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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派出这位第二宠臣时，认真吸取了先前错用讷亲的教训，在任傅恒为经略时，两次下达长谕，既详言讷亲“身图安逸”、畏缩不前、“负国负恩”之大罪，将予严惩，并明确告诫傅恒不要“如讷亲之怯弱”，否则“前鉴具在”；又夸奖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有“锐往直前破釜沉舟之志”。［1］这对促使傅恒勇于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会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连下数谕，责令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四川提督岳钟琪，“务须乘机度势，可进则进”，不要迟延，不许象从前“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当以张为戒。这为调整将帅关系，加强统一指挥，很有裨益。
乾隆帝专对金川军营将弁兵丁下达特谕，既指责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锋陷阵”之过，将弁“虚糜廪禄，均属有罪之人”，又告以“咎归主将”，乃讷亲、张广泗，官兵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现派经略大学士傅恒赉往内帑银两，赏赉将弁兵丁，“鼓励士心”，责令他们务必“各知奋勉”，“踊跃前驱”，“共成伟绩”。［2］
乾隆帝在调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进，决定增派大批满汉官兵。
他于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谕，遣派京师满兵二千、东三省满兵三千、陕甘二省兵一万五千名、云贵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满兵二千、四川满兵一千，合共三万五千名，派总兵六员、副将八员统领，限于十四年三月齐集金川军营。加上金川现有汉土官兵及少数满兵共二万四千九百佘名，清军总数多达六万名，超过金川藏兵十余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为根本支柱的满兵九千余名，可见乾隆帝誓平金川的决心之大。对出征官兵，皆厚赐银两，满兵的前锋、护军，每人赐银五十两，可购米五、六十石。
给经略每月养廉银一千两、“赏赉银”一万两。
在粮饷器械方面，也力求富余充足。运去大批枪炮，其中冲天炮、九节炮威力极大，是“国家利器”，威远炮在康熙年间征西藏时，“曾以此得胜”，制胜炮威严雄壮，均为圣祖时制造，平时均“贮之禁中”，这次也特为请出，送往前方。金川军营又铸造了多位重二千余斤的铜炮。乾隆帝拨户部库银和各省银四百万两以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供傅恒赏赐官兵之用。
乾隆帝为使傅恒“专一经理进剿事宜，俾肤功早奏”，保证粮饷器械的供应，增强指挥效率，于十月十四日解其带管川陕总督之职，特派数员能臣前往，以两广总督尹继善为协办大学士，摄陕西总督，主馈运，派兵部尚书兼户部尚书舒赫德随傅恒行，因讷亲之兄两江总督策楞及讷亲之堂弟吏部尚书达尔当阿，恳请从征效劳，授策楞为四川总督，命以上四员大臣及内大臣傅尔丹均为参赞大臣，“参赞军务”。［3］
乾隆帝的这些措施，以及诛讷亲，斩张广泗，惩治四川巡抚纪山，使新经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强了责任感，三军将弁士卒畏惧处罚争求立功，军纪严明，士气大振，兼之，粮饷充足，枪炮众多，军需物资齐备，这一切，为进攻金川提供了获胜的可靠保证。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御太和殿，赐经略大学士傅恒敕书。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亲祭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至东长安门外御幄，亲赐傅恒酒，命其于御幄前上马，又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未及而立之岁的青年大帅傅恒，深受特宠，誓报帝恩，决心要踏平金川，建树丰功伟绩。他一出京门，便兼程前进，飞速奔驰，日行二百四五十里，每日还要看阅帝旨和有关军情的文件，处理军务和地方要事，缮写奏折。十一月末他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鞍马之劳顿，可想而知。他从成都出发，沿途崇山峻岭，道路险恶，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平常时日都只能牵马步行，而现在连日降雪，“路途益滑”，“极滑处”将马用绳系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几匹马坠入山涧，傅恒亲自率众步行七十里，整整劳累一天，才登上山岭。历经艰辛，傅恒于十二月十八日赶到金川军营。［4］
对于与军中大将岳钟琪、傅尔丹的关系，傅恒十分慎重，竭力争取和衷同济，同建功业。他于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说：“闻军中绿旗将士，知臣来川，日夜盼望。而傅尔丹等闻臣将至，转生疑惧”。待到军营后，当对傅尔丹等“详悉开导，使之释然无疑”。拟告岳钟琪：你受皇上深恩，弃瑕录用，“当一矢丹诚，竭力报效，不可稍存瞻顾”。若你进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尽力则有过。我为经略，“众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协力，相与有成”。并欲将此“谆切告语”，“宣布军中将士，使傅尔丹等疑惧尽释，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时，他奏减兵九千，只派新兵二万六千名。乾隆帝盛赞其“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5］
傅恒立志做番事业，一再向帝奏称誓平金川，明确讲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6］他详细了解军情以后，于十四年正月初专上长疏，详述了讷亲、张广泗的失误，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说：等待各省调派之兵到齐以后，即同时并举，分地奋攻，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番众”不多，外边防备既密，内部守御必疏，我军从捷径深入，出其不意，“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一路，岭高沟窄，我“既身为经略，当亲任其难”，党坝一路由岳钟琪统率，“两路并进”，“使其面面受敌，不能兼顾”。土兵中，小金川兵骁勇善战，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谷、梭磨、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干不足，革布什咱兵精锐，均“可资其兵力”，“定于四月间报捷”。［7］
在此之前，他奏准斩杀私通大金川之奸细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及其嫂阿扣和汉民王秋，断了莎罗奔安插在清军里的内应。他“申明纪律，整顿营伍，亲身督战，露立风雪之中，连霄达旦攻克碉卡”，军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将四川提督岳钟琪，深感皇上不念前过起用重任的厚恩，决心报效朝廷，立功建业。尽管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翁，但从乾隆十三年四月抵达军营后，便尽心竭力从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张广泗战败被斩无法对岳排挤以后，他更为发奋，于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统领党坝之军，进攻、康八达山梁。他所辖之兵，号称一万余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营盘、一百零五卡和粮台塘站，以及伤病，只剩下七千余人可供进剿之用，其中大半系附近土司之兵。他用这支以土兵为主的军队，猛攻敌碉，夺毁大战碉、小战碉各数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处），焚金川藏民粮食十二仓，取平房四十六间，斫破大皮船四只，攻占跟杂一带地方，南北四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前后杀贼甚众”，为数月以来罕有之胜。［8］岳于此月奏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井进，直捣勒乌围；以一万由甲索夺马牙冈、乃党、两沟，径抵河边，与党坝之兵会合，攻取勒乌围莎罗奔住碉，留兵八千于卡撒防御刮耳崖莎罗奔之侄郎卡来援，俟取勒乌围，前后夹攻，夺占刮耳崖；余兵七千分守营盘，防护粮运。他向帝表示：“专责臣办理，一年内可成功”。［9］此奏深受乾隆帝赞赏。岳钟琪又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连续领兵一千余名，猛攻界于康八达与木耳金岗两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将其石城轰坍，又火焚木耳金岗战碉二座、卡二处，击杀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闻知甚喜，批示说：“欣悦览之，汝调度有方，实可嘉悦，总俟克成大勋，从优议叙。”［10］岳虽因年老和昔日进剿西藏时“染受寒湿，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险，难于乘骑，但在攻打火烧梁、木耳金岗、革什戎岗、康八达等三十余处时，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战”。［11］岳钟琪的战功，鼓舞了三军士气，对扭转清军的被动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军营右汉满士兵三万八千余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陆续调来之兵，到二月初，总数当在四万名以上，超
过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军压境，枪炮众多，连下碉卡，士气振奋，傅恒、岳钟琪决计深入，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不料，从京城方面连续传来圣旨，乾隆帝要经略收兵息战班师回朝，使广大官兵诧讶不已，议论纷纷。
二、获胜无望后悔用兵 下诏班师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历下谕，宣召经略大学士傅恒、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回京说：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绥辑群番，并非利其民人土地，而从前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屡经贻误，是以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视师，熟察形势，相度攻剿。经略大学士傅恒自奉命至军，忠诚劳勋，超出等伦，其办事则钜细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击碉夺卡，大著声威，诚为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师颜，而机务重大，部务殷繁，诸大臣皆为此一事，驰骋经营。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巨，素深倚毗，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擒获渠魁，扫荡巢穴，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尚书达勒当阿、舒赫德各有部职，亦未便久旷，总督尹继善统制全秦，边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军营一切事宜，交与该省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等，尽现在兵力，足以调派，即傅尔丹，尚有满兵在彼，亦应暂留，殚心筹画，妥协办理，以竣军务。”［12］
过了两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详言必须班师的理由，认为“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因“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命议政王大臣“通盘筹酌，详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立即集议，奏称：“王师除逆安边，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经奏悉，限于地势，讵可劳师糜饷，从事于人力难施之荒徼，应请撤兵，召经略大学士还朝。”乾隆帝从其议，即于当日正式下诏班师说：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抵军营，即诛渠魁，克碉卡，军威大振。贼首穷蹙求降，经略大学士志期殄灭种类，欲俟各路兵丁齐到，一举荡平，不肯允降。朕思蠢尔穷番，何足污我斧钻，既已乞降，允宜网开三面。且经略大学士心膂重臣，久劳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已降旨召令还朝，赞襄机务，所有纳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随宜酌办。内大臣傅尔丹暂留，统领满兵陆续撤回。其各路满汉官兵未抵营者，于所至之处，著班第、纪山、高越知会统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营，不必前进。……大兵既经撤回，军糈亦无庸挽运。……”［13］
又过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后之命，下诏封搏恒为一等忠勇公说：
“……朕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仰蒙垂询，朕以班师纳降具奏。钦奉慈谕：息众宁边，乃国家太平长策。皇帝御极十有四年，予从不问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闻，因系军国重务，时惦予怀，近见皇帝宵旰焦劳，尤为注切。今既下诏撤兵。实我大清国景运兴隆亿万年社稷苍生之庆。大学士傅恒忠勤宣力，谋勇兼优，成绩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奖励，予心如是，皇帝以为何如。朕念经略大学士傅恒殚心为国，实冠等伦，超锡五等之崇班，允协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谕，封为忠勇公，铭勋册府，光我邦家，朕实嘉焉。”［14］
乾隆帝是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为经略的，并于十一月初三日为其出师饯行，拨款四百万两，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对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兴师”，“犁庭扫穴”，“迅奏肤功”。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就改变初衷，要下诏班师？总观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关于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谕，可以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来已久，是他经过长期反复考虑而慎重作出的结论。促使他这样作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进攻难以获胜。乾隆帝原本以为，金川乃一偏僻之区弹丸之地，只要派遣数千绿旗士卒，征调附近土司的土兵，就可势如破竹，迅速“直捣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