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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基本结束了干戈频起战火纷飞的棍乱局面，代之以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清朝统一准、回各部后，虽然由于一些满、汉、维族官员胥吏的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以及少数地方分裂主义分子的作乱，新疆地区此后曾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总的说来，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大体上仍是处于和平的环境，尤其是道光以前，除乾隆三十年乌什维族起义遭清兵镇压以外，六十年内未起烽烟。回想昔日，康熙初至乾隆二十五年的九十年里，厄鲁特四部互相厮杀，准军掠西藏、青海，“烽火逼近畿”，清军六征准噶尔汗，剿捕霍集占，兵火连年，“边民寝锋镝”，陕甘困转输，准、回人员死于劫杀病疫，两相比较，确有夭渊之别。故史家称赞乾隆帝用兵及建设之效说，自此“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16］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其次，人丁增多，生产发展。清朝官兵的驻防与番戍，陕甘汉民的大量移入，使人口急剧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一年里，全疆人口猛增了十倍，为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手。到乾隆四十年，各类屯丁多达十余万丁，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二十八万余亩，民屯田地七十万余亩。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官营牧场，牧养着数以万计的马、驼、牛、羊。金矿、铜矿兴旺，和阗美玉名扬天下。叶尔羌先前本不产玉，自隶版图以后，渐生玉石，有玉山、玉河，量多质佳，成为全国第二大产玉区。商业也迅速发展，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塔城、奇台、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皆发展为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乾隆帝因哈萨克、布噜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部“贸易之人，络绎不绝”，前来回疆贸易，特允准参赞大臣舒赫德之请，二十五年正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再次减少商税，“回人买来牲只，暂改为二十分取一，外来商人牲只，暂改为三十分取一”。［17］
其三，交往频繁，互利互助。过去，准、回地区与内地常起争端，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现在同隶清政府管辖，汉民大量移入，满、汉官兵来此驻戍，蒙、维、满、汉各族人员之间，频繁往来，同居共处，互易有无，联姻嫁娶，关系越益密切。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而辛勤劳动，各自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四，减少开支，增加库银。反对用兵准、回开发新疆的官员，经常以粮饷浩繁供应艰辛财力亏损为辞，乱发议论，乾隆帝一对此曾多次予以批驳。数千里之外进行征战，当然要花费巨量银米。从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个月内，军需费用为一千七百余万两，当月又增拨四、五百万两。到二十四年十月获悉霍集占败死巴达克山准、回全平为止，五年之中，共用军费三千三百余万两，大致相当于全国一年所征的田地赋银，数量不为不多。但是，这笔巨费的开支，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准、回地区统一于清中央政府，为巩固祖国，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获益极大，而且单就用费而言，自此以后清政府的总开支，也减少了许多，使它的库银得以逐步增加。从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里，由于防止准噶尔汗的入掠和征讨准部，大量士卒、役夫驻守前线，供应浩繁，共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军费八百万两，为全国田赋总数四分之一。这种开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会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哪能积存余银。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于西北防边的费用，十一年中共用军费七千余万两，使雍正帝尽力积存的六千余万两帑银，“动支大半”。这样巨大的开支，清政府无力长期负担，从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后，年耗数百万两的征战用费，不再付出了。新疆驻兵二万左右的饷银，因其系由内地调遣而来，仍用原来的经制银两拨付，虽驻兵而不增饷，并且，因战事结束，从康熙以来陕甘等省为防边而增募的军队，大量减员，又可省下巨万费用。二十五年八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准节省甘肃经费：裁减各提镇名粮十分之一，岁省银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余两，各标名粮酌改马六步四，岁省七万四千余两，缓购摘缺马七千三百余匹，岁省十万零五千余两，裁撤西宁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岁省一万三千二百余两，撤回安西推莫尔图官兵，岁省七百余两，安西提标官兵移驻巴里坤，撤回专派防兵二千名，岁省十万余两，合计每年省银五十余万两。这是一个典型例证，对分析统一准、回与其后节省军费、帑银不断增加的关系，是很有说服力的。
生于乾隆末年荣中进士的史学大家魏源，在《圣武记》卷四，对乾隆帝用兵准、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现摘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魏源说：
“……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自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奔，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汙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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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599，页30…32。
［2］《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
［3］《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传》；卷11，《武事余记》。
［4］《清高宗实录》卷537，页2。
［5］《清高宗实录》卷539，页2。
［6］《清高宗实录》卷557，页26。
［7］《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6。
［8］《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卷318，《阿桂传》；卷335，《伊勒图传》。
［9］《清高宗实录》卷610，页4；卷673，页1。
［10］《清高宗实录》卷612，页19…22。
［11］《清圣祖实录》卷256，页15。
［12］《清圣祖实录》卷259，页9。
［13］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屯田》；《清高宗实录》卷1493，页29。
［14］《清高宗实录》593，页5；卷595，页8。
［15］《清高宗实录》卷595，页8。
［16］《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17］《清高宗实录》卷605，页10、11。
错攻缅甸 败而后和
第九章 错攻缅甸 败而后和
第一节 误听狂言出兵失利 勒令大学士杨应琚自尽
一、缅王莽达拉遣使入贡 厂主吴尚贤冤死狱中
（一）吴尚贤恳切相劝 葫芦王献厂内附
中国云南省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顺宁、普洱、元江等府州厅，延袤数千里，皆与缅甸为界，长期以来，中缅人民通商往来，关系密切。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缅甸首领卜刺浪遣使臣板南速刺，至南京贡方物。第二年明设缅中军民宣慰使司，以卜刺浪为宣慰使。永乐元年（1403年），卜刺浪之长子那罗塔派人进贡，奏称：“缅虽遐夷，愿臣属中国，而道径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凌。”明成祖谕设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使往赐冠带印章。不久，缅使来贡，因缅内部合二为一，故奏表只署缅甸，明朝政府遂称其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明亡于清。清顺治十八年，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统军入缅，索讨遁入缅甸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缅王交出明主，清军班师，双方未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
从明亡清兴以来，中缅之间中断了一百年的朝贡关系，终于由一位被清朝大学士蔑称为“无籍细民”的吴尚贤努力斡旋，而得到了第一次的恢复。
吴尚贤原系云南石屏州贫民，因欲谋生，于乾隆十年前往卡瓦（佤拉）部落的茂隆银厂采矿。卡瓦在“永昌、顺宁徼外”，“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2］茂隆厂山场周围六百余里，始采于明，矿工、厂主、商贾多系滇民。吴尚贤精明能干，善于开采经营，矿砂大旺，获银巨万，成为茂隆厂主，雇有工人数万。他又慷慨施财，长于交际，深得卡瓦部长蚌筑信任。吴尚贤胸怀大志，利用银厂资财，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垂名史册，因此力劝蚌筑，献厂纳课，归顺于清。蚌筑自称葫芦王，有世传铁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居木城草房，戴金叶帽，形状似盔，穿蟒衣，属下头人穿花衣服，俱跣足。部民则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袴，刀耕火种。蚌筑之弟兄叔侄蚌坎、幸猛、莽恩、莽闷等，“分掌地方”，“亦不属于缅酋”。［3］
此时缅甸内部纷争，又与邻近部落常动干戈，卡瓦西与缅甸的木邦相接，很易遭受缅军侵扰。在这样的动乱形势下，蚌筑听从了吴尚贤的劝说，“浼耿马土司罕世屏代察，称愿归顺”。他奏称：“境内茂隆厂，自前明开采时甚旺，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不敢受，请照内地厂例，抽课报税以作贡物。”［4］
卡瓦部长蚌筑的奏请，对云南总督张允随与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很难处理但又应该解决的难题。历代封建王朝常对厂矿采取禁开的政策，原因之一是害怕厂矿聚集众多矿工后，容易滋生事端，违犯王法，甚至反抗官府，兴兵“作乱”。乾隆皇帝虽然不囿于旧制，从利国利民出发，在乾隆四年下诏允许民人开矿，多年的矿禁基本上被取消了，但这仅指直辖地区而言，对于边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单不会许民开矿，而且连出界至彼地皆予禁止，怕内地民人出边到“夷区”后惹事生非，或勾结该处部长，侵扰内地。因此，昊尚贤的劝说和蚌筑的奏请，在一般场合下，是很难被批准的。幸运的是，吴尚贤、蚌筑碰到的滇督和皇上，皆是富有开拓精神之人，其愿始能实现。
张允随，是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任过福建邵武知府。张非科班出身，康熙末年入赀捐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经总督鄂尔泰荐其“可大任”，连续升迁，雍正八年已任至云南巡抚，后继升云南总督、云贵总督，乾隆十五年入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允随久镇云南，“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革弊兴利，政绩卓著。他长期负责和管理云南铜厂，鼓励商民开采，使被认为需要废弃的旧厂重新兴旺，又开大龙、汤丹等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从而“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5］
张允随得到蚌筑的禀报后，认为这是有益之事，立即上疏，请允其禀。他奏称：“滇省永顺（即永昌、顺宁）东南檄外，有蛮名卡瓦，其地茂隆山厂，因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彼开采，矿砂大旺。该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为数过多，可否减半抽收。”［6］
议政王大臣审议张之奏疏时，提出了疑问，回复张允随说：“卡瓦远居徼外，吴尚贤越境开矿，似属违例”，并令张查明“有无内地民人前往蛮地滋事之处”，再行奏报。议政王大臣的倾向很明确，反对接受蚌筑纳厂归附的要求。
面对议政王大臣的强大压力和不准内地民人“潜越开矿”的威严禁令，张允随毫不动摇，再上长疏据理力争。他奏称：
“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至外夷虽产矿铜，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享其利。查定例止禁内地民人潜越开矿，而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贸易民人，或遇赀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若概行禁止，此二三万人生计攸关。况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无不靖，以夷境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亦属有益。今生蛮卡瓦葫芦酋长蚌筑，虽化外未通职贡，其献纳实出诚悃，请照孟连土司输纳募逎厂课减半赏收之例，准其减半报纳，仍将所收，以一半解纳，一半赏给该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