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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过军机处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肃巩秦阶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陕甘为官，当了十年陕西巡抚，屡署陕甘总督。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公，这样一员久任陕甘封疆大吏的老练大臣，为什么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蝉片语未奏？御史钱沣因此上疏，参劾毕沅署陕甘总督时，“于该省冒赈诸弊，瞻徇畏避，请敕部将毕沅比照捏结各员治罪。”帝命毕沅明白回奏，毕沅复奏辩称：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时，因金川凯旋，经手军需事件，迅速回陕，于甘省监粮情弊，“曾经查问属员，支吾隐饰，急切不能得其要领”。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时，又赴西宁口外办事，“在省为日无多，未能觉察举劾”，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帝下谕，斥其“托词卸责，所奏实属支饰”，两署督篆时，对“王亶望等折捐冒赈，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据实参奏”。［15］浙江巡抚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鹓元，皆系捏灾冒赈之贪官，陈辉祖与闵鹗元对其弟之“婪赃舞弊”，“亦有所闻”，但恐一经陈奏，其弟将遭重罪，故“隐忍瞻徇”。［16］实际上，对于此案，不仅毕沅、陈辉祖两位大臣，就是籍隶陕甘的科道官员，甚至“内外大巨，皆知而不举”，形成“天下无不共知”，“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实为寒心”的极其严重的瞻徇顾私官官相护的局面。［17］
其五，严惩不贷，大诛贪官。以往案件，犯员不多，诛戮较少，这次却迥然不同，斩杀劣员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令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他列举诸人之罪说：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已经查明。“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联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儁、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王亶望著即处斩”。勒尔谨对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已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从中影射侵肥，其原因已“平回”之事失误判处斩监候，现赐令自尽。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呈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派属员买物，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又始终匿饰此案，不吐实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后于九月绞决。［18］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谕，将侵冒帑银“监粮”银二万以上
者，立即正法，二万两以下者“向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各犯，亦问拟斩候，到时候请旨定夺。［19］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谕，对各犯作了具体处理：侵冒监银二万两以上的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熏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人，冒赈虽不及二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两之徐树柟、陈韶等二人，判为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派刑部侍郎阿扬阿前往甘省，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侵冒银一万两以上的闵鹓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赈不及一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的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人，判为斩监候，免入本年秋审，牢固监候，听旨裁决。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帑银十五万余两，立即处斩。其余侵冒银一千两以上九千两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为斩监候，于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到十月，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斩杀绞决、发遣这样多的贪官，在清朝还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帝为示惩戒，还将勒尔谨等要犯之子加以治罪。八月初五日，他下谕说：勒尔谨久任甘省总督，一切政务废弛，视同膜外，形如木偶，其子焉能脱身事外，著将其长子候补郎中伊凌阿及其次子，一并发往伊犁，严行管束，充当苦差，“以为满洲大员贻误封疆者戒”。［20］初八日、二十五日他又下二谕，命将王亶望的十一个儿子全照伊凌阿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中八个儿子尚系六岁以下的幼童，待其长到十二岁时再行发往。九月十二日，他复下谕：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著将王廷赞、杨士玑、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等七犯之子，俱革去所捐官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21］以经方吞银太多，谕将其子重庆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以示炯戒”。［22］
对于瞻徇容隐的陕西巡抚毕沅，乾隆帝几次下谕将其训斥，令其自行议罪，毕沅奏请缴银三万两并于养廉银内罚银二万两，“以赎前愆，”帝命将其降为三品顶带，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职俸及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戒，并责令其不得因停领养廉银而需索属员，否则将重治其罪。［23］因江苏巡抚闵鹗元、浙江巡抚陈辉祖庇护己弟，不予奏参，按毕沅之例，降为三品顶带留任，“所有应得职俸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创”，并规定此后毕沅等三人，不许呈进贡物。［24］陕西、甘肃二省捐监之例，立即停止。
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鉴，廉洁守法，现摘录如下，作为－此案的结束语。乾隆帝说：
“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前次开捐时，已不免稍有弊端，经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停止。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复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朕亦早有风闻，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现已查明处理）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内外大小臣工，见此案内之身受大辟者，即当知畏，其得邀免死者，当知愧而不当以为幸。经此番惩创之后，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副朕明刑弼教之意，……若再有以身试法者，即当按法处治。……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行晓谕中外知之。”［25］
二、新疆官员多报粮价侵蚀帑银 都统索诺木策凌等诛戮发遣
乾隆皇帝弘历将甘肃捐监折银捏灾冒贩的主要案犯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官斩绞发遣后，就甘肃而言，这一大案算是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仍然存在，至少直接波及到新疆、浙江和山东二省一区，出现了新疆捏报粮价、浙江侵吞抄没的王亶望家产和山东仓库亏空三大案件。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四日，钦差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合奏之折到京。阿桂、李侍尧奏称：监粮捐例章程内载有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额收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收五万石。现在甘肃捏冒等弊俱经查办，乌鲁木齐等处，亦恐有挪移亏缺之处，请饬交新任都统明亮彻底清查。
明亮查讯后，上奏朝廷，言及案情严重。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派刑部侍郎喀宁阿率领司员，驰驿前往乌鲁木齐，会同都统明亮查办事件。第二道谕旨是讲明如此办理的原因。谕旨的前半部分，摘录了明亮的奏折。明亮奏：“查明乌鲁木齐捏报粮价以图采买冒销一案，请派大员会同审办，并请饬部拣选直隶州、知县等员，前律接任，以便将案内人员查抄收禁。”谕旨的后半部分，是言帝之处理办法。帝谕：该处折收捏报，既据查讯明确，自应将承办各员严切根究”，已派喀宁阿迅速驰往，会同明亮秉公查办，并令吏、户等部保举知州、知县，带领引见后，即行发往。［26］
过了士天，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就乌鲁木齐采粮一事，下达专谕说：“昨以明亮查奏，乌鲁木齐采买粮食之价格，与时价不符，显有浮开冒销情弊”，因令喀宁阿驰驿前往审办。此案系索诺木策凌、奎林任内之事，奎林不过糊涂，失于觉察，且在任不久，于该处州县，或不致有交通情弊。至索诺木策凌，在任前后几及十年，前于经方案内，既曾收受节礼，“该处地方官藉采买之名，将价值以少报多，希图侵冒肥橐，若非该管都统有收受馈送之事，岂肯任其浮开冒销，以致官价与时价迥不相符？”著传谕喀宁阿将此旨告诉明亮，一面将各州县官解任，严行鞠讯，究出实情，“毋得稍存将就瞻徇之见。所有军机大臣查讯索诺木策凌等奏片，一并发往核对。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27］
乾隆帝此谕抓住了要害，乌鲁木齐各州县官员大规模地捏报粮价吞没帑银，一定取得了都统的支持、承认和许可。都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不分肥，不收受属员贿赂，就不会容许他们营私舞弊，这是官场通例。执政四十多年经验丰富的乾隆帝，深知此情，故很快就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指出必须查究都统索诺木策凌收受馈送之事，并责令罢各州县官员之官，“严行鞠讯”。钦差大臣喀宁阿与乌鲁木齐都统明亮，自然要执行帝谕，因而促使办案进展迅速，不久就作出了有关此案基本事实的结论。
四十七年四月，喀宁阿、明亮之折到京。这两位大臣奏称：乌鲁木齐各州县采买粮食浮开价值一案，原系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其地“粮麦价值平贱”，各州县官却不照市场卖粮的实际价格报销，而浮开多报。比如，小麦每京石用银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不等，州县却以每石一两八九钱具报。据各州县官供认，每石多报银三四钱或五六钱，通计各官历年侵冒银两自一万两至数百两不等。各官又供认“通同舞弊”，馈送都统索诺木策凌银两自一千两至数千两不等。现在已将新疆各官严密查抄，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一体查抄。［28］
乾隆帝阅过此折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谕军机大臣：“迪化等州县，采买粮食，辄敢浮开价值，冒销帑项，又复交结上司，公行贿赂，此事实出大奇”。索诺木策凌在都统任内，既经收受属员如此之多银两，“各属等任意开报，侵冒分肥，实出情理之外”。现已谕令喀宁阿等秉公审办，除各旗员在京家产已经查抄以外，所有业已离任的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六犯，著传谕各该督抚，即将六犯革职拿问，解交刑部，其原籍与任所货财，均予严密查抄。现在仍在新疆的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健、何琦、于得升六犯，其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将此谕由六百里发往各有关省份。［29］
过了两天，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索诺木策凌收受属员大量银两，革其盛京将军之职，派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盛京，将索诺木策凌押解热河行在，命庆桂补授盛京将军，其木和伦、丰伸、徐维绂、吴元、贺万寿、黄岳英、德平、伍彩雯、王喆、张建庵、刘建、何琦、于得升、湖图里等犯，亦一并革职拿问，解京交部治罪。同日并谕革前都统、现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林之一等承恩公爵，命其叔傅玉袭承。
不久，福长安奏报：索诺木策凌因无质证之人，对其听任属员采买粮食浮开价值及收受属员银两之事，“藉词支掩，匿不吐露”，其家人郭子所供经手收受情节，亦不实不尽，现即押带索诺木策凌与郭子赴热河，以与德平、王老虎、邬玉麟等质对。帝于五月十二日下谕：据喀宁阿奏：查讯德平等一干人犯，“其所供历年采买浮冒及馈送索诺木策凌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