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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王懵驳统一缅甸各部后，多次派人向归附于清的内地土司耿马、十三猛等索讨贡赋，声称十三猛“原隶缅甸”，遣兵烧杀袭掠，闹得云南边境不得安宁。
此时的云贵总督是刘藻。刘藻早年中举，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考试时，取为一等，授检讨，历任左佥都御使、通政使、内阁学士、布政使等官，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升云贵总督。刘藻长于文学，为官也还廉洁，但乃一怯懦书生，不谙用兵，“不识事体”，调度无方。三十年十月，孟艮应袭土司召丙之堂弟召散，约集缅兵逐走召丙，占有孟艮。召丙逃入内地土司猛遮藏匿，并至镇沅府乞降，召散偕缅兵来追，活动于九龙江一带。刘藻闻汛，前驻茨通，提督达启、普洱总兵刘德成驻思茂，分兵四出堵御。刘藻遣往援剿的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带兵六百名，前赴猛阿。何琼诏等“漫无纪律”，行军之时，“将兵器捆载行装，将弁徒手散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渡整控江时，被缅兵袭击，何狼狈逃走，六百名官兵“各仓皇逃匿”。对于这样一次见敌即逃的可耻之战，刘藻却依据总兵刘德成的报告，向朝廷奏称，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龙江一路，破缅营一座，二十日攻橄榄坝一路，又破缅军兵座六座，何琼诏“妄图邀功，轻进致败”，既伪报军功，又将畏敌潜逃之懦夫粉饰为图功急进英勇战亡的猛将，真是颠倒是非，滑天下之大稽。刘藻又藉口“军需银两及火药军装悉贮于”普洱，缅兵可由整控江之山僻小径进至普洱府城，而退至普洱驻剳。［19］
乾隆帝于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收到了刘藻的第一份奏折，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连续下谕，斥责绿营官弁“素习狡诈”及“铺张夸诞恶习”，捏报战功，指责刘藻“办理错谬”，并将其降补湖北巡抚，以大学士杨应琚为云贵总督。二月初三，乾隆帝下谕详言此事，并训诫各省督抚整顿绿营“诡谲相沿”、见敌溃逃的恶习。该谕说：“向来绿营兵弁，专以欺诳捏饰为事”。比如，刘藻筹办理剿捕“莽匪”一案，何琼诏等奉委赴整控江“防堵贼匪，乃将兵器捆载行李，将弁等徒手散行，遇贼冲出，败溃奔逃”，复又谎报阵亡，希图掩饰。何琼诏逃回后又编造谎言，伪称“架藤牌扑杀，所骑马被贼刀砍，连马跌入江内”，此明系诡饰，“藤牌非马上之器”，且人与马皆跌入江内，即不溺死，亦应被马压致重伤，岂能平安无恙逃归后方。刘藻对此却不认真察实，“问其懦怯失机之罪”，反而称其系“贪功轻进，以致失事”，使“此案情罪全属相反”。如此“绿营欺罔恶习，不可不大加惩创，故已将何琼诏、明浩等人“立正典刑”，降刘藻为巡抚，将其与提督达启，“一并交部严加议处”。“著再通谕各省督抚提镇等，一体严饬各营”，痛加改变，否则必当重治其罪。［20］
此时乾隆帝尚以刘藻“本属书生，军行机宜，非所娴习”，故仅予薄惩。不久，他进一步了解到，当何琼诏逃遁时，刘藻竟畏敌如虎，由思茅匆忙撤回到普洱，如若缅兵尾追，后果不堪设想。刘藻己集兵七千余，却“托言瘴疠”，不敢进攻，“其檄调通省兵丁，忽调忽撤，漫无成算”，“节次所奏诸折，可笑可鄙之处，尤不可枚举”，因而连发数谕，痛斥其过，并降旨将其革职，留滇效力，所有因调兵不合定例糜费的银两，著其赔补。［21］
刘藻因御敌无方，安边乏策，连遭帝斥，问罪革职，无计可想，于三月初三日夜间自刎，随员抢救无效，数日后死亡。
三、杨应琚三疏蛊惑 乾隆帝批准征缅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错误、危害很大的谕旨。他在这道谕中讲道：
“据杨应琚奏，木邦土司呈称，因遭缅酋残刻，情愿归附，请俟天兵到彼，即将缅甸遣来监视之人擒献。并现今召散逃往缅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献，应发兵办理，等语。已于折内批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况缅甸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地。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倘必须劳师筹饷，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徼之道，该督务须详审熟筹，期于妥善，以定进止。”［22］
此谕表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以攻代防，方针大变。杨应琚以木邦土司“情愿归附”和檄献召散为理由，欲图发兵攻打缅甸征服缅甸。这与刘藻在任时所办之事，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以前，是因孟艮头目召散约集零星缅兵袭扰耿马等内地土司，新缅王懵驳仿效旧缅王莽达拉之例向耿马等土司索取岁币，基本上是缅甸土司以及少数缅兵与久附于清的内地土司相争，清朝官方称之为“蛮触相寻”。刘藻遣兵往战，不过是为了绥靖边境，驱走进入内属土司的召散等人的部下和缅兵，使被骚扰的内地土司恢复正常秩序，缅甸国王并未大调兵马对清宣战，清政府亦无向缅进攻消灭其国的目的。现在，杨应琚不仅要将久为缅王统辖的木邦土司招服于清（实系兼并缅之领土），而且要迫令缅王献出召散，否则“发兵办理”，臣服缅国，用兵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二，偏信狂言，草率决策。乾隆帝批准了杨应琚的建议，同意照其所说办理。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不慎重的。要想对外进行一场战争，尤其是象用兵二千里以外的“远夷”缅甸，应当考虑很多问题，至少要了解双方军力、财力、人力的对比和地理因素，要具有相当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否则冒昧远征，定会招致受挫，甚至全军覆没。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仅仅因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必不至于轻率喜事”，而听信其言，决定征缅？实属粗疏轻率。
其三，心有余疑，帝意尚未全决。乾隆帝虽然听信了杨应琚的意见，欲图用兵缅甸，但以其地辽远，亦有所犹豫，因此谕令杨应琚．“详审熟筹”，能顺利进军，“不致大需兵力”，能够轻易取胜，就乘机征剿，“克期奏功”；如果困难较多，难以立见功效，“必须劳师筹饷”，就需认真考虑，视其情形，“以定进止”。当然，他的倾向性已很明确，确是跃跃欲试，图谋臣服缅甸，再树功勋。
此谕下达以后，过了一个半月，九月初九日，杨应琚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龙案上。杨奏称：接奉谕旨，筹办缅甸事宜，“臣断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缅兵“屡次侵扰土司边境”，若不乘时办理，恐土司地区不能安宁。“今缅甸既人心涣散”，木邦情愿归顺，“是机有可乘”。前已密派土司可靠属人，潜至缅甸，将其地方广狭道路险夷，暗中详细绘图，不日进呈御览，其他预备调拨兵马等事，现已密为布置，九月内拟前往永昌，“督办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机，亦不敢轻举妄动”。乾隆帝阅奏后，降旨对杨嘉奖。［23］
又过了二十天，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杨应琚的奏折又送呈皇上。杨除叙述缅甸地形外，着重讲到缅人现状。他说：缅甸自甕藉牙“篡位”，其子孟洛、孟毒（即懵驳）“诛求无厌，各土司早已解体。闻天兵平定莽匪（指进入内地土司的召散等人及少数缅兵），缅人甚为畏惧”。木邦土司已将缅王差来监事之人杀害，“恳请天朝大人迅速发官兵到境”，蛮暮土司“亦愿来归”，“缅匪之地愈蹙”，“控制更自无难”。因此，一面调拨兵马，一面带镇营官兵三千余名，前赴木邦受降。如缅王见大势已去，欲悔罪求降，定当请旨办理，不敢草率从事。［24］
乾隆帝阅疏后十分高兴，批示说：“欣悦览之，伫候佳音”。他又谕告军机大臣：杨应琚“所办甚好”，倘缅王“愿效臣服”，听抚归降，固然甚好；若其畏避潜匿，仅将召散擒献，“则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无事求多于外夷，亦可收功蒇事”。如缅王“怙恶不俊，果有可乘之会，不致重烦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为一劳永逸”。一切事宜，悉听杨应琚“妥协经理”。［25］
经过两个多月的考虑，在杨应琚三封奏折的蛊惑下，乾隆帝终于最后决定进攻缅甸，酿成大错。
四、贪功开衅 杨应琚死有余辜
为帝倚重言听计从的杨应琚，究系何许人也？真是乾隆帝所赞“老成历练”的“公忠体国大臣”，还是言行不一、巧言惑众的伪君子？他之如此热中于攻缅，是为国求福永靖边陲，还是为己牟利？这一切，历史给他作了正确的结论。原来，杨应琚乃系贪功求爵制造事端最后兵败身亡的可耻之徒。
杨应琚，汉军正白旗人，父文乾任至广东巡抚。杨应琚初任西宁道，以乾隆帝信赖的大臣黄廷桂荐其有才，且处理一些事体比较妥当，符合帝意，很快擢任两广总督，后移闽浙总督转陕甘总督。帝以其“久任封疆，历练有素”，于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当其入京就任大学士时，调任云贵总督，办理缅甸事务。三月初杨应琚抵昆明，十七日至普洱。此时，“瘴疬大作”，“缅人渐退”，清楚雄镇总兵华封乘机进据孟艮，城空无人，“仓粮已自烧毁”，普洱总兵刘德成占整欠，车里等内地土司皆服，“普洱边外悉平”，召散的姐夫召猛烈等头人亦为清军所获。杨应琚遣派官员，往孟艮、整欠等土司，“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令召丙居孟良、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三品指挥使职衔，管理土务。［26］
乾隆帝闻讯，十分高兴，于四月初八日下谕蠲欠十三土司赋税说：
“云南附近普洱之十三土司，久已输诚内向，编列版图。近日莽匪滋扰各土司，边境夷民鲜得宁居，现已发兵平剿，已捣整欠、孟艮贼巢，搜捕匪党，各土司得复安故土，但既受莽匪蹂躏，元气难免亏损，深可轸念。即未经被扰土司，一切派拨土练，修理桥梁，急公踊跃，其情亦属可嘉。著加恩将普藤、猛旺、整董、猛乌、乌得、车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笼、猛住十三土司地方，所有乾隆三十一年额征条编正耗暨米折银三千余两、正耗粮六百余石，并猛笼一处乾隆三十年旧欠银二百余两，概行豁免，以示优恤边夷之意。”［27］
杨应琚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对缅甸的国情（军力、人心、地势等）有比较正确的了解，就应该抓住这个极为难得的有利时机，巩固边防，撤兵退驻边境，与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不要去攻打缅属土司，更不要妄想建树奇功，率军攻缅，欲图征服缅甸。但是杨应琚却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缅人“易于摧殄”，而利令智昏，听从了个别属员的怂恿，走上了误国误民也误己的绝路。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杨应琚安定普洱后回到省城，调文武官员及熟习外域情形之人，至昆明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腾越副将赵宏榜，湖北人，年轻时曾当过波龙厂厂丁，“习缅事，野人头目皆与之善”。赵欲夺取特功，“首陈木邦、蛮暮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赵“闻各土司乐于内附，又传言懵驳之母劝其子臣服”，“有机可乘”，竭力劝诱杨应琚出兵攻缅。开始，杨还清醒，不听其言，拒其议说：“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再三怂恿，杨终于为利所动，“信其言”，令道、镇、府、州官商议。迤西道陈作梅、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永昌知府陈大吕，“皆议以贼势甚大，边衅不可开”，乌尔登额“阻益力，书凡七上”，杨极不高兴，十分恼怒，将陈大吕革职。诸将见此情状，纷纷奏报土司内附。云南提督李勋说猛勇、猛散土司求附，普洱总兵刘德成称猛龙、补哈请归，楚姚总兵华封报整卖、景線、景海土司献土求降，木邦、孟密、孟养、蛮暮等亦求归顺，其奏表“皆言所属地一二千里、户十数万”，“为边外大都”，其实，“其土地、户口皆悬在缅地，我不能有也”。杨应琚不察虚实利弊，一一上奏，授其头人为千总、守备等职。［28］
得到皇上批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