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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谕下达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之折封京。陈辉祖奏，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据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亶望此供又系诡辩，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下谕对其驳斥，并宣布要彻底清查此案。他说：著传谕陈辉祖，再行审讯王亶望，将当时道府是谁，如何私收捏报，令其逐一供明复奏。并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王亶望在甘肃时结报监粮之各道府，查审具奏。至于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今既称私收折色，仍行买补粮食还仓，且以捐多谷多为能事，则该省之粮充足可知，但为何“每年又须赈恤”？且即欲收捐，亦当听该生自行交纳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贵价，“何须官为包揽，以致弊窦百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即从前之结报各道府，此时已经升调者，人数不多，无难治罪。
“况中外人材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也”。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情弊，并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严切根究，据实指名参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为担承，将来别经败露，伊二人其何以对联耶”。［6］
乾隆帝此谕，比三天前下达之旨，在三个方面将案件的审理，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确指出，不肖官员已将“监粮”这一“惠民之事”变成“累民之举”而大发横财，再一次并且更为清楚地将此案定为贪污案。其二，断定此案为并非三五劣吏之作恶，而是集团贪污，省府州县官员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坚决彻底根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一定要严行查办，并责令阿桂、李侍尧不得徇情瞻顾，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报“连遇阴雨”，“大雨竟夜”而无法进攻，乾隆帝又连下三谕说：“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霶霈，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贩，作弊已属显然”。著王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总督勒尔谨和藩司王廷赞，为何“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命其据实供吐。他并令王大臣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甘省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7］
这样一来，乾隆帝已将此案的基本情节和性质，以及牵连的人犯，均已了解无遗，并一一作了结论，责令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切究办，二位大臣当然会全力以赴，认真办案，不敢瞻顾徇私，因而整个案件便迅速彻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尧将王亶望等在甘肃将“监粮”折收银两，在省包办、冒销赈粮等种种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报。乾隆帝于七月三十日下达的一道上谕，对此案情形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谕旨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8］
从案情来说，阿桂之奏和帝之谕旨已讲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简单的，即王亶望、蒋全迪与甘省各府州县官，分别收取若干名监生交纳的“监粮”之折色银，然后每年用因灾赈济的名义，将此银冒销，于是，“监粮”之银便全部落入王亶望等官员手中。
（三）“捐监冒赈”案的五个特点
王亶望等人的揑灾侵帑一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却具有五大特点。其一，案情之严重，情节之恶劣，侵吞银数之多，为顺治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中罕见之第一大案。王亶望一伙，究竞收了多少监生捐纳的折色银两，吞没多少，还盗窃了哪些粮食？总数难以确知，但从四个事实可以肯定其数是十分巨大的。一系甘肃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开捐，到四十二年初，距开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员已藉称干旱遭灾赈济饥民“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并将旧存常平仓之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即为八百万石。［9］二为陕西依照甘省之例，亦开捐监，从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统计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10］姑按二十分之一计，则甘省共应收捐生十八万余名，每名收银五十五两，当为一千零数十万两。三为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从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起，到有关抄家衙役，都私自盗取、吞没了不少珠宝金银，但上报朝廷的数目还是极为惊人，王亶望之家资，多达“三百余万（两）之多”。［11］当然，此数不全是王在甘肃贪婪之银，还包括有祖遗财产及其任另外官职时掠取之银，但从史料记载，王之主要收入确系来自甘肃藩司任内。四是甘省府州县官员从此“监粮”中贪污之银，亦多达数百万两。由此可见，王亶望一伙通过“监粮”，侵吞了上千万银两，他本人的赀财又多达三百余万两，这在入关以后的清朝一百多年里，还无人无案能与此相匹，其赃银数量之多，实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系单个作案，或系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象这样从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王亶望为首，兰州知府蒋全迪具体主持，“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样大规模地“上下一气”的集体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还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谕，批准阿桂等奏请将“甘省捏报灾贩侵蚀帑项”的各州县官员革职拿间的建议，现任知府前任知县杨赓飏、任诺玺，现任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瑗，同知前任知县闵鹤元、孟衍泗、赵枋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廷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璘、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柟、尤永清、丁愈、钱成钧、章汝楠、黄道昭、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飏、墨尔更额、王А⑴訕⑸昴⑹诽谩⒗铄觥⒁豆酆！⒑稳觊⒅？平荨⒊缕饟帧⑻帐亏搿⒙蠡浮⒕案！⒍啊⒊傻隆⑼趺西搿⒙殄贰⒙烙ο椤⒊卵献妗⒐愀！⒘踔未萃笆鹬赝跬蚰辏菖星笆鹬菸庀矗菖星笆鹬匮ε謇迹颊揪笆鹣刎┬硎苛海刎┣笆鹬刂苷仔堋€蔁j，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官员，亦命各督抚拿解兰州审问。
甘肃共有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上谕列有贪官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承二员，共八十一员，另谕又载了二十一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确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其三，贪婪有术，赃银累累。除了吞没“监粮”以外，王亶望等贪官还想了不少办法，大肆盗取国库帑银。捐监所收的六百多万石以上的“监粮”，虽全系折色银两，可是他们却藉口增粮太多旧仓不敷装藏，而呈请添建新仓，先后共二十六起，又冒领银十六万余两。以往赈灾时，需将粮食运往适中地方，发给灾民，故需开支脚价银，现“监粮”皆银，俱被官员冒领，他们仍沿“旧例”，以脚价银名目支领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脚价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署藩司文德亦领银一万七千五百余两。王亶望任内收的“监粮”和用于赈灾的“监粮”，数目很大，多达六百余万石，所领的脚价银当然更多。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库银二万三千余两，不久又参劾经方亏空银六万一千三百余两。随后另一官员图思义奏称，经方共亏空库银及豆草脚价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如果加上其吞没监粮之数，这个区区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银就多达十五万两以上，超过前面提到过的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纳取赃银四倍多，实在令人吃惊。据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的奏报，甘肃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仓库共亏缺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两、粮七十四万余石、草四百余万束。阿桂、李侍尧查明，省府州县官员侵吞“监粮”之银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经方还不在上述人员之内。人数之多，赃银之多，确系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护，知而不举，敷衍塞责。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许是对甘肃捐监一事还有些怀疑，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省监粮。袁守侗原系举人，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五次被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经其查实和参劾，使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相继正法或论斩。乾隆帝派遣这样一位办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对“监粮”的怀疑、重视和欲图弄清实况的决心。不料，这位曾五过难关、擅长破案的大司寇，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未识破这一弥天大谎，将并无一粒在仓之“监粮”，向帝奏称“仓粮系属实贮”，帝听信其言，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忆及此事，于七月二十二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甘省监粮，开捐以后，全系私收折色，并未实贮于仓。前次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彼时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著确查此事。［12］
适值阿扬阿正随帝秋称，在承德避暑山庄，帝即面讯。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谕说：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搀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13］
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之受骗失职，揭示得非常清楚。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谕对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结论，命予议处。他说：“袁守侗、阿扬阿系联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前次监查时，距开捐例不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14］帝之这一提问，袁守侗，阿扬阿是无法回答的。甘肃人口并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内就动用粮谷七八百万石发给灾民？哪有这样多灾民？素称精明能干善破疑狱之大司寇袁守侗，聪明才智焉在？怎能连这最为简单之事和最易觉察的漏洞，视而不见？是智者千虑之一失，还是别有原因，如官官相护之恶习，如总督勒尔谨、藩司王亶望之逢迎和请求，才造成这一严重失察，还需进一步深究。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不仅是袁守侗和阿扬阿，还有不少官员也是徇情失察。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