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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绿旗士卒，征调附近土司的土兵，就可势如破竹，迅速“直捣巢穴”，“擒获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三万，一挫于马邦、曾达，经略大学士、一等果毅公讷亲和张广泗统军四万再败于腊岭，用兵两年，被挡于莎罗奔所居勒乌围数十里外，寸步不前。这时，他才知道金川气候恶劣，地形险峻，藏民誓死反击，进剿很难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谕召傅恒回京的同时，告诉军机大臣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
金川“坚碉难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天险非人力可施”。敌之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进攻，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达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其一人，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15］在此之前，他多次讲到“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难”，卡撒“坚碉林立”，“险峻逾常”，勒乌围、刮耳崖“险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险阻如此”，决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还忧心忡忡地说：悬军深入，歧径莫测，敌军设伏断后，“种种可虞，险著讵宜尝试”！［16］他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金川藏民凭险死守，“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清军极难取胜，并常有败师殒将的危险，是迫使乾隆帝后悔用兵下诏班师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费银巨万，国力难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时，军营只有汉土兵二万四千九百余人。经过朝廷增调满汉官兵及随行夫役，以及佥征土兵，到十二月中，人数大增。办理粮饷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抚班第的奏折，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俩奏称：“现在通筹各军粮，计口预备”，卡撒五万人，党坝三万余人，甲索一万余人，马奈、正地各五千余人，“各有存积”。［17］官将兵丁役夫已有十万余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数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于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称，现驻军营官兵夫役，月需米二万一千余石，今又添满汉官兵和运夫，约添二万余石，从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万石。当时，从成都运米到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姑按高越的计算，每月需米四万余石，一年就是五十万石，一石脚价银十八两，每年仅食米一项，就需脚价银九百万两。另外，还有其他开支。高越又奏称，从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费”，约银八百七十万余两。［18］除去二十五万石米的脚价银四百八十万两，则其他项目的用费为三百九十万两，相当于五个月内食米脚价银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脚价银和其他开支，应需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田赋银总数一半以上。数量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后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说：前据高越奏称，川省军需，年内至明年五月，尚须拨银八百七十万两。“金川小丑，初不意糜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儿及二千万”。［19］又过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论述“金川用兵，定不过（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时讲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两，“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若迟至（十四年）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两，倘若“悉以掷之蛮荒绝傲，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20］如果联系到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已有银二千四百万两，十三年之久只增加了三百万两，更可显示出这二千七百万两之宝贵，怎能轻易掷于金川。巨万军费，非此时清政府所能承担，这是促使乾隆帝决定停兵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其三，“疲于供亿”，民力难堪。月需四万余石米的军粮，每门重二千佘斤的大炮，上万枪铳，数以十万计的大小炮子，以及军装刀枪剑戟，等等，数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岖，骡马难行，全靠人们肩挑背磨，十分艰难。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专疏奏称：“蜀中輓运军需，全资民力，轮流更替，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众。一出桃关，山路崎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成都米价昂贵，民食艰难。”［21］乾隆帝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报，深知军需转运的累民，多次下谕讲到，川省军兴以来，“一切夫马粮饷，供亿浩繁，内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虚耗”，“川省疲惫”，“川省夫马钱粮拮据”，“川省连年困于征发，民力实已劳惫不支”。他又就征剿对各省的危害说：“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22］他于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谕解释必于四月初收局时讲道：若不早日收兵，“劳费无已”，“非惟川省民力难支，即沿途各省，半属边境，骚动可虞”。［23］他很担心差重役繁，民难支撑，将怨愤反抗。他曾多次下谕讲到：“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啯噜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24］他之所以很早就限于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后来令傅恒立即回京，便与此有关，“盖深有见于此也。”［25］
其四，军情紧迫，贻误政务。征战以来，军中事务繁多，军情瞬息万变，胜败难卜，不仅阵前将帅精力高度紧张，京师帝、王、大臣运筹数千里之外，亦甚烦劳，因而影响了政务的妥善裁处。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下谕，专门详细讲述此事，把它作为必须班师的一条重要理由。他说：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朕昨御斋宫，偶一检点应发之旨，遂有数件。“六部为天下政务根本”，经略大学士以阁臣而兼理户、工两部，今专任于军旅，而尚书之在军前者，有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兵部尚书瑚宝亦暂留于陕甘。军机大臣之中，大学士张廷玉年老休暇，大学士来保、尚书陈大受、汪由敦、纳延泰所理之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属紧要”，而他们近来“晨夕内直”，承旨办理军前事务，便难照常料理部务，自会旷误。金川军务一日不竣，则诸大臣一日无暇，“朕亦不忍更责以旷误部务之愆”。直隶诸省督抚州县，“因供亿军行”，必使吏治民事“迟延耽误”。今“聚能办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间，致旷内外诸务”，实不应该。经略大学士“宜深为内外政务筹虑”，早还朝一日，即可早办一日之事，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万几，不致惦念”。［26］
其五，厚爱经略，虑其有失。任经略之前，傅恒本来就因为是孝贤皇后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宠爱，超级提拔，未及而立之岁便任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仅次于讷亲之第二宠臣。当张广泗料理未妥帝心烦闷之时，讷亲安坐未动，傅恒却奏请“愿效前驱”，赴军指挥，分担帝忧，此举甚受皇上赞扬。傅恒就任经略以后，不辞辛苦，长途奔驰，赶到军营，整顿营伍，露立风雪之中，“彻夜督战”，夺碉取卡，军威大振，更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欢心，乾隆帝决定要让其接替讷亲之位，成为“素深倚毗”、最受宠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对其用兵十分担心，既怕其战败，又恐其负伤或劳累成疾，所以要傅恒尽速统兵回朝。他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谕中讲道：经略大学士“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赞襄机务，所关綦重”，“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况悬军深入，“种种可虞”。且孝贤皇后念经略大学士是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朕亦因孝贤皇后诸弟之中，“能如此忠诚任事”，殊不易得，“是以优加眷遇”。其在金川“临阵督战，彻夜露立风雪之中，此岂人所能甚”，于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27］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经略大学士年力壮盛，“赞襄之日方长”，实国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岂肯以将来五六十年辅弼良佐”，而令其殚穷年之力，专办一无足轻重之“番蛮”。大学士督战金川，使“朕心日夜悬注”，皇太后因朕筹画忧勤，“又致圣心日夜悬注”。贤臣久劳在外，“朕心实有所不忍”，应即撤兵还朝。［28］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该错对金川用兵，因此，从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离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决定要止兵撤军了，并准备派岳钟琪统兵一万，驻守打箭炉，防止金川兵袭击要道和丙地。应当说，乾隆帝知错能改，还是应予肯定的。人孰无误，知过能改，筹画弥补之法，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历史进程变化多端，有时还曲折有趣，正当乾隆帝引咎自责面带惭色之时，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从远离京城五千里的金川军营，飞速传送，日行六七百里，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就呈于御案之上，顿时龙眉舒展，变愁为笑，宫殿内外，喜气洋洋，一派欢庆大捷的快乐景象。
三、岳钟琪劝降勒乌围 莎罗奔营前归顺
连续接到皇上劝说、谕令班师回京的圣旨，被乾隆帝赞为“殚心为国”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经略傅恒，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壮志，至军营后一再向帝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必欲打下勒乌围、刮耳崖，生擒莎罗奔及其侄郎卡，“荡平贼境，慑服群番”。［29］何况，军务颇有起色，卡撒、党坝两路大军均连续夺碉取卡，渐逼莎罗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要求降顺。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太可惜了，对朝廷，对自己，都是一大损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绝。而且皇帝既连下长谕，嘉赞经略为国尽忠效劳建树了功勋，又温情脉脉，以至亲身份，苦口婆心地从国家大局到个人安危婉言相劝，阐述收兵的必要，还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后的慈谕，提及长姐孝贤皇后之恩眷，这一切特恩殊宠，都使傅恒难以坚持己见。尤其是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经略回京的上谕中，明确宣布，“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如此严谕，臣子怎能违命。兼之，十七日班师之诏又已下达，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傅恒只好上疏，奏称愿意离开军营，遵谕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头人阿申内附，机有可乘，弃之可惜，恳展还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称奉到十六日谕旨，“敬谨遵奉。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驰就道”，纳降之事，交策楞办理。乾隆帝赞嘉说：“如此方为明于事理能知轻重之大臣，朕心深为嘉悦。罢兵一事，朕再四熟筹，为国家远大之计，无逾于此。”［30］
傅恒所说欲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动身回京，并非真话。当时从北京到金川军营，谕旨及经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系于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谕，而他奏称将于一天之后，在二十九日起身，执行圣旨之如此坚决和迅速，当然会得到皇上的夸奖。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傅恒上奏之时就已决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亲自纳降。尽管近二十道上谕促其返京，而且明确限令其停止战争，撤军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归京，可是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的愿望，只不过是在“纳降”上作了重大的变动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罗奔便“日遣头人在卡喊降”，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告诉来使说：必须莎罗奔、郎卡“面缚叩见，方准伊不死”。初七日头人得什阿朗到达党坝四川提督岳钟琪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注验”。岳遣千总杨自功等于初八日赴勒乌围，验得郎卡果系病重，并探明勒乌围一带道路及山川形势。岳传谕得什阿朗：若莎罗奔、郎卡“抗不赴营，嗣后无庸喊降。”随后，十余名藏民陆续来降，言及刮耳崖已无粮，勒乌围粮少，普通藏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