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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抗不赴营，嗣后无庸喊降。”随后，十余名藏民陆续来降，言及刮耳崖已无粮，勒乌围粮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溃”，“贼酋……欲诱令（藏民）同出投诚”。［31］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改变了在原先讷亲、张广泗任职时制定的政策，当时是要二人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不许收降，现在因已后悔不该用兵金川，故于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宣布，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成功，即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息人力”。［32］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余日里，连续奉到多道言及尽早收兵的上谕。他一方面几上奏疏，要求实行他制定的“锐师深入，从中峰压下，直捣贼巢之策”，欲图荡平金川，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计诱“番酋”之法。他于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称：“番众震我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禀哀恳”，十五日又遣头人来营，送还抢去绿旗兵三名，“观其情词恳切，穷蹙似系实情”，因谕以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当贷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33］
傅恒意欲骗诱莎罗奔及其侄郎卡来营投降时，缚二人入京献俘，这种作法实为谬误。傅恒可能是藉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谋取殊勋特功之封赏，但此举将带来严重后果。失信于“番”，金川藏民将重举义旗，拼死反抗，局面很难收拾。何况，堂堂天朝大帅，行此鼠窃狗偷之计，岂不贻笑大方。乾隆帝对傅恒之策予以摈斥，于正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连下二谕，令其废除此法。他指出：莎罗奔、郎卡会考虑到被骗的危险，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来投，一旦擒拿押献，不仅其“随从之众，一时情急生变”，而且“彼中人心团结，必复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坚拒，更倍于前”，如欲“痛断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况，既许以不死，又“絷之槛车，献俘阙下”，则“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归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师有征无战，降者不杀，信义宏孚，恩威并著”，这样一来，“边徼由此永宁”。［34］
傅恒在奉到这两道上谕之前，已决定放弃诱擒之法，改为纳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可能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见旨之后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上谕，恐因捉拿莎罗奔、郎卡引起“番变”，无法离开金川，从而违背了“著即还朝”命策楞纳降的圣旨，犯下欺君抗诏的大罪。二是莎罗奔真心降顺，于正月二十日遣头人来到军营，“呈献甘结，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尽返所夺“邻番”之地；四、擒献过去误犯天兵之凶首；五、送还从前所侵掠之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虽被傅恒以其“未经面缚”而“峻拒其请”，莎罗奔仍求降不已，并托绰斯甲土司转求提督岳钟琪“代请贷死”，还屡派亲信头人“致词献币”，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35］傅恒很可能考虑到，与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马还朝，将纳降之功让与别人，自己落得一个虚糜粮饷无功返京的可耻下场，倒不如抓住这一极为难得的机会，允许莎罗奔投顺，还可亲享四个月来鞍马劳顿勤理军务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弃了诱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岳钟琪署川陕总督时，曾推翻原总督年羹尧的错误决定，将大金川割与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归还与莎罗奔弟兄，因此莎罗奔对岳十分感激。现在岳钟琪向傅恒提出纳降，愿意亲至勒乌围招抚，傅恒同意。岳遂带兵四五十人，进抵勒乌围，宣谕劝说，莎罗奔见岳轻骑亲至，大喜，“迎谒甚恭”，“悉听约束”，是夜留岳宿于帐中，岳“解衣酣寝如常”，莎罗奔更为信服。次日，岳至莎罗奔的经堂，令绰斯甲土司同莎罗奔、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随即前往卡撤军营，告诉经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于卡撒经略之军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减从，“示以不疑”，升帐就座，莎罗奔等人“次第俯伏帐下”。傅恒“开诚训饬，义正词严”，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等人“感激欢欣，致词恳切，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并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却银受佛，颁赉恩赏，手授荷包，莎罗奔跪谢领受，叩称银两不敢领回，愿以此银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建祠诵经，子孙戴德”，傅恒遣其归还勒乌围。此日，“远近各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敬信畏服”，“万声欢庆”。［36］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报夭威远扬平定金川”“献捷班师”的露布，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宣布喜讯，盛赞傅恒“迅奏肤功”，从此“远徼敉宁，蛮氛尽息，生灵休养，食德饮和，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垂诸史册，盛烈光昭”。他从厚封赏功臣，赐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团龙补褂（按清制，此服仅亲王、郡王才能服用），赐与金黄带及宝石帽顶，并依开国元勋超等公、追赠武勋王扬古里额驸之制，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不许恳辞，又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奖忠勋”。对提督岳钟琪，加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授兵部尚书衔，赐紫禁城骑马，免其西征准噶尔时罚令赔补之银七十余万两。［37］
莎罗奔感帝“宥死之恩”，“选进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经略傅恒处，求进献大皇帝，又于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帝得悉四川总督策楞奏报此事后，谕令送还“幼番”，量加奖赏，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于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谕给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讲述了讷亲、张广泗办理不善已处以军法等事，谕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无侵轶”，设若邻近土司前来欺凌，许其向总督、提督控告，当“为尔等分剖曲直”。［38］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谕给邻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见。
三月十三日，大学士等议准四川总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纳旺管辖。二、允许从军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扎什诺尔布承袭该土司，给与号纸。
三、杂谷、草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辖己地，毋庸“联为一气”。四、沃日女土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务，仍由女土司泽尔吉护理，所生之子，分袭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毁的碉房，听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来投诚之大金川土舍汪尔吉，乃郎卡之异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待有安插之处时，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职衔，毋庸加衔。十、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交部分别加级，以示鼓励。十一、“严汉奸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钱谷文移需人代办，听其自行延请汉民充任，“番民贸易”难以禁绝，惟严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番民”“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不必勒令汉民赎还，今后严禁内地民人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39］
四、斩相诛帅耗银劳民 名胜实败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报“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万分高兴，封赏功臣，遣派大员祭告天、地、太庙、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和先师孔子，立碑太学，编平定金川方略，并恭谒泰陵，上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恩赐出征官兵夫役和伤病兵丁，宽免犯人，其《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过程和奏凯之情，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受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剽狡以蓄志，军无适从，事用弗集。（乃命傅恒为经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励，……奸酋授首，军声大振。……（莎罗奔）稽首请降，……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己已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40］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罗奔之降当作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后来列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余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后。此役延续两年，调兵数万，可谓规模不小，但是否能将此称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为清军大胜的赫赫“武功”，就很难说了。
金川之战是否能成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决于清政府在此战之中，是得不偿失，还是获利无穷。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军队来说，乾隆十二年，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征汉土官兵三万，受挫之后，十三年上半年再增为四万。傅恒于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经略，又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东三省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金川军营之兵二万五千，多达六万之众。用兵两载，耗费了巨量银两。
一征金川，究竟用银多少，以往无人涉及。乾隆帝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惊呼：“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41］这个数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后，参赞大臣、户部尚书舒赫德于十四年二月上疏，详言军费开支情况，其文如下：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称：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查此项银以备地方紧要，不可久缺，应于存银照数拨还，尚余九十二万一千余两。现在应付回兵水陆船只夫马之需，又从前雇马雇夫运米及铁斤草料，价应找给，又出师官兵赏恤，均宜留备，查各省尚有奉拨未到银，应请将一百万两，留备前项支用。余银查川省本年领赋奉恩缓征，临边要地，炉藏各站，岁有供应，宁使多备无缺，应再拨银一百万两，以备岁需，计核少银四十五万两，请于就近湖广起解银，截拨足数。（从之）”［42］
按照舒赫德的奏报，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银八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加上支付大军班师所需水陆运费及先前欠付的脚价等费，又是一百万两，则共用军费九百六十三万余两。
如果再加上瞻对之役的一百余万两银，则军费多达一千一百万两。
用兵金川的过程中，清军两次失败，伤亡惨重。前面曾说过讷亲、张广泗所统之四万余名兵士，因战死和重伤遣返，只剩下二万四千九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张广泗等损失之具体情形说：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军营现存官兵，“每百名中（带伤者）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43］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44］
由于供应军需，转运粮饷，民力十分疲惫，尤以川省为甚。停战之后，乾隆帝降旨：川省军兴，“一切供亿输輓，有资民力”，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并将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钱粮缓征。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后，帝于五月初八日下谕：列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县，“地居冲要，差务殷繁，承办米夫最多”，加恩镯免一年钱粮。列在二等的温江等四十三州县厅，办米出夫亦多，仅次于茂州，有的州县或派出口站夫，或当北路孔道，“差务亦重”，免一年钱粮十分之七。列为三等、四等的乐山、隆昌等七十五州县，或出夫而不办米，或粮由舟运，“人力稍省”，分别免一年钱粮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45］此时四川省有州、厅、县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运米镯免钱粮的州、县、厅却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百分之九十二，可见金川之战使四川民力亏损之严重。
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