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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不畏强敌，坚决捍卫东北边区，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乱，就遣派兵丁，筑城置驿，筹办船只粮饷。准备就绪后，于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统、一等公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北京、吉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满、汉、索伦、达斡尔族士卒三千余人，围攻雅克萨，迫城中俄军投降后班师。第二年正月，沙俄殖民军再筑雅克萨城，康熙帝获悉后，又命萨布素、郎坦等领兵前往，重重围困，敌军伤亡累累。沙皇政府遣使至京议和，请求解围。康熙帝宽大为怀，撤退了军队，委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一等公佟国纲，与俄使谈判，几经周折，最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卫了中国神圣领土，解除了北境之危。
玄烨为了确保西北和北部地区安全，使喀尔喀三部蒙古能够摆脱准部噶尔丹汗的奴役和欺凌，重返祖居，自由耕牧，不顾绵延数千里的沙漠恶劣地形，不畏慓悍善战所向无敌的准部军队，摈弃了胆怯惧战贪图安逸的某些大臣的停兵之议，于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毅然统军三次亲征朔漠，大败准军，噶尔丹败病交加死去，其子女被策妄阿拉布坦押献至京，所部尽降。喀尔喀三部数十万蒙古兴高采烈地还居离别十余年的漠北故土，衷心感谢和拥戴圣祖“大皇帝”，于是阿尔泰山以东尽隶清朝版图，拓地二万里。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诸台吉入京朝贡，被圣祖分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自此“青海始为近藩”。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准噶尔兵，册立第六世达赖，委任贝子康济鼐、台吉颇罗鼐分掌前后藏。清朝版图又增拓二万余里。
在军事方面连续夺取辉煌胜利的同时，康熙帝在扭转财政危机，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极为可喜的重大成就。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余万两，千万人民衣食无着，大片田地荒芜。四川省人丁太少，“有可耕之地，而无耕田之民”。［6］长年故乱，严重影响了水利建设，河道失修，河患频繁，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淹没田园庐舍，沿河州县成千上万赤子葬身鱼腹。
以“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自许的康熙帝，为改变国穷民贫的艰窘困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等政策，保护耕地者的所有权，放宽新垦地的起科年限，使荒地迅速开垦成熟，六十三年内（包括雍正二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百三十四万余顷，比他即位那一年，增长了四分之一。［7］他认为，“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穷谷荒陬，皆居实惠”，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租赋。他在位六十一年里，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以灾蠲、逋蠲、轮蠲、大蠲等形式，蠲除赋粮、丁银和逋课五百余次，仅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次就蠲免江苏、陕西本年未完钱粮及明年应征钱粮六百万两，二十八年正月又免去江苏历年积欠二百余万两。从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共免去租赋一亿余两，相当于三四年的全国总收入。他又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决定，三年之内，将全国各省钱粮和旧欠通免一周，共免银三千二百余万两。他还注意让佃农在蠲赋中得到一些实惠，令地主按蠲赋分数减收佃农田租，并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明确规定，凡遇蠲赋之时，“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后又于四十九年重申此令，“永著为例”。［8］他还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使广大农民的丁赋负担相对稳定，不再增加，对减少农民因丁银输纳困难而逃亡的情况有所改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为雍正时“摊丁入亩”创造了必具条件。
玄烨对治河特别重视，他亲政以后，以河工作为与“三藩”决并列的三大要务之一，亲笔书写于宫中柱上，时刻考虑。还在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时，尽管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困难，他便开始了整治黄河、淮河的工作，于康熙十六年委任杰出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第一次就拨款二百五十余万两。此后，随着国库的充裕，河工经费愈益增加，达到“岁费三百余万”之多，超过了历代任何一个王朝。玄烨还多次南巡，视察河工，提出了让水顺人意的治河理论和一些重要的指示，督促大臣认真修建，使治理黄河、淮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对保护沿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促进水路运输与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帝还下诏永停圈地，不许满族贵族滥收投充人户，放宽“逃人法”，革除或减轻了顺治年间祸国殃民的三大弊政的危害。他还一再惩办残酷虐待奴仆的八旗贵族官员，对迫害旗下家人至死的主子，从严处治，将原定奴仆三次逃走者正法的规定，改为免死发往宁古塔。
康熙帝治政的极为难得的一点，是崇尚节俭，“惜财用”，“不妄费”，多次责令臣僚减少宫中用费。他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宣布蠲免全国钱粮的上谕中指出，正因为“每发供御所需，概从俭约”，所以能以历年节省的储蓄，供蠲赋赈灾之用。［9］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的遗诏中，总计在位时用度说：户部币银，全用于征战、赈饥，河工岁用三百余万，而他的巡狩行宫却不施采绘，每处不过用银一、二万两。连曾经长期出入宫廷为圣祖讲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对他的俭朴美德极为佩服，称赞他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10］
由于康熙帝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又自奉甚俭，因此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经济相当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库也由一贫如洗而变为粮谷充实帑银日增。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万，很快就变为库存余银八百万，到康熙五十年积存至五千余万两。玄烨的长期励精图治及其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通常所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聪明的孙子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
三、皇父锐意改革 国库充盈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玄烨逝世，乾隆皇帝的父亲胤禛即位，一般称为雍正、雍正帝或世宗。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虽不无可疑之处，他对政敌的处置也过于无情，甚至对同父所生的骨肉同胞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十四弟允禵，也残酷虐待，或阴谋杀害，或革爵监禁，因而声名不佳，被反对派给他扣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杀”、“诛忠”等十大罪状。他在执政的十三年里，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些弊政危害较大，不得人心。但总的来看，平心而论，他仍不失为一位勇于进取、兴利除弊、政绩卓著的杰出的封建名君。他有很大的抱负，有较强的革新勇气，要“振数百年之颓风”，“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灌”，以达到“澄清吏治，又安民生”，“天下永享太平”。［11］
康熙末年，由于圣祖玄烨年事渐高和诸皇子的争夺嗣位使他心力交瘁，政务比较松弛，官吏贪污之风盛行，钱粮短缺、赋银拖欠、国库空虚的情况相当严重。户部历年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江苏从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1712…1723年）拖欠赋银八百八十一万余两，加上历年积欠三百五十三万，共欠一千二百三十国万余两。兼之，自康熙末年派遗两路大军屯戍西北，准备进攻策妄阿拉布坦，花费了巨量银米。这一切，使国库存银急剧减少，从最盛时的五千余万，下降为八百万。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整顿吏治，清查亏空，充实国库。他多次下诏，督促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严厉追查，惩治侵盗公款勒索属下的贪官污吏。他责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赔偿户部亏空银一百五十万两，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他人冒支正项钱粮一百余万两而抄没其家，因原任山西巡抚苏克济勒索属下州县巨万银两而籍没其家财产，赔偿亏空。
康熙年间钱粮火耗日渐加重，有的州县催收一两正额赋银，竟要民间多交四五钱的火耗，还有其他名目的额外苛派，以致“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12］州县官吏将这些收入，一部分呈送上司，一部分作为地方公事用费，一部分吞没入己，既苦了百姓，又无助于国库的开支，还为他们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因为，既然上司接受了下级的银两，就不得不对他们瞻徇容隐，任其横行，从而加剧了吏治的败坏。雍正帝多次征求臣僚意见，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制度，规定各州县以低于现在的耗羡率，定个比例，正式征收，解交省里。这笔耗羡银的开支，主要是两项，一为官员的“养廉银”，一为弥补地方亏空和留作地方公用。这个制度，使耗羡率降低了不少，限制了康熙末年地方官对民间的狂征滥派，也使地方经费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确化、预算化，弥补了一部分原被官吏侵占的架银，还为一些志在为民谋利律己颇严的清廉官员提供了足够的养廉的物质条件，对国库、对人民都有一定的好处。
雍正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要的改革，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秦汉以来，臣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的赋役义务，一向是按人丁和土地分别征收的，丁有差役，田有租赋。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和官吏作弊豪绅横行，富豪之家“田连千亩，竟少丁差”，贫苦农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13］穷民被迫流亡，连累里甲赔累，官府也得不到实惠，于国于民皆大不便。雍正帝毅然推行“摊丁入亩”制度，以州县为单位，将康熙五十年本州县的丁银作为定额，平均摊入地亩中随田赋征收，这样一来，有地或地多之人增加了赋税，而无地少地的穷苦人民则减少了负担，“贫者免役”，“贫民无厘毫之需”，而国家的丁银收入也有了相当可靠的保证。尽管豪绅富室极力反对，浙江田多的富人竟到巡抚衙门示威吵闹，但雍正帝毫不动摇，明确宣布说，丁粮摊入地亩，“于穷民有益，而于绅衿富户不便”，坚持推行。［14］雍正二年直录首先开始摊丁入亩，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北等十三省相继仿效，除山西一省迟迟未完以外，全国基本上在雍正年间将丁银摊入田亩。“摊丁入亩”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削弱了他们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是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一大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雍正帝在制止地主阶级野蛮虐待佃农的问题上，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河南总督田文镜以豫省绅衿地主横行不法，压佃为奴，私刑拷打，奸淫妇女，地方官员拘私舞弊，包庇绅衿，奏请从重惩治，严厉禁止。吏部议复，拟请立法规定：以后绅衿苛刻虐待佃户，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职衔。雍正帝批令增添处罚抗租不交的佃户的条例。随即吏部议复奏准：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自拷打佃农的，乡绅照违制律议处，杖一百，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果地主将佃农的妇女强占为婢妾，该犯议绞，监候。地方官失察或包庇，该地上级不行揭参，均交部分别议处。如果佃农拖欠地租欺慢田主，亦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交，给与田主。这是清朝政府第一个明确规定主佃关系的法例，是通行全国的法例，影响很大。这个法例，固然保证了地主的经济收入，不许佃户欠租，但它毕竟明文规定，不准地主非刑拷打佃户，不许地主欺压佃户奸污妇女，从法律上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地主对佃农的人身压迫，为佃农减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雍正帝又一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是使山西等省乐户、浙江的“惰民”等“贱民”除籍为良。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帝夺位后斩杀了这批官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从此世代相传，沿习贱业，痛遭豪横绅衿和流氓恶霸蹂躏。雍正帝同意臣僚的建议，批准他们改业从良，削除乐籍，并除豁京中的教坊司乐户，命其从良，另选良民充当乐工。浙江绍兴府的“惰民”，传系宋朝罪人的后裔，备受欺压，男子只许以捕蛙、逐鬼为业，妇女则为媒婆或为人髻冠梳发，“辱贱已极”，与乐籍一样，亦被世宗下谕除籍，转为民户。江南省微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苏州府的“丐户”，与乐户、惰民一样遭受野蛮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