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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当真？”
“我说过没有。”
“请原谅。”斯特凡诺起身进了厨房．在杂物间，他取出藏在那里的无线话机。然后，他到后院，站在湿漉漉的草丛中，借着昏暗的煤气灯，开始呼叫盖伊。
惨叫声刚一停止，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机被搁在那辆客货两用车的前排座位上；天线拉出了汽车顶，足足有15英尺长。守卫汽车的巴西人抓起话简用英语说了一句话，然后跑去叫美国人。
盖伊冲出茅屋，迅速抓起话筒。
“他招供了吗？”斯特凡诺问。
“招供了一点点。一个小时前他已经被攻破。”
“情况怎样？”
“钱还在，但他不知道地方。据交代，钱是由里约热内卢一个女律师掌管的。”
“你有她的姓名吗？”
“有。我们正在打电话。奥斯马尔在里约热内卢有人。”
“你还能从他嘴里掏出什么吗？”
“恐怕不能。杰克，他被折磨得快死了。”
“马上停止一切用刑。有没有医生？”
“有。”
“给那家伙诊治，把他打扮得像样一些，然后尽快送到亚松森。”
“可是——”
“别问原因，没时间了。联邦调查局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况。照我说的去做。务必不要让他受到伤害。”
“伤害？这五个小时我简直想杀了他。”
“照我说的去做。想办法让他恢复，然后注射麻醉药，送往亚松森。每隔一小时准点来电话。”
“还有什么吩咐？”
“找到那个女人。”
于是，他们轻轻托起帕特里克的头，给他喂凉水，然后割掉手腕和脚踝的绳子，又小心翼翼地卸下他身上的胶布、电线和电极。帕特里克急扭身于，呜咽着说了一些谁也不懂的话。紧接着，他那被刺烂了的静脉被注入一针吗啡，然后又是一针轻度镇静剂。
帕特里克再度悄然入睡。
黎明时分，奥斯马尔出现在蓬塔波朗机常他将乘坐班机在天黑前赶到里约热内卢。在此之前，他同里约热内卢的人进行了联系，并许以巨额酬金，将他们一一从床上拉了起来。他们此时应该已出现在各条街道。
伊娃先给父亲打了电话，那是太阳下山后不久。
每逢这时，他就坐在自家小阳台上，悠闲地边喝咖啡边看报纸。他的小寓所在伊佩恩玛，离海岸三个街区，靠近心爱的女儿的家。尽管该寓所位于里约热内卢最繁华的地段，但已有三十多年历史，是最古老的房子之一。现在他一人独居。
根据她电话里的声音，他知道出了事。她让他放心，她现在很好，而且以后也会很好，只不过欧洲一个委托人需要她帮两星期的忙，她会每天给他去电话。接下去她解释说，这个委托人或许有点神经过敏，做事鬼鬼祟祟的，说不定会派人去探听她过去的经历。不用紧张。这种事在国际商界也并非罕见。
他有几个疑问，但他知道，这些疑问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
伊娃给事务所担任监督工作的合伙人打的电话要比这难得多。虽说她预先编造的理由表述得很自然，但有几个明显的漏洞。一位曾经与她同学的美国律师最近向她介绍了一个委托人。昨天深夜，该委托人来了电话，要她马上赶往汉堡。她打算一早去乘班机。该委托人的工作领域是长途通信，在巴西有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这位合伙人尚未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他让她以后再来电话，告知详细情况。
她以同样的理由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要她将原定的会晤统统推迟到她回来之后。
从巴拉那州首府库里蒂巴，她乘飞机到了圣保罗。随后她又从圣保罗登上一架阿根廷班机，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生平第一次使用了新护照。这本新护照是一年前达尼洛帮她搞到的。她将其连同两张新的信用卡和8000美元现钞藏在那套公寓里。
现在她名叫利厄·皮雷斯，年龄相同，但变了出生日期。这些具体情况达尼洛都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她非改名换姓不可。
有种种设想。也许在荒山僻野，他遭到一伙歹徒拦劫，死于他们的枪下。这种事在边远地区经常发生。也许他被过去的同事所雇用的密探绑架、拷打、杀害，葬身于莽莽森林。也许他在酷刑之下招供，即便没有把供，也可能会无意之中将她的名字泄露。这样，她只能以逃亡来度过余生了。至少一开始他就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也许他没有招供，这样她仍然可以做她的伊娃。
也许达尼洛还活着。他曾经向她保证，他们不会杀害他，可能会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不会自白地让他死去。倘若美国当局先发现了他，还有一个引渡问题。他之所以选择拉美国家作为藏身地，就因为存在着难以引渡的可能性。
倘若他过去的同事所雇用的密探先发现了他，那么会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直至他招供钱在哪里。严刑逼供——这是他最害怕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她想小睡片刻，但怎么也睡不着。她又开始拨打他的电话，先是蓬塔波朗镇的寓所，继而是移动电话，最后是库里蒂巴那套公寓。
她从布宜诺斯机场乘飞机到了纽约。三小时后，她又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另一架飞机到了苏黎世。
他们把帕特里克放置在那辆客货两用车的后排座位，并在腰部拴了安全带，以便减少他在路上的震动。前面的公路路况实在太差。他只穿了自己的运动短裤。医生查看了他身上裹的厚厚的绷带——一共有八处。烧伤的地方被涂上了药膏，血管里被注入抗菌素。这位医生坐在帕特里克前面的一个座位中，两脚之间放着黑色医用包。鉴于帕特里克受刑过重，他现在奉命给他治疗。
只要休息一两天，再眼些止痛药，帕特里克的伤势就能好转。再过些时候，那些伤口就会变成一个小伤疤。然后，这些小伤疤也可能渐渐不复存在。
这位医生转过身子，拍了拍帕特里克的肩膀。看来他对自己还活着，感到非常兴奋。“可以走了。”该医生对坐在前排座位的盖伊说。巴西籍司机发动汽车，驶离了茅屋。
他们非常守时，每隔一小时就把车停下来，然后拉出无线话机的天线，以便在山区有效地通话。盖伊呼叫斯特凡诺。此时他正呆在自己的办公室，身边有汉密尔顿·杰恩斯和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他们向五角大楼进行了咨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盖伊感到纳闷。联邦调查局是从哪里得到这消息的？
头6个小时，他们行驶了100英里。有时，他们要推着汽车上坡；有时，他们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无线话机和华盛顿保持联络畅通。下午两点，汽车开出了山区，路也渐渐平整起来了。
引渡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汉密尔顿·杰恩斯不想卷入其中。一些重要的外交内线被利用。联邦调查局局长给总统的高级顾问打了电话。美国驻巴拉圭大使也出了马。允诺和威胁兼而用之。
多年来巴拉圭不引渡携带现款的嫌疑犯．而这个嫌疑犯身边没有现款，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
巴拉圭人勉强同意对这事作特殊处理。
4点钟，斯特凡诺指示盖伊去康塞普西翁机场，那里距亚松森有三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当巴西籍司机被告知拐弯北上时，他用葡萄牙语骂了一声。
傍晚，他们驶入了康塞普西翁。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在天黑时找到了机唱—一幢矮小的砖屋和一条狭窄的沥青跑道。盖伊呼叫斯特凡诺。斯特凡诺指示他把帕特里克留在汽车里，并且留下发动机的点火开关钥匙，然后撤离。盖伊、医生、司机和另一个美国人一边慢慢地离开汽车，一边回头张望。约莫走了100码，他们在一棵大树下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留了下来。一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一架美国飞机在跑道上着陆。滑向那幢矮小的砖屋。两个飞行员下了飞机，向砖屋走去。不一会，他们出了砖屋，走向那辆汽车，开门，上车，将汽车开到飞机附近。
帕特里克被轻轻地从汽车后门搬出，抬上了飞机。飞机上已经有一位军医在等候。他立即对这个俘虏进行检查。两个飞行员将汽车驶回原处。几分钟后，飞机起飞了。
飞机停在亚松森机场加油。这时帕特里克已能动弹，但依然因虚弱和疼痛不能坐起。那位军医给他喝了凉水，吃了饼于。
以后，飞机在拉巴斯和利马两次加油。在波哥大，他们将帕特里克搬上了一架小型飞机。这架飞机的速度是前一架的两倍。该飞机在靠近委内瑞拉海岸的阿鲁巴岛加油，然后直飞波多黎各圣胡安附近的美国海军基地。一辆救护车将帕特里克送到基地医院。
在经历了将近四年半的逃亡生活之后，帕特里克重新回到了美国的管辖地。
第五章
帕特里克原先所在的那个法律事务所是在他的葬礼举行一年之后申请破产的。他一死，事务所信笺抬头便加了一行字：帕特里克·拉尼根（1954一1992）。这行字被加在右上角，位于律师助理的名字之上。随后，谣言流传开来，经久不衰。不多时，所里的每个人都相信他窃款逃跑。再过了三个月，墨西哥湾诸州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并未死去。随着所里债台高筑，他在信笺抬头的名字也被删除了。
由于破产的羁绊，其余四个合伙人依然无可奈何地凑合在一起，他们原来一起签署了抵押贷款，后来，快到偿还期，又一起签署了银行借据。他们还一起成为几次注定要失败的法律诉讼的被告，于是不得不申请破产。帕特里克离去后，他们曾想尽一切办法散伙，但始终没有成功。两个合伙人已成为酒鬼，他们成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酗酒，不过各喝各的。另外两个合伙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但不稳定。
帕特里克抢去了他们的钱，抢去了他们的几千万美元。这些钱还未到位时，他们就预支了，因为律师是允许预支的。这些钱他们打算用一部分来装修比洛克西市中心的办公楼，还打算用一部分来购买加勒比海诸岛上的公寓、游艇和新家的陈设。那笔巨款已经汇出了，票据已填好．证件已查验，手续已认可，然而在最后一刹那，被他们已死去的合伙人抢走了。
这位合伙人明明已经死了。他们已于1992年2月11日将他安葬。他们还安抚了他的遗孀，将他的臭名印在精美的信笺抬头。然而6个星期之后，他不知怎样窃取了他们应该分得的那笔巨款。
他们曾经为谁应该对这事负责争吵过。查尔斯·博根，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和台柱子，曾坚持要把这些钱从付款地电汇到海外的新账户。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觉得有道理。那是一笔9000万美元的巨款，事务所将提留三分之一。而在仅有5万人口的比洛克西，是无法将900O万美元保密的。银行里的人肯定会张扬。不多时大家都会知道他们挣了大钱。四位合伙人决意保守秘密，即便各人均已制订计划，要尽可能体面地显露自己的新财富。他们甚至还谈到要购置一架六座的喷气式飞机，用做事务所的交通工具。
于是博根成为众矢之的，尽管他有49岁，为四人中的年长者，也尽管到目前为止，他是办事最可靠的律师。此外，他还应对9年前雇用帕特里克负责。
对于这一过失，他内心不知滋生了多少悲哀。
杜格·维特拉诺也是众人责骂的对象。是他，推荐帕特里克成为第五位合伙人的。不过，对于这一灾难性的提议，其他三人也曾举手同意。事实上，在帕特里克被增补为合伙人之前，他已被允许接触所里的每一份材料。博根、拉普利、维特拉诺、哈瓦拉克、拉尼根，这五位律师在黄页电话簿中的一页广告上被尊为“海外侵权行为的克星”。“克星”也罢，律师也罢，反正出钱多的案子他们都受理，这点和大多数事务所没有区别。不同的是，他们的秘书和助理多，经费足，与太平洋沿岸诸国的政治联系最紧密。
他们的年龄均在44至49岁之间。哈瓦拉克自小在父亲的捕虾船上长大，至今他仍以自己那双长着老茧的手感到自豪。他曾经梦见自己在掐帕特里克的脖子，并最终将他的脖颈折断。拉普利变得极其消沉；他难得离开自己的家，无论什么事都是躲在黑乎乎的阁楼上完成的。
9点过后，博根和维特拉诺正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办公时，特工卡特进了位于比洛克西老城区的维厄马奇大楼。他朝女接待员笑了笑，问律师在不在办公室。这并不奇怪。谁都知道这里的律师酗酒，难得在办公室露面。
女接待员把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