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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人“乞降文书”是缅王的掌事官写的，其书说：
“暹逻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砦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段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从中播弄，兴兵争战，致彼此损伤人马。今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6］
缅王掌事官所写的“乞和”文书，追述早年吴尚贤促成中缅和好通商之情，将此次战争归咎于木邦土司之播弄，未言清政府贪功开衅之过，请求恢复朝贡关系，罢兵和好，“永息干戈”，应当说确是诚意议好。可是，乾隆帝却因其仅遣被俘掠兵丁送书投献，缅王未“束身归命”，又未“专遣大头目赍表前来”，而认为其“甚属狡猾，殊难凭信”，“显系尝试于我”，拒而不许。［7］
二、广调兵马拨银千万两 大举攻缅
乾隆皇帝拒绝了舒赫德、鄂宁停兵议和的建议，不允缅甸“求降”，广调兵马，赶运粮草器械，准备大举进攻臣服全缅。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即因将军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而谕派北京满兵六千和索伦兵一千名备马一万匹。［8］二月初五日，即明瑞败死小猛育之前五月，他谕军机大臣：福建水师兵丁，于驾驶战船等事，素称精熟，著于沿海营伍内，预行简选利捷谙练兵丁，酌派三千名，以备应用，待再降谕旨时，即令漳州总兵叶向德领往永昌。过了三天，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谕：征缅需用水师兵丁，吉林兵“平日渡河战阵，勇敢得力”，调熟习水性能造船之兵一千名，令明亮带领来京，领往云南。同日他又谕令云南巡抚鄂宁备办造船所需一切物料。同月十三日，他因“绿营兵甚为无用”，调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令其迅往永昌。十五日得悉木邦失陷，乾隆帝谕增派索伦兵一千名，前往云南。其后，又增遣索伦兵一千名、厄鲁特兵一千、四川瓦寺和杂谷土兵二千名，增成都、荆州满兵二千名，以上增派满兵九千名、索伦兵三千名、福建水师三千、瓦寺土兵二千，厄鲁特兵一千，共增兵一万八千名，加上云南兵一万六千、川兵七千、贵州兵四千余，满汉官兵多达四万余人，备有马骡六万余匹。
乾隆帝因前征官兵多受瘴害，染病者多，于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谕两广总督：闻药材内有阿魏一种，“善能避瘴，番舶多有售者”，广东省自然易于购买，但假造乱真者不少，令该督“即悉心备办真正阿魏，务在多多益善”，解往云南。［9］过了五个月，大学士、经略傅恒上奏说：广东已办送阿魏三千斤，统计兵数，概行散给。“查沿边虽有瘴气，讹传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药，不特实能避瘴，并可释其疑惧，于军营大有裨益”。［10］
乾隆帝知道明瑞进攻时，缅兵“寨栅俱用湿木排列，人力骤难摧陷”，很早就谕令多铸大炮。他说：“因思攻坚之策，莫如用炮，所向无不溃裂”。现在军行所带，谅不过子母等炮，其力量未必能如“大炮之得济”，此外未知曾否带有其他“炮位，足资应用”。内地所用威远、大神等炮，重而大，山路崎岖，长途驮载，不易运送，但滇省产铜，若将物料运赴木邦、铁壁关、虎踞关等适中之地，选调工匠，就近铸造，以备军营之用，“其势较为便利”。［11］傅恒到云南了解情况后奏称：“询问缅匪情形，专恃木栅，抗拒我师，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地暗铸大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敌寨，用过后、仍可熔化携带。乾隆帝赞同其法，批示：“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势，贼望风而散矣。”［12］不久，傅恒奏述试铸之情说：铸炮工匠，现已熟悉，六月初五日制成大炮一位，用铜二千余斤，装大铁弹子一个，重十六两，又装小铁弹十余个，各重二两。竖立木栅于三里外，安好大炮施发，“炮子直冲木栅，复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将铸炮的模子略为放大，可铸三千斤重炮。铸炮的方法和程序是“先分节做成泥坯模子，将模子对缝埋入土坑，然后灌入铜水，过三个时刻，“炮身可就”。土坯必须自干，不能用火烘。需预制铁杆。待铸炮时，将官员兵役分带之铜立时熔化，即可铸成。炮身退热，约需二日，掘挖土坑，钻打火门，总计不过四五日，“即可对敌施放，无论木寨砖城，无不应手立破”。乾隆帝读过奏折后，非常高兴，批示：“欣慰览之”。［13］
军机大臣根据帝旨，安排运送了冲天炮四位及测量仪器的官员和炮手。四川原存九节炮十位，先已解滇四位，现又运去六位及纯铁炮子，不久又因劈山炮“最利军行”，运去八十位。此外还有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湖南的铁鹿子，云南亦铸造了大量枪炮弹药。
乾隆帝调拨大量帑银以供军需。三十一年杨应琚征缅时，拨银三百万两，三十二年五月明瑞统兵时又拨三百万两，到十二月，一年半的时间用银二百零五万两，存银三百九十四万余两。乾隆帝因两淮盐商奏请捐银一百万两交内务府供帝赏赉，命将此银解运云南，备军需之用。三十三年三月任傅恒为经略时，帝谕户部于各省留协项下，拨银二百万两解运云南。四月，内务府奏请将广储司银一百五十万两交户部收存备用，乾隆帝下谕说，“现在户部库帑充盈”，此银无需存贮部库，著解往云南供以军需。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离京出征时，云南巡抚明德因办理军需，请拨银三百万两备用，帝以江宁藩库有“历年积存银两”，命拨其银二百万两解滇，又令户部另运银一百万两前往。过了四个月，六月中，乾隆帝又下谕：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既多”，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存贮。“但部库帑藏亦甚充裕”，此银即备拨滇省军需之用。［14］以上共拨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运往云南，还有户部备用银一百万两，确系充裕，足供军需之用。
三、老官屯身陷险境 傅恒与缅讲和撤兵
乾隆帝在士卒、战马、粮草、枪炮、军装、帑银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于三十四年二月举行了隆重的授与经略敕印的仪式和出行宴会。
在钦天监择定的黄道吉日二月十八日，礼部、工部、鸿胪寺官员，设敕、印黄案各一于太和殿内东旁，设綵亭二于内阁门孙，经略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以及随征侍卫，俱着蟒服，侍立太和殿丹陛东阶下。内阁学士由内阁捧敕、印置于綵亭内，校尉抬亭，前张黄盖，列御仗，由中路入太和门，至太和殿阶下。内阁学士捧敕、印，由中阶入殿内，置黄案上，大学士二人立于殿外。鸿胪寺官引经略大臣傅恒由东阶上，至殿簷下甬路东，北面立，随印官二员从行，至甬路东，西面立。大学士入殿左门，捧敕、印由中门出，经略傅恒跪受，转授随印官。鸿胪寺官引傅恒至丹陛中路左旁，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捧印、敕官前行，傅恒随行，由中路至阶下，安敕、印于綵亭内，随征侍卫前引，由各中门出，随印及执事各官俱随行恭送，至傅恒府第。第二天，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赐经略傅恒及随征将士等宴。乾隆帝并赐御用甲胃与傅恒。
傅恒蒙帝厚恩，立志灭敌，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抵达云南省城，随即紧张进行出征准备工作。傅恒与副将军阿桂、阿里衮及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商议出兵时间及行军路线。诸将以缅地多瘴，建议霜降后出师。傅恒不从说：以往拘泥于避瘴，秋后才行，致敌有准备，且须坐守四五月；既糜粮饷，又使军心松懈，应乘军初至，“及其锐而用之”。傅恒之策，有其来源。原来，有人曾向傅恒献计说：元朝攻缅，由阿禾、阿昔二江前往，大致为今之大金沙江。以前鄂宁（云南巡抚）说腾越的银江，下通新街，南甸的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块层布，舟楫不通。如于近江地方造船，运至江边，顺流而下，直抵阿瓦，既快又可省粮运，“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无暇设备。再以一队流江而西，取木梳，“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恒听从此议，遂遣护军统领乌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云南提普哈国兴出铜壁关，选定于野牛坝造船，因其地山高林密，距蛮暮河仅一百余里，令总兵常青领兵三千及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前去造办。傅恒集众议定，兵分二路。主帅傅恒统军由腾越州西之戛鸠江渡河，经猛拱、猛养攻木梳，再往围阿瓦。此路原定集兵九千三百名，其中有北京满兵一千五百名，由护军统领乌三泰、侍卫玉麟、纳木札、伍福，乌尔衮代等率领，吉林兵五百名，护军统领索诺木策凌、侍卫占坡图统领；索伦兵二千名、鄂伦春兵三百名，厄鲁特兵三百名，由副都统奎林、呼尔起、莽克察等人辖领；绿旗兵四千名，由提督哈国兴领辖。偏师由猛密夹江而下，往蛮暮；有北京满兵二千、索伦兵一千、厄鲁特兵三百，由副都统绵康、丰安、常保柱及侍卫海兰察等将率领，还有绿旗兵四千名，由总兵常青、马彪、于文焕领辖，副将军阿里衮、阿桂统领此军前进。另由水路行往蛮暮的有吉林、福建水师二千五百名及北京满兵五百名，由副都统明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将领辖。此外，副都统铁保等领成都满兵、绿旗兵四千四百名，分守驿站；侍卫诺尔奔领北京满兵五百及绿旗兵一千屯宛顶，以牵制木邦之敌；雅郎阿领荆州满兵二千及绿旗兵一千五百名，驻守普洱。议定于七月共十日出发。由于部队陆续到达，傅恒因时日已近，仅领兵四千余名即行。
乾隆帝收到傅恒关于上述情形的几封奏折后，一一作了批示。七月初七日他下谕说：傅恒定于七月二十日进兵很好，“及早进兵，迅速奏功，办理甚善”。但天气尚热，瘴气宜防，野牛坝地势较高，现在造船，傅恒至此地可暂驻数日，既可待后来之兵，瘴气亦可少退。以后进军时，遇到瘴气地方，“须觅高地，设法躲避”，不要勉强前行。［15］过了十八天，七月二十五日，他得知傅恒仅带兵四千余人即行，认为不妥，立下两谕说：傅恒“系天朝经略大臣”，统兵进剿，“军声必须极盛，更可震慑边夷”，否则，“体统未称”，“不足以张声势”，令云贵总督明德、“将未到官兵，即速催令兼程迈进，照原定经略一路统兵九千三百名之数”，命伊勒图带领，“赶赴接应”，“总在计出万全，毋稍疏忽”。［16］因傅恒奏副将军阿里衮“疮口未收，体气甚弱，不便乘马”，他谕令阿里衮在野牛坝监修船只，接济军粮，俟傅恒攻克老官屯，即命阿里衮移驻防守。［17］以傅恒言阿桂于七月二十日自腾越启程，前往野牛坝，督理造船事务，他谕军机大臣：阿里衮身常患病，性又朴实，见事稍迟，阿桂心细敏捷，二人同在一处，虽陈奏事件阿桂名次在后，“所有诸事主见决断，朕皆责成阿桂，当竭力抒诚，妥协为之”。倘若不肯尽心，贻误军务，必重治阿桂之罪，断不稍加宽贷。将此传谕阿桂，并让傅恒知道。［18］这是为了防止两员大将不和而特发的谕旨。
九月十四日，因阿桂奏缅甸大首领诺尔塔回到老官屯，缅人来书信称，已知清军渡戛鸠由猛拱前进，遂由老官屯派兵八千，从水路迎战，又由阿瓦派出大批士卒，从旱路在暮鲁防守，他下谕指授应付之策。他修改了作战计划，令阿桂停止袭取老官屯，原来因其无人防守，故命“早占要隘”，夺取老官屯，现敌已有备，“轻进无益”，待傅恒到时，会同傅恒商议，傅恒仍由江之西岸前进，阿桂从江东岸进，阿里衮由水路行，三路齐攻，“则一举可成功”。［19］
过了八天，九月二十二日，可能是乾隆帝看到出征近两月，未获大胜，官兵患病者不少，感到克敌不易，不宜拘泥于今年必胜之谕旨，因此谕军机大臣：傅恒与阿桂在蛮暮会合后，能攻破阿瓦，固然很好，“若实难攻取，莫若固守老官屯要隘，筹办军需充足，明年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