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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十家长、地方，知清不首者，鞭八十”，结案释放。
其四，特别重视知情、不知情的区别。顺治年间，不问留住包衣之人及其邻佑、地方是否知情，皆按窝逃
处罪。现在，窝主、邻佑，十家长，只要是不知情，就可免罪，因此，收留逃亡包衣之人和、邻佑、地方，完
全可以辩称并不知情，不知被留住之人是逃亡的包衣，就可借此免掉窝逃之罪。有了这个规定，就基本上把其
他所有惩办窝逃的条例都抵消了，实际上是取消了原来严惩窝藏逃亡包衣的“逃人法”。换句话说，顺治年间
制定的延续到康熙时控制包衣维护农奴制剥削方式的“逃人法”，至此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了，乾隆帝之《钦定
督捕则例》的“捕逃”，主要已改为针对为数不多的旗人家内奴仆的逃亡和八旗兵丁的逃旗了。［15］这一《
则例》的基本内容和大多数条目，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四、欲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四日，刚继位为君的乾隆皇帝弘历，下了两道专讲旗人生计的谕旨，摘
录如下：
“八旗生齿，日渐繁庶，而生计渐不及前。朕日为旗人详细筹画，于喜丧之事，照常给与恩赏银两外，屡
次赏赐兵丁银粮，又降旨查免欠项，仍恐于旗人生计，不能永远有益，今又饬查官房官地，赏给以为产业。但
旗人甚众，虽行赏赉，未能周遍。”［16］
“朕因八旗兵丁，寒苦者多，再四思维，特命借给官库银两，俾伊等营运有资，不忧匿乏。伊等自应仰体
朕心，诸凡撙节，以为久远之计，乃闻领银到手，滥行花费，不知爱惜。而市肆贸易之人，惟利是图，将紬段
衣服等项，增长价值，以巧取之。……著顺天府、五城通行晓谕商人，并令八旗大臣等教训兵丁，咸使闻之。
”［17］
这两道谕旨，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八旗人丁增多，二系旗人浪费，三是八旗兵丁多数“寒苦”，四为皇恩
屡施，五是无济于事，集中起来是一个问题，即旗人生计困难，时人称之为“八旗生计”问题。
“八旗生计”是康熙时便已发生的老问题。由于顺治到康熙二十年攻南明，剿农军，讨伐“三藩”，兵火
连年，八旗兵丁“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伤亡惨重，“丁口稀少”，兼之，军装战马，用费浩繁，广大兵丁
生计艰难。部分上层旗人（中下官将和部分领催及富裕闲散旗人）奢侈腐化，挥霍银米，入不敷出，家业衰落
。
康熙四十年以后，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生产发展，人口便迅速增长。顺治五年八旗满洲男丁为五万五千
三百三十丁，蒙古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中经康熙二十年左右的“丁口稀少”，到康熙六十年，满洲男丁为
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比顺治五年增加了两倍，蒙古为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也增长了一倍多。［18］雍
乾时期，人日增长更快。各地驻防八旗人口迅速增加。雍正九年，陕西西安将军泰布奏：西安额设驻防八旗兵
丁八千名，“今户口繁滋，将及四万”。［19］乾隆六年十二月，荆州将军衮泰奏称：“驻防满兵，生齿日繁
，现在入册闲散幼丁，共计二千六百余名，请添养育兵八百名。”［20］荆州将军所辖旗兵为四千名，而入册
之闲散便有二千六百余名，为正额百分之六十多。北京八旗人丁之增长，更超过了驻防旗人。乾隆十年，御史
柴潮生琉陈理财三策，第一策就是讲的北京八旗人口大幅度地增长，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丁口蕃昌，视顺
治时盖一衍为十”。［21］进士魏源也指出，“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22］
人丁数倍于昔，而兵额仍旧。顺治到康熙中，北京满洲、蒙古、汉军共一千一百余佐领，兵额约十万。广
大八旗满洲兵丁本已处境艰难，现“生齿日繁”，钱粮未增，以数丁、十余丁之人，食“一甲”（即一名兵士
）之粮，更加艰窘不堪。
因此，从康熙中年以后，八旗兵丁和部分官员、领催，纷纷典卖旗地，甚至违章卖与民人。史载，“民典
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之间，即有此风”。［23］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奏称：“近年以来，（追赎康熙年间
典卖旗地的）案牍日多，词讼不息。臣等伏思，康熙年间典卖旗地，至今多则八九十年，少亦三四十年。”
［24］
钱粮份额不增，人口大量滋生，旗地又已典卖，坐困于北京及畿辅五百里内的数百万旗人，生计艰难，而
且每况愈下，愈益穷苦。这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支柱八旗军队的素质，昔日百战百胜的八旗劲旅，战斗力已大
为削弱。清帝视“八旗甲兵”为“国家根本”，没有强大的八旗军队，没有八旗满洲人员的坚决支持，爱新觉
罗的江山是很难保住的。满洲人丁的贫穷化，给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从康熙帝起，
便极力设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康熙帝主要采取了赏赐银两的方式。早在征讨“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就谕告八旗兵丁要奋勇冲杀，允
诺平乱之后要对他们从厚奖赐。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圣祖玄烨谕户部：“八旗甲兵，国家根本，当使生计
充裕，匮乏无虞。向因剿除三逆，久历行间，制办军器，购送马匹，兼之户口日增，费用日广，以致物力渐细
，称贷滋多，朕每念及，深为轸恻，若不大沛恩施，清完夙逋，将愈至困迫，难以资生。今八旗满洲、蒙古护
军校、骁骑校，及另户护军、拨什库、马甲，并子幼或无嗣、寡妇、老病伤残告退人等家下马甲，所有积债，
尔部动支库银给还。汉军每佐领，各给银五千两，令其偿完债负外，余者各该都统收贮，以备公用。”［25］
这次共赐银五百四十余万两，平均满洲男丁每丁可得银七八十两至一百两。随即又设立官库，贷银与贫困需钱
的八旗官兵。康熙三十六年，圣祖谕免三次出征准噶尔部的八旗兵丁所借官库银两。四十二年又贷给八旗兵丁
银六百五十万余两，至四十五年，尚欠三百九十五万余两，圣祖亦命免除。五十六年，再免兵丁欠官库银一百
九十六万余两。仅三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六年这三次，共赐银、免欠银一千一百余万两，平均北京八旗满洲
男丁每丁可得银一百余两，能买米一百多石，数量确实不小。雍正帝即位后，几次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每
次三十五六万两，又创行井田，约派二百户京旗人员，往霸州等处种地，并立“养育兵”新制，增添了五千一
百二十名“养育兵”，从八旗余丁中挑补。［26］可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乾隆帝继承了皇祖、皇父以“八旗甲兵”为“国家根本”的国策，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他“轸念伊等生计艰难”，一方面，“频颁赏赉，优恤备至”，宽免旗人亏空的钱粮，查还其入官的坟茔地
亩，赐还部分官员获罪革退的世职，欲令旗人“家给人足”，另一方面着重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增加养育
兵名额。乾隆三年规定，满洲、蒙古八旗原设的四千一百六十名养育兵，由每人月银三两减为二两，多余之四
千一百六十两另增二千零八十名养育兵，并将满州、蒙古八旗每佐领下增足养育兵十名，汉军旗每佐领下增足
六名，合共设养育兵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名，比雍正时增加了两倍名额。十八年又规定，原设之养育兵，每名
减为月银一两五钱，余下之银，另增新养育兵五千零四十四名，再“恩赏”五千零四十四名，每月皆为月银一
两五钱，合共设养育兵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每年饷银为四十五万余两，较雍正时增加了一倍多。
第二件事是赎回民典旗地。乾隆五年，拨发帑银，赎回民典旗地“数千万亩”，二十二至二十七年，又赎
回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四顷，每年收租银三十一万余两，以备“赏给贫乏旗人，以资养赡之用”。［27］
第三件事是迁移部分京旗人员到东北耕种田地。虽然雍正帝的“井田制”没有成功，花了数万两白银，移
去不到二百户，十年之内，咨请回京的就有九十多户。乾隆帝即位后，将它改为屯庄，但不少有识之士，如舒
赫德、柴潮生、孙嘉淦等，皆先后奏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都而还淳朴，分京师生齿之繁”
。乾隆帝反复思考，终于在二十年决定，遣派京旗人员，前往吉林拉林垦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他就此事
下谕说：
“数年以来，朕念八旗生计维艰，曲为筹画，除八旗领设前锋、护军、马甲外，复特降谕旨，添设领催、
养育兵领缺，伊等生计，较前已有起色。但念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
拮据，是以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至
意。……此次前往人等，由京起身之先，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复给与车辆草束，到彼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
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项，计一户需银百余两，则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十）万两。朕所以不惜此费者
，盖欲伊等永远得所，曲为体悉。……”［28］
虽然乾隆帝亲自主持拉林垦地之事，花了大量银两和精力，督促官员经管，但也未收到多大成效，原定派
三千户，实际只去了两千户，而且到达拉林之后，并不认真耕地，四年之内，“逃回者甚众”。［29］
此外，为减轻八旗人口压力，七年四月十三日，他又下谕宣布允许汉军人员出旗为民，可是，出旗者不多
，过了一年，才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名汉军人员愿意离旗入于民籍。
尽管乾隆帝动用巨量银米，力图减少八旗人员的困难，但并未能收到多大成效，八旗生计问题没有解决。
一直延续到清末，此事仍然是困扰历朝政府的一大难题。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总的来看，他在治理国政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几
十年如一日地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革弊兴利，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提倡文化，勇于进取，促成了“大清国
全盛之时”的出现。在乾隆六十年里，尤其是乾隆二十年以后至五十六七年这段时间里，全国人丁激增，从乾
隆初年的一亿二三千万人增至末年的三亿，田地也增加了四五十万顷，农、工、商业发达，城市繁荣，百业兴
旺，府库充盈。
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只有存银二千四百万两，尽管由于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漕粮蠲免二万万两，平时
蠲免不下万万，赈灾河工之数亦逾亿两，“十全武功”又耗银一万三四千万两，但乾隆年间库存帑银仍在不断
增加，乾隆三十六年底，“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两”。［30］此后金川用兵五年耗银七千万两，但四十一
年十月，“部库尚存六千余万”，第二年下谕普免全国钱粮时，“部库帑项又积至七千余万”，四十六年仍有
七千余万两，四十九年库银亦为七千条万两。［31］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即位初年，
户部银库计不过三千余万两，今五十余年以来，仰蒙上苍嘉佑，年谷顺成，财赋充足，中间普免天下地丁钱粮
三次，蠲免漕粮两次，又各省偏灾赈济，及新疆、两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亿万万，即去年江南等处赈费，亦至千
佘万，然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五十四年用兵安南时，“帑项现存贮六千余万”。［32］国库存银长
期保存在八千余万两、七千余万两、六千余万两之间，这不仅在清朝，就是在以往汉唐盛世，也是绝无仅有的
。
因此，乾隆帝于十五年便大讲“国家全盛之时”，到三十二年更明确宣布“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大
清国全盛之势”，“堂堂大清势当全盛”。［33］清朝进入了人们称之为“康乾盛世”的“盛世”了。
________________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年六月《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2］《清圣祖实录》卷240，页10，卷244，页312；《石渠余纪》卷1，《纪节俭》。
［3］《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4。
［4］《满文老档·太祖》卷2：《清圣祖实录》卷14，页2。
［5］《清高宗实录》卷127，页24；《皇朝经世文编》卷35，孙嘉淦：《八旗公产疏》。
［6］《清世祖实录》卷34，页3。
［7］《清文献通考》卷20。
［8］《清文献通考》卷20。
［9］辽宁省档案馆藏，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