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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豫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110]不久,富勒浑被释,出邢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坤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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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2]《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
[3]《清高宗实录》卷971,页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5]《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5、16。
[6]《清高宗实录》卷1134,页19,20。
[7]《清高宗实录》卷1135,页2、3、4。
[8]《清高宗实录》卷1136,页8、9,卷1137,页45。
[9]《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
[10]《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7。
[11]《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12]《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
[13]《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30。
[14]《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
[15]《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
[1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
[1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18]《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10,页21。
[19]《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
[20]《清高宗实录》1140,页31…35。
[21]《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4、25。
[22]《清高宗实录》卷1146,页10、1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48辑683页雅德题。
[23]《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
[24]《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9。
[25]《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22。
[26]《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5、6。
[27]《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15、16。
[28][29]《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28、29。
[30]《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26,27。
[31]《清高宗实录》卷1160,页7、8、9、10。
[32]《清高宗实录》卷1163,页12、13。
[33]《清高宗实录》卷1162,页17,18。
[34]《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8。
[35]《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19,卷1165,页18。
[36]《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0。
[37]《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23。
[38]《清高宗实录》卷1164,页30,31,32。
[39]《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4、5。
[40]《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6。
[41]《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
[42]《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16。
[43]《清高宗实录》卷1165,页14、15。
[44]《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10、11、12。
[45]《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
[46]《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25。
[47]《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5、26。
[48]《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26。
[49]《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11、12。
[50]《清高宗实录》卷1168,页2、3。
[51]《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
[52]《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53]《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17,18。
[5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55]《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
[56]《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
[57]《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
[58]《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
[59]《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0、11。
[60]《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61]《清高宗实宗》卷1154,页8、9。
[62]《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20;《清史稿》319,《和肪322,《钱沣传》。
[63]《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
[64]《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7、19。
[65]《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66]《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67]《清高宗卖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68]《清高宗实录》卷1158,页10、11。
[69]《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70]《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71]《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
[72]《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6、7,卷1251,页9。
[73]《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传》,卷352,《姜晟传》。
[74]《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
[75]《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5。
[76]《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3、4、5、6。
[77]《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
[78]《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6、7、8。
[79]《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3。
[8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7。
[81]《清高宗实录》1251,页8,卷1252,页18,51254,页4、14。
[82]《清高宗实录》卷1256,页14、15。
[83]《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
[84]《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4。
[85]《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
[86]《清高宗实录》卷1260,页2、3、4、5。
[87]《清代碑传全集》卷36,秦瀛:《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光鼐墓志铭》。
[88]《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4、5。
[89]《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26、27、20,卷1262,页3。
[9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6、37、38。
[91]《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39、40、41、42。
[9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50、51、52。
[93]《清高宗实录》卷1262,页2、3。
[94]《清高宗实录》卷1263,页20、21、22。
[95]《清高宗实录》卷1264,页14、15。
[96]《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2、3、4。
[97]《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9、10、11。
[98]《清高宗实录》卷1265,页16、17。
[99]《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4、5、6。
[100]《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101]《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102]《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
[103]《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21。
[104]《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
[105]《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4、15。
[106]《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107]《清高宗实录》卷1203,页5、6。
[108]《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
[109]《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
[110]《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
岁岁秋狝
第四章 南巡秋狝谒祖陵
第一节 岁岁秋狝
一、秋狝之由
乾隆皇帝弘历喜爱巡幸行围,在执政六十三年里,他东谒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兰秋狝,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临豫省,阅视天津,孔府朝圣,泰山登高,先后多达一百余次,时人及后世对此颇有非议,现对秋狝、谒陵、南巡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丛洞听说皇上要到热河木兰巡幸行围,上疏谏阻说:恐怕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纪纲急需整顿,营务不能松弛,请帝“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弘历拒其所请,下达专谕,详述行围之必要性说:
“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况今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厉。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启行时,朕尚欲另降谕旨,加恩赏赉,令其从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经史,至今手不释卷,游逸二字,时加警省,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事,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识见未广,将此晓谕知之。”[1]
这道上谕,否定了御史丛洞谏阻秋狝的理由。丛洞认为,狩猎就是为了娱乐,尽管他不敢直言帝爱游逸,而以“恐侍从以狩猎为乐”为辞,但其含意已十分明显,并紧接着又讲留京臣僚将“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对丛洞之意当然能够理解,故下达上谕,从四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烨屡故屡胜,所向无敌,皆系由于平时训练娴熟,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其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其三,未误政务。皇上虽未在京,但未耽误政务,一切军政要事,以及人事调动,照旧进行。其四,宫中更可享乐。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若系仅为娱乐,则深宫之中,何事不可为!
这道谕旨讲的四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本来不需另加论证,但若联系清朝兴起的历史与乾隆帝之志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后的行动,便可发现,此谕还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图和更宏伟的设想。最能反映弘历的想法是谕中的两句话,一为“我朝武备,超越前代”,二为“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从第一章第一节清朝前期几位帝君情况的简介,便可知晓,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之所以能从管辖几十名诸申的小小部落头人,一跃而为君临夭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凭藉“无敌军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离开“武备”,大清王朝就会动荡不稳,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败灭亡,而有了“武备”,有了无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进据辽东,入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