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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虐待，广东沿江沿海一带的“旦民”，被迫以船为家，不得登陆居住，雍正帝先后下谕，取消了这些名称，让他们成为良民。尽管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这些贱民在实际生活中还受到许多歧视，一些贱民未能真正除籍为良，但总算是在法律上革除了长期以来束缚他们的禁令，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不少贱民也确实成为民户，取得了良民的资格，不能不说这是雍正帝的一项“德政”。
雍正帝对“逃人法”也作了一些修改。康熙时规定，收留有主逃亡奴仆的“窝主”，流徙尚阳堡，两邻、十家长、地方，枷号一至二月，责四十板释放；逃走三次的奴仆，发给宁古塔穷民为奴。现在改为，逃奴在该地居住超过一年的，窝主、十家长、邻居、里长俱照“不应重律”，责三十板完给；停宿不及一年的，俱各免罪；超过了两年，才照从前定例治罪，逃亡的单丁男妇，年过六十，免照逃人例治罪。这就进一步减少了“逃人法”弊政的危害。
雍正帝大力改革旗务，削弱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下五旗王公旗主对本旗旗下官民的统治。他取消了康亲王崇安、顺承郡王锡保、信郡王德昭掌管旗务的权力，委任十六弟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管理镶白、正红二旗“满洲都统事务”（即兼职都统），禁止下五旗王公任意残害属下官员和勒索银财，彻底结束了下五旗王公对旗下的君臣关系和主从关系，下五旗人员从此由本旗旗主的私属转变为皇帝的臣仆。
雍正帝的这一系列改革，使广大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所均平和减轻，吏治败坏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从即位时的八百万库存币银，增至六千余万两，“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15］这就为他进军青海、经营西藏，实行改土归流和用兵准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青海居民主要是蒙、藏二族，也有一些汉民，由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子孙统辖。他们于康熙三十六年始受清帝封授爵位，成为“近藩”。雍正元年（1723年）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亲王胁迫各部台吉尊己为“达赖浑台吉”，不许他们使用清政府封授的王公爵位称号，诱使大喇嘛察罕诺们汗煽动藏、蒙牧民二十余万随己反叛，欲图独霸青海控制西藏。他劫持清驻西宁的办事大臣兵部左侍郎常寿，攻西宁，掠牛马，抗官兵。雍正帝立即委任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统兵进剿，很快就大获全胜，罗卜藏丹津慌忙逃走。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尧皇上的处理青海“善后事宜”，将蒙古各部编设佐领，实行扎萨克制度，把一部分藏人编为民户，另一部分实行土司制，归道厅、卫所官员管辖，在西宁等地增设驻军，改西宁厅为府，下辖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从此青海正式直接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
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等袭杀忠于清朝的康济鼐贝子，掌管后藏的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请清帝发兵进藏剿叛，世宗遣左都御史查郎阿统西安满兵四百及陕西、四川、云南绿旗兵一万五千名入藏。第二年五月颇罗鼐擒获阿尔巴布等，平定了叛乱。查郎阿办理善后事宜，奏准以颇罗鼐为贝子，总管西藏事务，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川、陕兵分驻前后藏镇抚。从此西藏正式设立了办事大臣，加强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雍正帝的又一重大决策，是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居住着苗、壮、彝、藏等少数民族，他们长期以来遭受土司的严重剥削和野蛮虐待。象乌蒙地区（原隶四川，后改归云南）的土官禄鼎乾家族，对部民滥征赋税，“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可一娶媳妇，则土民三年不能结婚，土民被土司杀害，其亲族还要交“垫刀金”数十两，时人称土民是土司的“万世奴仆”，“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他们“终身无见天日之期”。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司，还经常胁迫属民从征，大肆掠夺，“专劫杀为生”，使邻近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奏请继承明朝改流之制，革除这些土皇帝，将土司地区改隶清朝政府直接管辖，但屡遭中央因循苟且的管事大臣议驳。雍正四年云南总督鄂尔泰上疏痛言土司制度祸国殃民，恳请改土为流。
世宗早已知道土司“生杀任情”、夺取属民牛马妻女等等罪过，当即批准鄂尔泰的建议，并升任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经过五年的招抚和进剿，终于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大多数地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委任流官管辖，实现了“改土归流”。［16］这对增强祖国的统一，促进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土官敌视改流，不少新上任的满汉官员又苛索民财，豪猾胥吏欺压土民，鱼肉百姓，因而不断发生骚乱，尤其是雍正十三年春贵州苗疆的大动乱，更使州县失陷，省城戒严，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以此为借口，激烈反对改流，雍正帝也开始动摇不定，几乎使这一重大的改革中途夭折（详见本章第三节）。
在进军青海、经营西藏、实现改土归流方面连续获胜的形势下，勇于进取的雍正帝准备向准噶尔部进攻，任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分统北路、西路大军，进驻阿尔泰和巴里坤，伺机攻故，不料傅尔丹大败于和通泊，岳钟琪部牧场被劫，军事上遭到了重大失败，这一任务只有让他的爱子乾隆皇帝来完成了。
四、神童脱颖而出 父祖宠爱
回顾往事，审视现局，放眼未来，无疑会使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勇气倍增，信心十足，豪情大发。他自然会深深感到，他的处境比曾祖父顺治帝福临、祖父康熙帝玄烨好上千百倍。这两位皇帝即位之时，不过是一无所知只会打闹年方六七岁的小小幼童，衣食都不能自理，哪能治理国政，大权当然旁落他人之手。何况战乱频仍，国库如洗，民心不顺，大有朝不保夕丧失天下的危险。而今日的新皇帝弘历，已是二十四岁文武双全的英俊君主。他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从小就为父祖宠爱，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六岁就学，受书于谨厚刚诚的庶吉士福敏，据说能过目成诵，课业进展迅速。康熙六十一年春，他拜见皇祖父于圆明园，圣祖玄烨看到这个不到十一岁的孙子聪睿俊秀，十分喜爱，命养于宫中，让孝懿仁皇后之妹贵妃佟佳氏与和妃瓜尔佳氏精心抚育。如此优遇，超过了其他皇孙。这位年近古稀的祖父，曾经亲自给小孙子讲课，并以《爱莲说》相试，弘历毫不惊慌，“诵解融彻”，祖父非常高兴，夸奖备至。为了让这个可爱的龙孙得到更好的全面培养，玄烨让弘历向其十七叔果亲王允礼学火器，向二十叔贝勒允祎学骑射。弘历勤学苦练，技艺日增，深通家传妙法，不管是在圆明园练射，还是在南苑行围，他经常能屡发屡中，这个垂髫的小孩如此英武，观者莫不称赞。这年夏天，弘历由父母带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在皇祖赐与居住的“万壑松风”中读书。有一天，他看见御舟停泊于晴碧亭，听到祖父叫他，立即迅速跑去，直趋岩壁而下，玄烨怕他摔跤，叫他不要快跑，以免蹉跌，其爱护之情确非寻常。还有一次，弘历随父母向皇祖间安拜觐，玄烨非常高兴，笑容满面，连声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圣祖往木兰秋狝，弘历跟随，入永安莽喀围场。玄烨用枪射中一熊，见熊倒卧在地后，命弘历往射，欲图让他得到初次打围就猎获大熊的美名和吉兆，有意对他特别培养，不料差点出了大祸。弘历刚刚上马，大熊突然立起，年方十一岁的弘历面临这一庞然大物拼死反扑的危险，毫不惊慌，控辔自若。玄烨赶忙再发一枪，将熊击毙。回到帐中告诉妃殡说：“此子诚为有福”，而且“福将过予”，如果他到熊的面前时熊才立起，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久御朝政威震四海的英明天子，对这一小小孙子如此特殊培养和宠爱，必然会在政界中产生巨大影响，文武百官必然会理解到这些行为的深刻含意，也就是说它在康熙帝择立嗣君问题上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礼亲王昭梿为此专门写了《圣祖识纯皇》短文，评论说：“由是（圣祖）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17］
皇祖如此垂青，皇父必然要更加宠爱。若按一般常情，以母亲之身份高低和孩子的年龄大小来定诸皇子的地位，那么，弘历没有什么优势。他排行第四，生母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枯禄氏，十三岁嫁与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地位并不高，连侧福晋（即侧妃）都不是，《清史稿》称其为“格格”，不过是地位低微没有封号的小妾。除去早殇的弟兄以外，他的三哥弘时，母为知府季某之女，被封为侧福晋，他的六弟弘瞻，母刘氏为管领刘满之女，封贵人，他的五弟弘昼之母耿氏，虽也和钮枯禄氏一样是所谓的“格格”，但甚受胤镇宠幸。因此，弘历之所以得宠，不是靠生母和其他什么外在因素或偶然的机遇，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天资和才干，以此博得了皇祖的赞赏和欢心，对胤禛的继位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而当然会得到皇父的特殊宠爱。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大臣和九卿，谕告说：己预将嗣君之名书写于密封的锦匣内，放置在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日后需要时即从这里取下宣读。这个预定的嗣君，不是别人，而是刚刚十二岁的皇四子弘历。雍正十一年正月，世宗封弘历为宝亲王，从此命他每年代祀北郊，并让他了解对准部用兵的军机大事。雍正十三年春，贵州苗疆骚动，世宗特命弘历、果亲王允礼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直接处理涉及改土归流是否坚持实行的重要国务。
位从小就靠自己本事脱颖而出的英俊君主，执掌大权后，当终要继承他祖先勇于进取的优良传统，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第一步就是要革除弊政，安定人心，解决苗疆叛乱及与准部议和问题，以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下阶段大踏步前进准备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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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892，页22。
［2］《清圣祖实录》卷23，页18，卷29，页3、4、5；昭梿：《啸亭杂录》卷1《圣祖拿鳌拜》。
［3］《清圣祖实录》卷99，页8、10；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
［4］《圣武记》卷2，《康熙裁定三藩记》。
［5］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6］《清圣祖实录》卷36，页7。
［7］《清文献通考》卷1。
［8］《清圣祖实录》卷147，页27，卷244，页13。
［9］《清圣祖实录》卷244，页3。
［10］白晋：《康熙大帝》中译本页20…22。
［11］《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一月十七日条、五年二月初三日条。
［12］《清世宗诗文集》卷1，《谕布政司》。
［13］《清世宗实录》卷24，页11。
［14］《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七月初二日谕；《朱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李卫奏折：乾隆《苏州府志》卷8，《田赋》：同治《建昌府志》卷3，《赋役》；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5，《舆地》；乾隆《夏津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清高宗实录》卷911，页6。
［15］昭梿：《啸亭杂录》卷1，《理足国帑》；《皇朝经世文编》卷26，《论增兵筹饷疏》；魏源：《圣武记》卷11。
［16］《清世宗实录》卷20，页17，卷81，页16，卷143，页2、14；《朱批谕旨》鄂尔泰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奏；《圣武记》卷7。
［17］昭梿：《啸亭杂录》卷1。
“政尚宽大” 纠错补偏
第二节 “政尚宽大” 纠错补偏
一、主宽容 戒繁苛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对先帝胤禛励精图治的精神和刚强果断的作风十分敬佩，对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高度赞扬，但对这位君主的严酷手段和政令的繁苛则很有反感，尤其是对由此而可能引起的潜在的政局动荡更是非常担心，因此即位初期，便坚决地确立了“政尚宽大”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这一方针迅速得到贯彻执行。
从严酷到宽容，由繁苛至宽松，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是很难实现的转变。清朝诸帝皆一致强调“敬天法祖”，都以尽孝为律己治国之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