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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岳、阮惠弟兄遣官叩关进贡，两广总督孙士毅闻报，亲至镇南关，对其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令该夷官归谕阮岳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乾隆帝知悉此事，于七月二十四日下谕嘉奖孙士毅说：“阮岳逐主乱常，差人进贡，断无即准其纳款之理”。孙士毅所办甚妥，著赏上用蟒袍料一件，以示优奖。［5］
从六月十七日得悉安南大乱，直到八月二十六日，这七十天里，乾隆帝虽多次下谕强调要“兴灭继绝”，“字小存亡”，帮助安南王孙逐阮复国，但仅只是谕令王孙黎维祁及安南臣民起兵逐阮，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斥阮檄文，扬言要派大军出征，可是并未决定要出关作战，数千官兵均在边界屯驻。到了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对安南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孙士毅的陆续奏报，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谕说：黎维祁亲赴山南，招集义兵，竟为阮军所逼，仅带跟随数人，入山藏匿，“看来竟是一无能为之人，难望其振作恢复”。阮岳、阮惠弟兄，见到孙士毅檄文，“畏惧遁逃”。阮惠的心腹潘启德，一接檄文，“即知去逆效顺”，遵孙之令，纠约七州人马及厂民，速即前进，“自无难直达黎城”。阮岳等系见檄文宣布天朝“调备大兵”，“声罪致讨”，而震惊远遁，若知清兵仅系“虚张声势，必益无畏惧”，将会故智复萌，“竟图篡夺”。因此，孙士毅奏请“先期调兵预备之处，自当如此办理”。但如用兵进讨，孙士毅系两广总督，关系甚重，“断不可亲领前往”。看来“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著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带兵数千名前进，孙士毅再预备数千，在关隘驻扎，“声言续发”，谅阮岳、阮惠不敢负隅顽抗。［6］
乾隆帝这次决定要正式出兵了，因为黎维祁无能，而阮岳、阮惠一闻檄文即逃，可见出兵易于成功。就这样，他下了出兵之谕。
孙士毅继续奏报黎王旧臣起兵和阮惠属下官将反正投诚的消息，以及处理办法。牧马土司闭阮律擒献伪官阮远犹。数万厂民接到孙士毅札谕及闻皇上恩准发给口粮，“俱踊跃欢欣，情愿前驱杀贼”，孙士毅委派曾在厂上工作年久“为群情所服”之幕友林际清统领攻敌。播启德统率七州人马，不断向前进军。阮氏兄弟遣攻谅山之将陈名炳，看到沿途檄文，“心生悔惧，情愿归顺嗣孙”，恢复故主之国。乾隆帝十分高兴，先后下达三谕，嘉奖有功人员，赏给林际清知县职衔，论述用兵方法。他着重指出，潘启德等官将和厂民，“皆因闻天朝声罪致讨，是以群起响应。”伪官朱廷理供称阮惠离开黎城后，仍“意存观望”，留兵七八千分守黎城及各处要隘，一待清兵进攻，即退守富春。因此，内地官兵若不及时前进，则阮惠将“妄思窥伺”，安南各镇官将将畏阮氏报复而观望，厂民、播启德等亦会犹豫动摇。著孙士毅派许世亨等领兵三千出关前进，孙仍留驻，或于关外作进剿之势”。［7］
两广总督孙士毅虽连续申请统兵出征为帝所止，但并未就此罢休。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进展顺利，安南旧王即将复国，欲图建树奇功殊勋，所以孙又一次奏请出关杀敌。孙士毅想出了一条新的理由，奏称：各关隘官兵，与其驻扎本境，暗为黎氏糜费钱粮，并需内地兵丁护送国王嗣孙黎维祁的家属出境，“不如建竖旗鼓，出关进讨，捣穴擒渠。”［8］乾隆帝终于为其言所动，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安南各厂起兵，随嗣孙之三弟黎维祇来到谅山，会同潘启德进剿，保胜、都龙二处土目集兵聚粮，协同杀敌。黎维祁已出山，但其潜匿一年，豪无展布，现虽纠集义民，欲图恢复，“其成败尚未可知”。孙士毅所言建旗出关，“所见甚正”。孙士毅既胸有成竹，力肩钜任，自请出关进剿，“则此事竟交与该督一手承办，庶呼应更灵，蒇功自速”。［9］不久，他批准孙之建议令其统兵一万出关，作为正兵，又命云贵总督富纲派兵八千，交云南提督乌大经统领，作为偏师，由云南蒙自出发，进攻安南之宣光、兴化等处。
清军向安南泰德王阮惠进攻的“兴灭继绝”之战，就这样开始了。
三、轻取黎城封国王 孙士毅荣封一等谋勇公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准征讨安南阮惠弟兄后，立即调兵遣将，筹办粮饷。原调广西兵四千，现添一千，并调广东兵五千。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一万出镇南关，以八千直捣安南东京黎城，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云南提督乌大经领滇兵八千，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逾咒河，入交趾界一千余里至宣化镇，为广兵声援。
乾隆帝以“兵行饷运”，安南节年荒歉，难以采买，谕令设台安站，从内地转运粮食。云南、广西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乾隆帝以富良江地居险要，阮惠必严加防守，“令官兵难以径渡”，而该江江面辽阔，敌军不能处处设防，因此谕令孙士毅一面督兵佯攻，一面遣许世亨领兵从上游或下游，乘其不备，“设法迅渡”，使敌军为官员从天而降所惊，其沿江敌军营屯“自必纷纷溃散，此史册所载偷渡之计，行之有效者”。［10］
孙士毅、许世亨出关后，迅速抵达谅山，继续往前，总兵尚维屏、副将庆成领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各士兵义勇随行，号称数十万，浩浩荡荡，杀向黎城，各隘阮惠所派守兵纷纷后撤，惟扼三江之险以拒。第一条江为寿昌江。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屏、庆成领兵一千余名，五更时刻抵寿昌江，阮兵退保南岸。清兵进攻，因浮桥断，乘筏前行，时值大雾，阮兵自相格杀，清兵遂尽渡河，杀敌甚多。十五日抵达阮军依恃之第二条江市球江。江面宽阔，南岸依山，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备坚固，清兵无法结筏横渡。诸将商议，以江势缭曲，敌军看不到远处，因此，阳运竹木制造浮桥，排列大炮多门，隔江轰打，佯装必渡此江，而潜派兵二千，由总兵张朝龙统领，于上游二十里水流缓慢处，用竹筏及农家小舟，于子夜半偷渡。十七日早晨，清军主力乘筏渡江，抵达岸边，与阮军交锋，正当紧张厮杀之时，上游之兵已绕出敌军背后，居高临下，呐喊冲击，声震山谷，前后夹实，阮军出于意料之外，不知清军从何而来，阵乱，“瓦解溃北”，死伤数千。
第三条江是富良江，在都城门外。阮军尽伐沿江竹木，收敛各舟于南岸。清军于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遥望其阵不整，知守军无固志，乃觅远处小舟，载兵百余名，夜至江心，夺其战舰一，遂载兵二百余人，许世亨亲率，先渡过江，又夺小舟三十余只，轮番渡兵二千余人，分头攻敌。阮军“昏夜不辨多寡，大溃”。清军获敌舟十余艘及总兵、侯、伯将官数十人。二十日早晨，大军皆渡，守军己撒，黎氏宗族及城民出迎，孙士毅、许世亨入黎城，宣慰后出。黎城环以土垒，仅数尺高，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为国王所居，宫室业已荡尽。黎维祁由潜匿之民村出来，当日晚上二更时刻赶赴军营。
孙士毅遵奉帝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其册文说：
“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夙共朝命，久列世封，遭家国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必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以肃屏藩之制。尔安南国嗣孙黎维祁，化沐炎陬，序承冢嗣，当尔祖奄逝之日，正阮逆构乱之时，肇衅萧墙，失守符印，孑身播越，阖室迁移，弃彼故都，依于上国。溯百五十年之职贡，能不念其祖宗，披十六道之舆图，原非利其土地，且柔远人所以大无外，讨乱贼所以傲不虔，是用辑尔室家，克完居处，励尔臣庶，共复仇仇，特敕大吏以濯征，爰董王师而迅剿。先声所詟，巨憝奚逃，内难斯宁，群情更附，释其琐尾流离之困，加以生死肉骨之恩，旧服式循，新纶允贲。兹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王其慎修纲纪，祇奉威灵，戢和民人，保守疆土，勿怠荒而废事，勿怀安以败名，庶荷天朝再造之仁，益迓国作重延之福。钦哉，毋替朕命。”［11］
孙士毅将获捷情形陆续奏报，乾隆帝非常高兴。当他于十二月初六日看到孙呈巧渡市球江的奏折时，连下两谕，赏给孙士毅玉如意一柄、御用汉玉扳指一个、荷包三对，赐许世亨御用玉扳指一个、荷包三个，赏张朝龙、李化龙、尚维继屏荷包各一对，其他有功将弁，分别赏戴花翎赐巴图鲁名号。乾隆帝盛赞孙士毅“调度有方”，“办理悉合机宜”，许诺其如能生擒阮惠，将照阿桂平金川捕获索诺木、福康安剿台湾拿获林爽文之例，特沛殊恩，晋封公爵，赏给红宝石顶、四团龙褂、黄带紫恚耙哉殉枰臁薄�
过了三天，十二月初九日，孙士毅呈报十一月二十日大败阮兵攻克东京黎城之奏折到京。乾隆帝甚喜，立即下谕封赏孙士毅说：“览奏嘉悦之至”。阮惠等人逐主乱常，窃据黎都，一经大兵声讨，望风奔窜，“俾黎氏国祚重延，并不利其寸土，于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所仅见”。孙士毅力肩重任，调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肤功，克副委仁”，著加恩晋封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以示优眷”，俟擒获阮惠时，再续降恩旨，“格外优异”。封许世亨为一等子，其余有功官将，交部从优议叙。［12］
四、贪功轻敌失东京 孙士毅兵败削爵
正当乾隆皇帝欢庆大捷筹画善后事宜之时，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孙士毅呈报清军大败、黎城失守的奏折，送到了北京，顿使朝野大惊。原来，阮惠系主动后撤，兵力并未遭到多大损失，而是待机再进。清军统帅孙士毅误认为阮军惨败，清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轻取黎城，就想功上加功，建树奇勋。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务并不精通。他从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相继任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在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与军务有联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傅恒统军攻缅时，他以侍读之衔随军，“典章奏”，为时不到一年；另一次是五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将军福康安剿台湾林爽文，孙驻潮州，遣兵助剿，备办粮草器械。严格的说，孙并未真正统率过各路官兵大举征伐，没有指挥大军克敌制胜的经验，也缺乏军事指挥的才干。他既不知彼，在判断安南国情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低估了阮惠的力量，误认为其狼狈奔窜不堪一击；二是不明真情，不了解黎氏政权已腐朽不堪，无力自拔，没有办法和力量恢复故国。他又暗于知己，对自己的军事才干和绿营兵的战斗力，皆作了错误的估计，本来是不谙用兵的文官，却要想当智勇双全轻取强敌的卓越统帅，明明是临阵易溃的弱卒劣弁，却当作为奋勇冲杀的猛将精兵，由此而产生了侥幸心理，孙士毅竟想攻克全安南，活捉阮惠，建立特大功勋。
在这个问题上，年近八旬的乾隆皇帝，比这位总督可就高明得多了。早在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一次获悉兵渡寿昌江之前八天，他便下谕给孙士毅，规定了此次进军的要求，令其取黎城后即回军。他说：孙士毅带兵前往，能生擒阮惠等人，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复其境土，亦为中策。如果取城复国之后，阮惠远遁，难以生擒，孙士毅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十二月十四日，他又下一谕，令孙如尚未擒获阮惠，立即撤兵回广西。
过了五天，十二月十九日，孙士毅进据黎城后，奏请远征广南，活捉阮惠。乾隆帝拒绝其请，谕军机大臣，详言应予撤兵的理由。他说：
“朕前此即虑攻复黎城后，阮惠等畏罪远飏，不值以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属国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临期酌情办理。孙士毅拜发此折时，自尚未接奉前旨。今据该督奏，黎城距广南贼巢尚有二千余里，而黎维祁又属无能，于造船雇夫之事，坚复不能赶办。……安南地方，向多瘴疠，倘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办理大事之人，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不可知进而不知退。孙士毅当遵前旨，……撤兵回粤。”［13］
紧接着，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