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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及，是以将可用之兵，明瑞尽行带去”，仅留一千数百名于杉木笼等处防御，永昌亦只留数百，以运军粮，而普洱一路，又离阿瓦辽远，“其余皆儒弱之兵，未便前进，致成鞭长莫及之势。”乾隆帝在此段批示：“朕早知此事，去岁朕及尔等，皆失于轻敌。”鄂宁的奏折又写道：以我兵两路深入，缅必自顾根本，木邦驻兵数千，已不为少，“不意贼匪狡诈百端，俟明瑞深入后，复聚众侵扰木邦”。乾隆帝批示：“即朕亦如此想，此即轻敌之处，又岂料滇兵之懦弱如此乎。”［14］
过了两个月，四月初七日，乾隆帝在讲述“此次军行始末及朕前后办理”之谕中，又谈到：若在额尔景额病故时，“即令阿里衮前往统率，即不能直进阿瓦，亦必能应援明瑞，而木邦已得之城，又何至复为贼众觊觎。乃朕既以轻视缅匪，且以道里辽远，恐鞭长莫及，未及别简大臣往代其军，致额勒登额节节贻误。”［15］
乾隆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低估缅甸的力量，轻敌冒进，致遭失败。这种看法，显然比仅仅归罪于额勒登额的迟延，更接近事实，更为深刻，但是，它还未触及本质。明瑞之失败，有各种因素，轻敌之错确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决定他兵败自缢的根本性因素，不是其他文武官员，也不是额勒登额，而是他的亲姑父英明天子乾隆皇帝犯了方针性的错误。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而这一点，在很多场合下又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小邦弱国常常能进行正当的防卫战，来打败入侵之大国强部。乾隆帝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坚持攻缅，一定要消灭缅甸并为己属。这就必然激怒缅甸人民，他们在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即清朝所说“狡诈百端”）的新缅王懵驳领导下，奋勇冲杀，巧施计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先袭据木邦断其后路，又重兵围迫饥疲清军，连续追击六十余日，最后选择有利时间、地点，歼灭于小猛育。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统帅，外部敌人是很难打败的。兼之，他们在家乡作战，粮草充足，弹药丰富，武器先进，水土适合，地形熟悉，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俱备。而清军则远道跋涉，水土不合，病亡日多，迷失道路，供应中断，最后粮尽弹绝，疲病交加，寡不敌众。乾隆帝硬要出军征缅，既违天时，又短于地利，人又不和（额勒登额之逗留，绿旗兵之柔弱），三条皆无，怎不惨败。再就明瑞之死而言，这也是乾隆帝造成的。当危急之时，象总兵哈国兴、长清，以及大批副将、参将、游击和满汉官兵，都能突围返归，连文官云南迤东道钱受谷，军机司官冯光熊等人，也安全出围，到达后方，明瑞英勇善战，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破缅军包围，平安抵达宛顶，与北路军会合。他为什么不这样作？原礼亲王昭梿对此解释说：明瑞的自缢，“非不能自拔出，盖以阿瓦未平，惧无以返命。上亦有全师速出之旨，而路阻不能达，遥望阙庭，进败维谷，故傍徨展转，决计以身殉”。［16］赵翼亦持此论。乾隆帝也指出：“迨乎屡冒锋镝，履险如夷，（明瑞）遂不惜捐躯临阵。盖其秉志坚贞，先有自誓百折不回者，否则文员在军，如钱受谷、冯光熊等，尚皆随队旋归，并无挠阻，况以将军统率大众，更何难回至宛顶哉！”［17］
问题很明显，明瑞是奉旨征缅、灭缅，不取阿瓦，不臣服全缅，不擒获缅王懵驳押解至京献俘于皇上，不斩杀缅甸军政要员，他是不能收兵回朝的。前述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和九月十六旧的两道谕旨，对进军的目的和要求，讲得非常清楚，规定很死，不达目的不收兵，连“轻易允降”都在禁止之例，如果明瑞在小猛育突围归回，极有可能被定上畏敌贪生兵败溃逃的欺君违旨大罪。这就是昭梿、赵翼所说“惧无以返命”。
明瑞对其亲姑父、当今皇上的威严和有时十分任性的脾气，是相当了解的，而且有切身的体验。两年以前，当他就任伊犁将军时，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反对办事大臣、副都统素诚的残暴压迫。明瑞统军往征，历时半年，才将此事平定，但乾隆帝却因其未遵旨将起义维吾尔二千余人尽行斩杀而大发雷霆，连下数谕痛加斥责，并将其和一同办事的尚书阿桂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明瑞亲临行阵，顶风冒雪，督兵厮杀，历经辛苦，平定民变，为乾隆帝立下功劳，仅因其顾虑过多斩杀，将生大变，而未立即尽杀出城投降的起义维吾尔人，可算是对皇上一片忠心、与国同戚了，不料反遭天子斥责革去将军之职衔。立功受惩，效劳被罚，这怎能不教他闭门深思其中奥妙，结论是，从今以后再不要自作主张违背圣旨，哪怕自己的作法是正确的。看来，当明瑞在小猛育被困仿徨展转之时，不会不想到平定乌什起义的教训，从而促使其下定了自缢报帝的决心。
综上所述，决定清军惨败于猛腊和明瑞之死的根本因素，是乾隆帝征缅、灭缅、不允缅降的错误方针，乾隆帝应对这次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是他促使亲内侄明瑞将军坠入了死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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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788，页10、14。
［2］《清高宗实录》卷795，页2、3。
［3］《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4］《清高宗实录》卷892，页3、4、5。
［5］《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城本末》；《清史稿》卷327，《明瑞传》。
［6］《清高宗实录》卷802，页11、18、19、25、26、27、28。
［7］《清高宗实录》卷803，页11。
［8］《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2。
［9］《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5、26、27；卷804，页16…19、41；卷805；页26。
［1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1］《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上》。
［12］《清高宗实录》卷805，页29、3。
［13］《清高宗实录》卷807；页14、15。
［14］《清高宗实录》卷804；页17、18。
［15］《清高宗实录》卷808，页12。
［16］《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17］《清高宗实录》卷303；页12、13。
拒谏再征 傅恒受挫老官屯
第三节 拒谏再征 傅恒受挫老官屯
一、舒赫德力谏远攻 乾隆帝坚主用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即明瑞兵败自缢的前两天，乾隆帝下达长谕，详言用兵缅甸及其失利的原因，评论诸臣功过，宣布继续征剿。在这道谕旨中，他仍然把轻敌和任人不当作为导致进攻受挫的根本因素。他说：
“今该酋懵驳，始则侵扰土境，继乃抗拒颜行，若不急加翦灭，何以申国宪而辑边隅。惟是明瑞受任之日，朕以轻量穷蛮，谓其不值张皇措置，惟简派巴图鲁侍卫官兵百人，并选健锐、火器二营劲旅三千人，以为可备军营调遣之用，……
是朕之蔑视缅酋，未为深思远计，不得不引为己过者。……
设使去年即用阿里衮分剿猛密，舒赫德镇守木邦，于中接应，大功早已告成。”［1］
正因为乾隆帝错误地只把失利归诸于因轻敌而少派满兵，任将非人，未能认识到本来就不该进行这次企图灭缅的非正义战争，因此，当他于二十八日知悉明瑞“受伤身殒”时，立即下谕说：现在续派官兵赴滇，筹办征缅，“一切机宜，关系紧要，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以期迅奏肤功”，授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为经略，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等果毅公阿里衮和兵部尚书、伊犁将军阿桂为副将军，命刑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升巡抚鄂宁为云贵总督。同日又下谕：明瑞照班第例从优议叙，以其子袭一等诚嘉毅勇公爵。后因明瑞无子，以其弟奎林之子惠伦为嗣袭爵。先后阵亡的都统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亦一并优予恤典，入祀昭忠祠。
当乾隆帝正在筹画大举征缅的时候，刑部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与云贵总督鄂宁联名上的长篇奏折，于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送到了皇上面前，建议停兵息战允缅降顺。舒赫德、鄂宁奏称：缅人“敢于抗拒王师，必当大申天讨”，特以边末小民，“其事本不足办”。且滇省山多路远，一切筹办十分不易。满兵一千名，需骑马二千匹，驮马三百匹，运粮及跟役需马一千五百匹，如系满兵一万名需马三万八千匹。绿旗兵一万名，需骑马三千匹，驮马三千匹、运粮余丁所需之马一万三千匹，共一万九千匹，如系三万名绿旗兵，则需马五万七千匹。另外，官员乘骑，驮载粮食，安设台站，续运粮食，又需马数万匹，此系办马之难。这样大量马匹，筹办难，购备草料也不容易。兵四万名，日需米四百石，马十万匹，日需米一千石，按用兵十个月计算，需米四十二万石，要拨夫役一百余万人运输，此为办粮之难。长途跋涉，山峻道窄，边外又烟瘴盛行，水寒土湿，易染痢疾和疟痢，上年南路“官兵病者接踵”，北路“亦病者累累”。“又闻其地险隘异常”，缅人“登山下箐如平地，而我兵无可用武”。及至深入，马行险峻之地数月，“大半疲敝无用”，加之，入缅地一二千里之遥，“粮不能继，实无胜算可操”。“臣等悉心计议，贼匪虽屡次抗我颜行，皆是自救其死，并未敢稍轶内地，必有留为求作天朝仆隶地步之心，臣鄂宁当妥密访查，若得其实情，“可以仰邀恩赦之时，即行查闻请旨”。［2］二人又奏，鄂宁曾嘱布政使钱度、总兵哈国兴，“密商设法招致缅夷投诚”，今舒赫德至滇后，又“公同反复商定”，密令钱度、哈国兴“即妥速办理”，但钱度现奉谕往赴贵州巡抚新任，可否请其暂留滇省，“将军务料理清楚”，再赴新任。［3］
舒赫德、鄂宁二人之奏，对征缅之难讲得十分清楚，筹办十万匹马，很难，运送四万名兵士的食粮和十万匹马的饲料米四十二万石，也很难，千里遥遥，人疲马倒，粮饷难继，面对登山下箐如履平地的精壮缅兵，很难取胜，“实无胜算可操”。何况缅军并未侵入内地，两次战争皆系自卫还击，颇有欲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的想法，因此，可以停兵议和。这是久历戎阵熟谙边情之老臣的明智持重之见，本应为皇上采纳。兼之，舒赫德之为人，乾隆帝并非不知。此人精明能干，熟谙兵情，敢于直言。十二年以前，当乾隆帝宠信辉特汗、双亲王阿睦尔撒纳，欲图倚彼平定准部之时，就是这个身为户部尚书、参赞大臣的舒赫德直言阿将反叛，需早为防备，奏请安置其家属、部民于远方，以为人质，防其为乱。乾隆帝大怒，曾下严旨欲将其斩杀，为大学士来保劝阻，始免死革职，籍没家产，罪及其子。不久阿睦尔撒纳果然反叛，舒赫德才复为参赞大臣，授兵部尚书，但随即又因故“夺职为兵，从军赎罪”。乾隆二十三年，舒赫德以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时，得知定边将军兆惠被困于黑水营，立即领兵星夜驰救，与富德一起解了兆惠之围。这样有胆有识不畏艰险的老臣之见，照说应该引起天子重视，细思其议，采纳其言。可是，历史竟似重演，乾隆帝又一次勃然大怒，痛斥其非。
他在舒赫德二人之奏折上批示：“朕早知尔等必为此无耻之见，大非矣。且舒赫德临去时朕未曾面谕乎？汝一离朕前，必有乖张之事，竞是不知改之庸愚耳！”。同日，四月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舒赫德、鄂宁所奏密陈情形一折，深属乖谬”，“若所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舒赫德在京，受朕调度，承办诸事，颇能尽心，而一离朕前，即有此冒昧乖张之举，实难倚任。舒赫德、鄂宁，俱著传旨申饬，……二人即一同驰驿，作速来京”。［4］第二日、第三日他又四次下谕，严斥二人之奏是“所见大谬”，“甚属乖张，可鄙可笑”，将二人“交部严加议处”，并革去舒赫德尚书和参赞大臣之职，不久赏给舒赫德都统职衔，赴乌什任办事大臣，将鄂宁降补福建巡抚。
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协办大学士、公、副将军阿里衮关于缅甸乞和的奏折送到北京。阿里衮奏称：五月十六日，游击巴勒塔等押送被缅军于木邦俘获的贵州兵许尔功等人，来到永昌，许带有缅甸“乞降文书”，和杨重英之书及许之供折。据许尔功供称：被俘至阿瓦后，分给被俘清官使用，“闻缅酋懵驳之母，不愿与天朝打仗，时常劝沮伊子。懵驳与其属下头人等，闻大兵到来，亦皆望风生畏，是以商议乞降”。“杨重英所呈之书称：被俘后解到阿瓦，“讵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