止于侍直枢廷，承旨书谕，……即宠眷声势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于朕前穷弄威福淆乱是非耶！……而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竟至酿成大案。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效遽行奏请，即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之。是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若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11］
乾隆五干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员之捐复须由吏部准驳皇上钦定之制，重申亲理朝政大权独揽的方针。他说：降革人员准其捐复，系因人才难得，其中有情节较轻者，不忍概令废弃，特予以自新之路，“复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从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该部分别准驳，开单具奉，候联亲定”。今吏部奏驳，不准原任知州陈珏成等捐复，“所定均属公当。然此亦由朕办理庶务，无不躬亲察核之故”。即如捐复一事，部臣每月汇奏一次，准捐与否，“权衡悉出自朕裁，准者不致感激部臣，不准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颠倒错置，经朕看出，必将部臣等严饬，如此留心综核，部臣等自不敢不秉公定议”。明朝末年，皇帝并不亲阅章奏，准驳之权为部掌握，遂至国事日非，“而揆厥由来，总缘人君耽于安逸，不亲朝政所致”。“此朕临御五十余年，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稍懈，亦深有见乎为君之难，而太阿之不可下移也”。［12］
乾隆帝以上谕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极其宠爱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权。昭梿对此讲了一件事，并予以评述说：
“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以傅文忠恒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故特命晚间独对，复赏给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以示尊宠。每遇事必独镜大权，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上尚时加训迪。一日御门，文忠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曰：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上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故当时政治宽厚，无侵擅之弊焉。”［13］
其三，勇于进取。六十三年里，乾隆帝曾经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经历过多次狂风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怀大志，勇创伟业，临危不惧，受挫不慌，再接再厉，知难而进，最后驶过了险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刚即位，就碰上了古州苗变的“第一紧急之事”，苗民的反抗浪潮，冲垮了庸弁劣员阻挡的堤坝，黔省大震，在这“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关键时刻，乾隆帝痛斥弃置苗疆停止改流的谬论，撤掉因循苟且挟诈怀私的尚书张照钦差大臣之职，另委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指授用兵方略，调兵遣将，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变，贵州省民、苗皆宁，改土归流得以坚持实行。
当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准平回时，除傅恒外，满洲王大臣“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征准。乾隆帝非常气愤，专降斥责“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的谕旨，训饬臣工，指责满洲王公大臣“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让”。他明确宣布必征准部的决心，强调指出，“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14］后来定北将军班第死节于乌兰固图勒，厄鲁特大乱，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险些全军覆没，“浮议”又起，目光短浅之庸臣和自命“英才”的诡辩者，又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对用兵的浪潮，乾隆帝毫不惊慌，坚持用兵，并多次下谕，将其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最后亲撰《御制开惑论》，总结用兵之利，再次讥笑、批驳“庸庸无识之徒”的“浮议”。［15］在他命名的“十全武功”中，很少是一帆风顺的，常是兵败将折之后，再接再厉，才转败为胜或变被动为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举准、回之役及金川之战为例，论证不畏失败坚持进军的必要和正确。他总结性地说：“从来行军之际，原不能一往顺利，即如新疆西路，及两金川等处，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16］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他的大展鸿图，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知人善任，赏罚严明。乾隆帝在执政的六十三年里，尤其是七十四五岁以前，虽然也看错了一些人，误用了一些人，奖惩方面有的不够妥当，但总的来说，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很重视褒抑之法，力求作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他发现和重用了一批勇于任事、精明练达、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能臣，如刘统勋直言三朝元老张廷玉家族官多势大，需予抑制，尚书、二等公讷亲蒙帝特宠骄横专断，应加训示，使其省改。刘统勋体恤民疾，督修河工，屡办钦案，痛惩贪婪大臣，蒙君赏识，从詹事屡迁尚书、都御史，任至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乾隆帝盛赞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当其去世时，帝亲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黄廷桂、尹继善、陈宏谋、张允随、那苏图、胡宝瑔、杨起曾、苏昌、王恕、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