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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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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劳动人民的武装,毛主席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队伍。我想起来就非常激动。因为我亲自接触的打武架,一直打到北边。那么多受伤的没话说。全国有的地方武斗,解放军的枪被夺了、衣服被夺了、领章被拿了、帽章被拿掉,可还是保护。他们想一想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下的命令就是不动气、不动口、不动手。有时还是动了气,但是不骂人,不开枪,几乎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甚至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都做到了。一个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能做到吗?哪个国家能做到?真如陈伯达同志讲的,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这样一个军队出这么几个人,只要一暴露没有什么了不起。陈再道打仗是常败将军,不是常胜将军,他一叛乱马上就解决了,举个例子,他的军区直属的指挥营长挺起胸膛保护王力同志,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曾指挥战士要拿枪口对准王力,警卫营长站起来顶着枪口说,要打就打我,不能打王力同志,并说枪一打,你们的性质要变了。多么英勇!这样,兵士的手也软了。这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这是党的领导,这不是一天一日的成长,是几十年的革命传统。同志们要想一想。这三相信、三依靠,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毛主席在今年一月份把伟大的夺权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只要事情一发现纠正就很快,所以主席说,只要解放军懂得了想通了,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了,改得很快,解决了许多地方,如山东军区一想通了马上承认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决不象过去党内走资派那样,过去他们也是解放军,但变了质了,如江渭清、谭启龙因为做地方工作变了质了。 
  “五·一六”伟大的历史文件敌人看了害怕。“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证明了我们主席的伟大,当时先批彭、罗、陆、杨,先批二月提纲,最后一段是主席加的(念最后一段),主席的思想是已经有所准备的,因为刘邓陶是后来抓出来的,并不是“五·一六”时抓出来的,所以“五·一六”文件的发表对世界有历史意义。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敢于这样做,所以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传之后代。这个问题影响大,所以他们把已丢掉在垃圾堆的赫鲁晓夫拉出来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有什么用处?连帝国主义也晓得不起什么作用,这只不过是搞了几个电视。刚才说香港搞什么刘少奇语录,证明我们批判党内一小撮刘邓陶不是对了嘛!所以“五·一六”,“七·二○”行动证明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军队里的无穷威力。刚才康生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像、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让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像出边界。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鼓舞着边境的工人进行斗争,这是蔑视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大的小的都证明了这一点,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 
  另一种说法说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那么刘邓陶还能复辟了。说刘邓还要那么大力量,这是香港报纸西方舆论家说的,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说,出来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有刘邓的代表人物,那能有这么回事。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什么造反派的任务就是要武装自己,揪出军内一小撮,武装夺权政权,借战争解决问题,给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打开一个缺口,现在我很注意这个问题,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听北京红代会说北京不能夺权,就要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了。怎么能把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的力量看得这么轻,把刘邓对军队的影响看得那么重,简直是完全相反。就拿受蒙蔽的百万雄狮来说也只是一小撮头头干坏事。一旦陈再道被揭露了大家就明了,曾司令员到北京来说他们对独立师只做了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独立师就很快的离开了武汉,就是那么听话,你们敢于那么设想吗?你们应该这样设想,要学会分析形势。去包围谢富治、王力及北航的同志首先是公检法,然后是百万雄狮,最后是独立师的一部分,气势很凶,最后把王力架走了,闹得很凶。但最后把王力救出来的也是解放军嘛!事情一揭发,独立师半天就交了武汉三镇,这是毛主席的威力,是林副主席指挥的威信,所以我们才敢于那么做。 
  现在夺权斗争是发展的形势,向着更广度进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关,先要经过军队的支持,组织革委会筹备小组,然后过渡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不错,我们不否认军队是有些保守思想,可能跟刘邓陶的某些反对思想有共鸣,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事实是可以教育的。即使是独立师的干部,军区、军分区的干部首先要一分为二,好的是大多数,即使坏的部队,好的也是大多数,即使不好的少数叛乱的,如赵永夫、陈再道、王蔡、刘荣这样的人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有的同志提出要抓广州的黄再道,因黄永胜同志是司令员。他是好的司令员。又如批判谭震林时,到处抓谭式人物,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呀!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军队犯了路线错误,与党内、政府内犯的路线错误,还要有所区别,为什么呢?因为刘邓的黑线是在党内、政府内影响大,而去年六、七月的反动路线在全国各省、各部执行的多,所以他们改正错误慢,甚至有的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军队就不同了,军队的三支二军任务极繁重,对军队的同志讲,任重而道远呀!路途很长,而他们又没有经验,本来军队就是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么!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群众工作教少了,去年河北地震,一八七师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每个村都宣传到了,地震的损害是那样的大,但经过宣传,群众的生产精神和革命精神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得到了丰收,今年又得到了丰收。即使如此,这几年接触群众较少,当然有些领导因长期脱离群众与群众疏远了,加上军队的传统观念及其受黑修养的影响,还有一个纪律,一切听指挥,军队内的党、团员、五好战士他们对地方党的领导开始不象闯将那样敢于怀疑,敢于提问题,军队慎重些。开始是会出些偏差和错误,但经我们讲清楚,他们就会站出来承认的,承认了就会改变的。尤其是野战军,更是要拥护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参加地方工作,不象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所以对他们支左要基本上认识,要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些保守派或坏头头,甚至敌人挑动了群众来夺人民解放军的枪,这是不少地方发生了的。夺解放军的枪,夺野战军的枪,夺军衣、物资,甚至打人、抓人,把解放军的政委、参谋抓走。现在面临着的问题是对解放军是不是信任,是不是把解放军看作我们的依靠力量,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一点。对解放军我们不能象去年那样抓一小撮,那样的话要犯大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开来。反对路线的错误是由于实践经验缺乏,听主席的话懂得了错误,承认了改了就好了。至于还没有调查研究,与北京通个电话就贴出标语,什么广州的陈再道,有那么多的陈再道呀!这样影响很不好,使广大战士听了很难过么!他们明明知道司令员是好的,老革命么,立了许多战功。当然还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这是主席的话。我们勉励他们这样做,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我们小将不是要学习解放军吗?就是要学习有了错误就改,要帮助他们改嘛!现在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要夺谁的权呀!如果夺走资派的权,那么我们联合起来三结合,不是夺了权吗?如他们是武装叛乱,那我们才能武装起来夺他,陈再道的叛乱不过是一天而已,一天也说不上嘛,当时就站出来那么多解放军嘛!沈阳军区付司令员曾思玉调到武汉当司令员,刘丰当时是保护王力的,可是现在有一小部分对他们反而怀疑起来,这是不对的嘛!这是最高统帅、付统帅的命令。武汉的形势很好嘛!而且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很快的武装了一部分人民,你们提到武装人民是对的,但必须是有组织的,首先应当武装的是产业工人。如北京来说现在工代会几乎要分了,一个厂里的造反派也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不能武装,如果武装了打起内战怎么办呀?如上海、武汉的条件较成熟。湖南有一部分、江西有一部分地方较成熟,这就是说要武装人民、武装左派,但左派一定是联合起来的左派,而不是二派相争、打内战。保守派被人挑动或糊涂夺取了武装的,应把他们的武装要回来。现在发生较紧张的问题是武斗问题,夺枪的问题,如何武装左派的问题,如何劝阻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不愿进城,是受蒙蔽的,进城一看不行了,知道上当了,他们就走了嘛!可以说服、可以教育的。关键在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在去年是急先锋是立功的,现在我们这样肯定,将来还这样宣传的。现在要求你们前进了,各地的事情靠各地自己解决,武汉就是靠武汉自己解决的。开始在陈再道的蒙蔽下不知哪些干部亮相,陈再道问题出来,马上就有很多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问题就提前解决了嘛!这样的事在许多省都可以遇到,那么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前进还是后退呢?肯定是前进,因为矛盾暴露越彻底,解决就越彻底,就是这么一个辨证的发展,靠谁解决呢?主要靠那地方的革命群众,革命的干部,革命的武装,革命靠自己嘛!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出去也要有组织的,如中央到各地去调查某个问题,吸取一些有组织的红卫兵,要是一派的,如一个学校的,如跟王力去武汉的是北航的,起了好的作用。人不要多,要意见一致,要统一领导,如两个学校互相意见不一致,本身就是把派别的斗争强加、影响到那个地方不好。 
  现在有两种情况,到底是有组织去参加斗争取得经验,还是无组织的串连,这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自由串连,对各地是一个大包袱。武汉造反派到北京来说,武汉去了一、二万了,招待就是一个大事。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家,北京总有一种优越感,北京的红代会应去掉优越感,应是革命的群众革命不分先后,有时搞不好,后来居上嘛!由于我们骄傲自满了,完全可以被人家赶过去。所以自由的窜流本身是无组织无纪律,如果红代会组织起来,许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应当打个招呼嘛,最近蒯大富说清华走了五千人,他自己也无法完全分析清楚,五千人影响许多地方工作。别的学校也不少。怎么搞的火车票?可以责备我们,我可以承担错误。问题是大家不买票,有些人硬挤到火车上。我们革命委员会主任带了红卫兵头头去动员,当时答应了,就散了。但富治同志一走,他从别的门又进去了,那么北京火车开,还是不开?北京车不开,火车积压,就要影响经济生活,如果不开车,郑州许多货物走不掉。叫他补票又不肯补。现在最大的希望要大家认清形势,北京红代会应该安下心来学习全国的经验,进行批判,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刘邓陶,有许多东西可以批判嘛,天安门开了会以后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完全有材料了嘛,而且学校也要改革,这是当然的,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然后,请你们各个学校在这个基础上搞一个调整,当前需要调查的就是制止武斗的问题。不能夺解放军的枪,夺枪夺衣服啊这完全是不对的错误的嘛!还有冲击,我们说过去把冲击过分看严重了,现在就大量冲击军区,这个总是不允许的嘛,是不是?六六通令也说了这是不对的,要劝阻。劝阻农民不要进城,既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要妨碍生产,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做这些调查,通过学校,搞一些有关的,综合性大学就可以起这个作用。还有一些专用性的大学,比如最近戚本禹同志提议,我们两人商量把矿业学院分到全国重要的矿井,首先搞一些运动,第二再搞一些工作。现在煤炭降得很低,就是因为首先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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