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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乾隆帝就在探索造成此次苗变的原因，而且得出了应有的结论。他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谕告经略张广泗说：古州之变，是因为苗民“原属化外不入版图之人，一旦制之以礼法，赋之以租税，虽云最薄最少，以示羁縻”，亦必引起反感，以致“偾事”。［20］因此，他在平定苗变后，明智地、果断地在苗疆实行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新政策。最重要的一条是免除苗赋。乾隆元年七月初九日，弘历颁发了“永除新疆苗赋”的圣旨。他先简要地说明了改流和用兵的原因，指出之所以要将苗疆“收入版图”，是由于苗民“俯首倾心”，切望“输诚归顺”，故允准督臣的请求，实行改流，使苗民能够“沾濡德泽，共享升平之福”，并非贪图其土地人口。当初所定粮额，“本属至轻至微，不过略表其向化输租之意”。不料苗变发生，危害人民，因而发军征剿。接着详细说明下令免除苗赋的缘故，他指出，苗民亦“皆吾赤子”，起事之苗，“身罹刑辟，家口分离”，甚为可怜，而现在的“就抚苗众”，“多属胁从附合”，还有不少从未参与变乱“始终守法之各寨”，这都必须“加意抚恤”。而苗人纳粮，正额虽少，“但征之于官，收之于吏”，繁杂之费，恐“转多于正额”，只有“将正赋悉行豁除”，使苗民与胥吏“终岁无交涉之事”，“则彼此各安本分，虽欲生事滋扰，其衅无由”。因此令总督张广泗出示通行晓谕，“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这样，苗民“既无官府需索之扰，又无输粮纳税之烦”，各自耕田凿井，“俯仰优游”，“永为天朝良顺之民，以乐其妻孥，长其子孙”，他们便不会舍弃安居乐业而生变乱。［21］
另一重要政策是尊重苗民风俗。他在上述永除苗赋的谕中同时又讲道，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大不相同，因此规定，今后生苗中“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至于生苗与汉族兵民及熟苗争执的案件，则属于文官应办者，归文臣办理，应隶武将者，由武官办理，有关官员残须“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22］
乾隆帝实行的第三项重要政策屯田，则不如免赋那样一谕定局，而是经过好些反复。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审阅总督张广泗陈奏的苗疆善后事宜时，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指出张奏请将“逆苗绝户田产”分给汉民领种的办法大为不妥，因为“苗性反厦靡常”，现虽慑服，今后难保永安，若将“所有逆产招集汉民耕种”，万一苗变再起，汉民将受其害。因此，“逆苗因罪入官之地”，可设屯军，令兵丁耕种，这样，无事可尽力务农，万一有警，“就近即可抵御”，所收粮谷，“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内地的转运，且使苗疆驻兵有所增多而又能节省添兵的费用。让王大臣告诉张广泗。［23］
这个办法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奏称，于深山邃谷招募屯田，是“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甚为不妥。可是，总督张广泗坚决执行皇上谕旨，积极筹办屯田事项。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张广泗上奏：遵旨筹画苗疆，已将“叛苗绝户田产，安设屯军”，原来计算绝户田地，约可安屯军五六千户，现据各州县报告，清江县可安屯军二千六百余户，八寨可安八百余户，丹江九百余户，古州、台拱、凯里、黄平、施秉、胜秉、清平等地可安六七千户，共计能设屯军一万余户，应设屯堡一百余处，皆分布于形势险要之处，对保证苗疆“经久之计”，“已属万全”。乾隆帝对此加以赞许，并经总理事务王大臣核议奏准，令张广泗照此方案办理。［24］不料，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陛见时，高宗向彼询及苗疆事务，尹继善详细论述安设屯军的不妥。这可使皇上困惑了。这个尹继善，并非等闲之辈。其父尹泰，原系一小小佐领，因受世宗胤禛赏识，晋至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尹继善亦被世宗宠信，历任署广东布政使、江苏巡抚、署河道总督、署两江总督、协办江宁将军、云贵广西总督，乾隆元年因贵州别设总督始专任云南总督。尹继善于雍正十一年指挥官兵平定了台拱苗变，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诸事，十三年又发云南兵并征调湖广、广西兵策应，配合张广泗平定了古州苗变。这样一位久任封疆大员直接处理过苗变的云南总督，建言屯田之不可设，其说服力是很强的。因此，乾隆帝子二年闰九月十二日下谕，停止贵州古州苗田屯军。他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尹继善奏称“分布屯军之举，尚未妥协”。看来，苗民不愿开设屯田，若将“逆苗”之田“收之于官”，则将招苗人反感，“轻重矢宜”，与经理苗疆之意不合。令即将此旨驰告张广泗，命其立即停办屯田。他又专降一旨谕古州等处苗民说：督臣奏请将“逆苗绝户叛产”分给屯军，考虑到此等“绝田”“未必尽系无主之产”，“不忍以尔等自有之业，强令归官”，因此特颁谕旨，令经理大臣“停止屯军之事”。尔等受此厚恩，当“安分守法，永为天朝良民”。［25］
贵州总督张广泗接旨后，仍坚持要设立屯军，专上奏疏力争，并称“愿以身家相保”。乾隆帝阅过奏折仔细考虑后，同意张的建议，降旨批示说：“卿既熟悉苗情，又屡经筹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听卿料理”。［26］设屯之事得以继续进行。
但是，争论并未结束，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鄂弥达特上长疏，极言兴办屯田的危害。他的主要根据有二：一系苗人全靠“刀耕火种”，无其他营生之业，过去地亩宽余，“始获相生相养”，如将田收归屯丁，则今后地少人多，必“不能仰事俯育”，“必致怨生”。二为屯丁不能自耕，仍需招苗人耕佃，苗民“以世代田产，供他人之倍收”，又为兵丁佃户，“久之视同奴隶”，“既衣食无赖，又兼役使鞭笞”，这样下去，他们“既不乐生，又何畏死”，恐怕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复见矣”。［27］乾隆帝阅读后，又犹豫不定，降旨批示说：“此奏识见甚正，即联意亦然”，故于去年特颁停设军屯谕旨，但张广泗坚持要办，“伊系封疆大臣，又首尾承办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请，然联则以为终非长策也”。现观此奏，交军机大臣详议。［28］不久谕令张广泗回奏。
尽管圣谕威严，同僚奏章又咄咄逼人，古州之变再生的警告，更易使人胆战心惊，但张广泗仍坚持己见，于乾隆三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议奏，详言安设军屯是“实有必应如此办理之势”，并具体辩驳了鄂迩达提出的论据，澄清了疑问。他强调指出，用来安设屯军之田，是“逆苗内之绝户田产”，其人户未绝者，田地仍归己有，并未没收入官开设屯田。屯军必须自耕，“不许倩人佃种”。苗疆未垦之地甚多，即使以后“苗民生齿日繁，亦不至无以资生”。所设屯田，与苗田相邻者，皆已标明界址，防止屯军越界侵占苗地，并拟酌定章程，不许官兵欺凌苗民。乾隆帝看后，终于最后下定了设屯的决心，批示说：“既经卿详悉敷陈，知道了”。至于何处安设屯军，何处仍系苗田，绘图进呈，“联将览焉”。［29］张广泗随即具体规划，奏准增设官兵，安设屯堡，严格稽察屯军，违规者枷责示众，依法严处，严禁典卖屯田，规定屯粮数额，上田一亩纳米一斗，中田八升，下田六斗，每斗加鼠耗三合，屯军按期操练，等等事项，详细具体，切实可行，苗疆安设屯军之事，终于顺利办成。
乾隆帝又于三年于二月十六日下谕，命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官，必须选用“廉静朴质之有司”，要他们视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这样，苗民也会安分守法了［30］。
乾隆帝的乾纲独断，用兵平变，免除苗赋，尊重苗俗，安设屯军，以及其他有关安抚苗疆的谕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尽管偶尔江发生一些小争执和小规模的干戈事件，但从此贵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卷7中所说，“自是南夷遂不反”。这对贵州特别是苗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军屯而论，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助奏称：过去“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菽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军、苗田亩，早晚稻丰收”。现正督令屯军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蜡等树。苗疆过去没有市场，“近年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称便”，“军、苗实属乐业”。［31］韩勋讲述的这些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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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页24，卷5，页54。
［2］《清世宗实录》卷157，页16、19，卷159，页5、9。
［3］《清世宗实录》卷157，页23；《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清史稿》卷304，《张照传》。
［4］《清高宗实录》卷3，页11。《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5］《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6］《清高宗实录》卷2，页21，27，卷9，页9。
［7］《清史稿》卷304，《张照传》。
［8］《清世宗实录》卷153，页15；《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9］《清世宗实录》卷158，页17。
［10］《清世宗实录》卷153，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2，页21、27。
［12］《清史稿》卷304，《张照传》：《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下。
［13］《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14］《清高宗实录》卷1，页33，卷4，页12，卷5，页54，卷10，页3。
［15］《清高宗实录》卷3，页11。
［16］《清高宗实录》卷7，页11。
［17］《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18］《清高宗卖录》卷10，页8，卷11，页28，卷15，页36，郑17，页27，卷19。 页31，卷22，页4，卷27，页21，《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19］《清高宗实录》卷7，页43。
［20］《清高宗实录》卷7，页41。
［21］《清高宗实录》卷22，页20，21。
［22］《清高宗实录》卷22，页22。
［23］《清高宗实录》卷31，页4、5。
［24］《清高宗实录》卷49，页19。
［25］《清高宗实录》卷52，页14…18。
［26］《清高宗实录》卷55，页16。
［27］《清高宗实录》卷67，页33、34。
［28］《清高宗实录》卷67，页33、34、35。
［29］《清高宗实录》卷73，页22、23、24。
［30］《清高宗实录》卷83，页1。
［31］《清高宗实录》卷105，页22。
议和准部 西北宁谧
第四节 议和准部 西北宁谧
一、和通泊惨败的教训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禛去世后的第三天，新君弘历谕告总理政务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1］所谓“西北两路”，乃是指屯驻巴尔库尔与察罕泊两处用来对付准噶尔部的大军。为什么乾隆皇帝对准部之事如此重视，把它列为必须全力以赴、谨慎处理的第一“紧急之事”？这得从四年以前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事件谈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远离都城一万余里的北路军主帅靖边大将军、三等公傅尔丹，遣派急使，飞速奔驰，于十二日赶到京师，向皇上跪呈奏折，报告大军于和通泊为准噶尔兵击败。这一意外的消息，顿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必然会惊愕不已。
原来傅尔丹子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谍者）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