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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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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绝食的人呢?他们说他们是支援绝食的,是做奔走工作的,是兵团机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这次绝食大概有关系,我当时说你们既然赞成绝食又不绝食,我就不能理解了。 
  我是反对绝食的,我要是参加群众运动就要分三个步骤。这是我接触很多绝食代表得来的经验,第一步是劝他们,毛主席提倡要革命,吃饱饭、睡好觉闹革命,为什么要绝食呢?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解放军的保护下闹革命,这样好的条件下为什么要采取绝食的办法,把身体削弱,搞成生命危险的闹革命呢?我一定要说这段话。如果群众不同意这段话,因此绝食了,我要跟他们一道绝食,我快七十多岁的人了,大概可以绝食二至三天,到第三天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群众可能就劝我了,你这么大年纪还绝食。我就劝说群众不要绝食,同我一道复食。这些绝食代表听了就笑了,我这样一说,生产兵团的四个干部很难看,当时就站起来承认错误。他们是什么错误,当时还没有了解得这样深,但已经感觉到后头有人操纵。 
  在绝食发生的第三天,我找军区通过自治区党委都没有找到绝食代表,自治区党委要负责任,没有出面,当然他们说话人家也不听,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张仲瀚,找到医院叫他到绝食群众当中去,把头头找出来,他回答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了,住在医院里,说话群众也不听了,我说不要你自己去,你代表我把绝食头头找到,我给他通电话,他没法拒绝,果然把头头找到了,接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是一条热线,当然不是美苏热线。我们找到他们的头子,群众代表,是张仲瀚给接通的,我觉得非他不能接通。我找他还是找对了,这样才把绝食代表找来,代表们上北京发生了分化。第一个接通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叫王兵,他接到了电话,根本不顾支援他们本地的学生和工人,他就开了个小会,决定人数,派人到北京来,马上本地的学生和工人都很气愤,人家支援兵团绝食了,被他们抛弃了,这些支援绝食的人要求见生产兵团和自治区的人,他们不管,这些代表到北京来就分化了,一直等到今天。这件事办得慢些,有缺点,但是我也有意识地让他们暴露一下,所以后来生产兵团发生石河子事件。汽车二团革命群众起来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对的。正是因为夺权行动可能早了一点,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发生了在这一小撮当权派和三反分子的操纵下造成的事件,正如剑英同志说的,石河子反革命事件形成,是大暴露。从一系列的事件中暴露,从一个绝食事件引导这一事件的暴露,到现在不到三个月,看起来这个夺权斗争在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里同样很激烈。尽管如此,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还是保证能够解决的。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引起一系列的文件。一月二十三日那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的八项命令,二月十一日七项规定,然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四项规定,最后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二条规定,这五个文件一拿出去,新疆的问题就决定性的改变了,不管是冲军区,冲生产建设兵团的受蒙蔽的群众还是闹事的,马上都觉醒过来了。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威望,军委的命令,党的影响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各族人民中是得到无限信任的。 
  当时主要领导人除赛福鼎外都在北京,王恩茂同志、郭鹏同志、张希钦同志、熊晃同志,自治区还有林渤民同志在北京,生产建设兵团裴周玉、丁盛同志也在北京,赛福鼎同志势孤,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你还沉着。军区也在动摇,生产兵团就闹起来了,就这样子,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但广大群众还是沉得住气,马上响应,这不能不使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今天还有些同志没有认识自己本质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教育了新疆的广大干部,也教育了其它的干部。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毛主席教育,毛主席领导的,离开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新疆是最复杂的地方,三面有敌人,南边有印度反动派,西北有苏修,东面有蒙修,三面受敌,内部又那么复杂,有××多万反革命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有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这么复杂,我们在北京隔这么远,只要毛主席的声音,林彪同志的威望,党的号召一到,问题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乌鲁木齐近万华里之外,一个在长城之东,一个在长城之西。这个问题的解决增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你就站不住,只是一诉诸群众就解决了。 
  当然,群众中也包含各级干部,我刚才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广大人民就不用说了,广大的干部也还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所以正如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都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我相信今后新疆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但是一定要说清楚,尽管有这样的胜利,会议开得这么好,但这仅仅是揭露问题的开始,揭开盖子。刚才剑英同志说得对,是刚揭开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绝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满足这次的收获,大方向抓对了,即使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开了刀,还不等于我们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还遗留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在这里特别号召自治区的,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同志,要看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因为跟着一小撮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受蒙蔽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说服过来的,绝对不要歧视他们、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即使有严重的错误也要改造他们嘛!何况群众呢?何况一般干部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向着健康方面发展,才能使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这个问题对生产建设兵团要一分为二,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十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成绩还是主要的,伟大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号召。部队一解放新疆,毛主席指示部队又要作战斗队,又要作工作队,要作很多宣传工作,参加建党建政的工作,又要作生产队,生产自给,这样的任务生产兵团基本上实现了。 
  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部队开始转业,入新疆后,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万多干部。但是起义部队也响应这个号召,到现在也还有×万多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万多人的基础上,现在发展到××××多万人,包括家属、儿童,有很大的成绩。当然过去的基础人数还不止×万,大概×,×万人。就是这样也是二十倍地增加,这是十五、六年的事了。这种成绩的确是伟大的,广大群众响应号召,干部也有很大成绩,要靠两头,主席的号召、关怀、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广大群众响应号召,许多复员军人、许多支边青年,盲流人员那么多,也愿意在那里安家,甚至劳改犯也在那里安家,造成现在这样大的部队。建成现在这样大的队伍,干部是做了艰苦的工作的,主要成绩归于两头,干部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不这样估计就不全面。更全面地估计还有军区、自治区党委、兄弟部队的支援、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是没有缺点,生产建设兵团的缺点还不少,且不说一小撮人已经在位的要把持这个权,扩大职权,还要造成独立王国,这是大家揭发的。在毛泽东思想挂帅,艰苦朴素方面,东西对比,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我到过大庆油田,又到生产兵团,在兵团到的地方很少,时间也很短,觉得到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跟大庆油田一比,是差的。就拿生产投资来说,单是一九五六年归农垦部管以后,就投资××亿,归农垦部管以前,就很难算了。要算这笔帐,这几年还了过去的帐,有的还没有还清,而大庆油田,从一九六○年就开始,到去年,只七年功夫投资××亿多,交的利润有××亿,折旧×亿,当然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吃饭的人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是有工业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完全相比,我只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方面和艰苦朴素方面对比,兵团不如大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到大庆去看的,一九六五年到生产建设兵团看的,当时我对张仲瀚说,你带着人到大庆去参观参观,你们的领导干部王震、王恩茂、余秋里这些同志都是过去一同战斗的,实际上他六五年去了,的确那里是两论起家,艰苦奋斗,口服心服,心悦诚服,我当时觉得大概有点认识了,后来证明并没有认真传达和学习,固然六五年的大庆已经有点变化,有点骄傲,大庆那边的同志只要一骄傲,两年就受了损失,骄傲在这两年,出事也在这两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摔了一跤,当然红旗不至于倒了,我们还应该扶持,这是一面好的红旗,他们稍有点铺张,但比起新疆来说,还是艰苦的。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出这个乱子也好,不然,人家心里不服,你说生产建设兵团成绩确实很大,如人员发展到×××多万,生产粮食××亿斤,棉花××多万担,还有其它工业、加工,但是,只出了这个乱子,只要把一个事一对照,×××、×××稍微骄傲了一点,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摔了跤,拿张仲瀚来看一看,不只是骄傲而已,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刚才说的大庆的积累不止××亿,而是××亿,投资不到××亿,就不能不说是苦干,就是这样子一骄傲就摔跤。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由丁盛同志揭发的,那样子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铺张浪费,有胜于此,组织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回暴露就是毒瘤,非开刀不可,因为有人会不服,觉得王震同志一走就是张仲瀚在那里搞,王恩茂同志也只能兼管一下。刚才王恩茂同志也自我批评,有些事对他管理得不严,检查督促不严,军区也不好插手,因此一九五六年就归农垦部了,钩是挂在王震身上了嘛,也有点解释的,难道一点事也没做,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但是问题不在此,你做了点事,功劳有点份,但是你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你就把那个盖过去了。高、饶也好,彭、黄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路线也好,难道这些人对党没有功?没有做过事吗?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过大于功,罪大于功,非低头认罪不可,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犯了错误,总是不服,象主席说的背了包袱,卸不下来,何况犯罪。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你愿意改造,我们党是不拒绝革命的,不应该不允许革命,这是主席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罪,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这次算是严重的教训,如果还想改,就还有改的机会,还有宽大的机会,希望现在还没有低头认罪的同志们,应该深刻想一想,不要不服气。所以,我做这样的分析,多说了几句。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么健康。第一,劳改犯就有×万人,当然,不是说劳动改造不好人,重新作人的不少,还有发明创造的,但是基础总是差些。第二,盲流××万,当然不能说都不好,有的是内地有困难,听说那里有好处,亲戚朋友都去了,要一分为二,大部分是好的,但总有一部分是不好的。第三,支边的青年××万,上海占×万,家庭出身,有许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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