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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时又在心里埋怨自己那件粉色的衣服太淡了，在强光照耀之下，恐近乎白色。忙说，我也去吧。
第二天，我和马东直奔商店。进了店门，在标志牌下站住，马东说，男装在三楼，女装在四楼，咱们分头去买衣服，半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回合。
匆匆上楼。买过无数次衣服，都不似此次单刀直入。不在意款式质地，只求颜色。看到绿色的，特别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简直就是扑上去，忙不叠地说，小姐，请拿一件我能穿的……
也许因为上海人多娇小玲珑，连连看中的衣服，都没有我能穿的型号。只得退其次，去买T恤衫。想这种衣服，弹性较大，也许能找到色彩和尺码都相宜的。改变战术之后，很快就见了效。我在一家专卖店里，找到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衣服。只是那绿色不很纯粹，近乎青柏色，翠中有一份苍老，实为美中不足。我相中了一款黄色T恤衫，黄的振作而昂扬，仿佛葵花瓣揉出汁液染成的，欣欣向荣。想来想去，我买下这件黄色衣服，又对小姐说，也许我会来换，先和你打个招呼。小姐态度很好，说，没关系的，只要不弄脏，你随时可来换的。
果不其然，在汇合处，马东亮宝似的拿出的衣服，正是明亮的嫩黄色，他说，我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好像是一把太阳伞。他说，你买的是什么颜色呢？我对他说，对不起，你还的等我一会儿。
我赶忙跑回刚才的柜台，对小姐说，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你。我要换成刚才的那件绿色。小姐说，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了呢？我看还是黄色的比较配合你的脸色的。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同伴，他已经买了黄色，我要和他配合，所以要调换。
换了绿T恤衫，我和马东回到住处。当我把自己买的衣服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说，唔，这个不好。我们看毕老师就穿你下飞机时那件黄色条纹的衣服好了。很亲切。
我就听从了年轻人们的建议。
那一天的采访，很成功。不单是制作了一档精彩的节目，我也从陆幼青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制花圈
我是特意用“制”花圈这个词，而不用通常的“做”花圈。因为“制”的规模大，有流水作业大生产的味道。
二十多年前，我在藏北高原当兵。高寒、缺氧、病痛……一把把利刃悬挂在半空，时不时地抚摸一下我们年轻的头颅。一般是用冷嗖嗖的刀背，偶尔也试试刀锋。
于是就常有生命骤然折断，滚烫的血沁入冰雪，高原的温度因此有微弱的升高。
凡有部队的地方就有陵园。每逢清明和突然牺牲将士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制花圈。因为我们是女兵，花圈就要扎得格外美丽。当我们最初扎花圈的时候，觉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
做花圈先要有架子。若在平原，竹子、藤条、木棍……都是上好的材料。但对于高原，这些平常物都是奢侈。男兵用钢筋焊出一人多高的巨环，中间用钢丝攀出蛛网似的细格。花圈的骨骼花有缘，殊不知这凄冷的花卉，令人黯然神伤。
有一天下午，我们为一位牺牲在边境线上的战友赶制花圈。因为第二天就要下葬，一直干到夜里三点。倦意袭来，绑花时钢丝不停地扎手，有鲜血像红豆似地渗出。马上就要完工时，桌上的电话铃猛然响了。我揉着眼睛问，什么事啊？
对方低沉着嗓音说，刚才夜间紧急集合时，一个战士翻身跃起，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请你们再赶制一副花圈。
那一瞬，我痛彻骨髓。那个不认识的男孩啊！当我们开始制那副花圈的时候，你还活着。当我们制完那副花圈的时候，就要为你制花圈了。
那一夜，女兵们彻夜无眠。当雪山上的朝阳莅临军营，大卡车把我们的产品运至墓地。
摄影干事们很忙。他们用最好的角度把墓前的花圈照下来，寄往内地的某处小村。那些牺牲了的士兵的父母，水远无法到达高原。他们会在无数个月夜，看着像片上的一丘黄土和伟岸辉煌的花圈，潸然泪下。
大雁落脚的地方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孤陋寡闻，其实京城的少年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那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童年的记忆，像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下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生命之所以奇异，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主宰者，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想想看，既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
我们挺拔的骨骼，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我们明澈的目光，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缨垂地的硕壮胡萝卜。我们飘扬的发丝，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我们猩红的嘴唇，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动声色地套上了每个人的后脑勺，叫你终生无法褪下。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是那里的草木释放。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里的岩石泌出。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里的风云变幻。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是那里的万物呼吸……
我开始缠着母亲，讲我出生的故事。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零落但是鲜艳洁净，脉络清晰。她说，你出生在新疆伊宁，那是一座白杨之城。那里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有许多幽怨的眼睛。那里的白杨没有眼睛，每一支都像银箭，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
母亲说，我出生在秋天，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母亲说，部队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开住的。惟有到了节日，才是团聚的时刻。母亲说，大礼堂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屋。那就是军人们的卧室了。母亲说节日的黄昏，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亲说夜深了，查哨归来的男人们，像潜入敌营一般，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道穿行，走到自己的属地，持枪的手，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温暖地滑翔进去。
母亲说，部队里的孩子，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问，我是那样来到的吗？母亲说，不是。因为职务，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它高大凉爽，有宽宽的木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
母亲说，怀你的时，父亲率领骑兵，要到远方。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名叫小胖子。母亲说，那个兵，大约有40岁吧？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那时有。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要不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
母亲说，整个怀孕期间，她完全吃不下寻常的食品，闻什么都吐。体重锐减，医生说再不补充营养，大人孩子都危险。小胖子很着急，他是四川人，会做饭，殚精竭虑地把能够想出的吃食，因陋就简地做出来。盛在大粗碗里，端上来让母亲闻闻，看哪一样能吃得下去。母亲对所有吃食，都大饥若饱，置若罔闻。终有一天，母亲嗅到一缕奇异的香味，不觉食欲大动，问小胖子，你吃什么呢？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小胖子说，我在喝野鸽子汤。
在俄式木屋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粮仓。粮仓高而窄的窗户，像古堡的透气孔。每天早晨，小胖子打开窗户，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粮仓的地上，散落着陈年的苞谷粒，粮仓的每一寸墙壁，都蒸发着粮食干燥熏香的气息。铺天盖地的银灰色野鸽群飞来了，从窗口鱼贯而入。到了夕阳倾斜的辰光，小胖子突然从墙外关闭窗户，使粮仓没入黑暗。然后挥着一把大扫帚冲入门内，旋风般扑打，鸽羽纷飞……
怀你十月，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点野菜。剩下的营养，全靠野鸽子汤支撑。母亲很严肃地说。
我追问道，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鸽子啊？
母亲想了想说，一天少说也有十只，几百天算下来，总有几千只了。
我大惊，愤愤说，你也太能吃了。要是绿色组织知道了，会抗议你没完。
母亲纠正我说，不是我能吃，是你能吃。一旦生下你，我就再也不吃野鸽子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这数字也大得可怕，承受不起。我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1000只野鸽子变的。再多，就是大罪孽了。
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挂着千只野鸽，坠得心绪弯出弧形。一千对鸽翅，将是怎样一片掠过苍穹的翠蓝的云？一千只鸽鸣，将是怎样一曲缭绕云端刺人肺腑的歌？一千双鸽眼，将是怎样一束眺望远方洞穿云雾的光？一千堆鸽羽，将是怎样一片洁白的雪能融化万古寒冰？假如我这一生虚掷光阴，对不起造化，对不起自然，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架构我生命的那──羽翼丰满飞翔不息的千朵生灵！
母亲临产的时候，父亲从营地骑马赶来。母亲已住进苏联人开的医院，躺在产床上，辗转反侧。病房不让父亲进去，父亲只好在医院病房的窗户上，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然后，一扬鞭，飞身上马，再赴疆场。
你第一次见到你父亲，已经是满月后。那时，你已是一个大孩子了。母亲说。
然后，父亲又走了。母亲抱着我，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夜里我爱哭，母亲就彻夜抱着我。母亲胆小，不敢点灯，就在漆黑的夜里，守我到天明。门口有一棵小榆树，树影在夜风里，像鬼魅一般伸缩着指爪。
无数次的讲述历史之后，我对母亲说，咱们回一趟新疆吧？去看木房子，小榆树和野鸽子。
妈妈漫声应着，几乎不抱希望地说，好啊好啊。只是新疆太远，伊宁太远。
对话埋在土里，好像古墓中的莲子，酣睡着，不知何时才会绽成花？
1997年夏秋，我和母亲同赴新疆。汽车翻越天山的时候，我十分紧张。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战备公路，已很少有人走。一边是壁立的悬崖，一边是深渊。山顶的冰川，在炎热的８月，融化成无数道淋漓的小溪，从峰顶汩汩坠下。冰川就变得稀薄了，出现了亚麻般的网络，好像贫女洗涤多次的纱裙，自山顶逶迤而下，渐薄渐远，直到下缘溶成一道暗赭色的湿边。
我悄声对母亲说，您害怕了？母亲说，有一点。我说，您当年从伊犁离开去北京的时候，难道没有翻越天山吗？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险峻呢？母亲说，那时，我怀抱你，没有一眼看过山，我一直在看你。
汽车驶近伊犁的时候，心蓬蓬跳，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大睁着眼睛，把记忆变得像一卷新录像带，事无巨细都拍下来，留着以后慢慢回味。
伊宁满目是青苍的绿，高耸入云的绿，剑拔弩张的绿，煞煞作响的绿──高大矗立的伊犁杨！不长忧郁眼睛的伊犁杨！耳边听到母亲喃喃说，都认不出来了啊，哪里是当年的老房子？
在伊犁的日子里，母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愿望，就是找到她和父亲住过的地方。我本来以为这不很难，就算地表建筑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山川依旧，地名还在，只要踏破铁鞋，还怕找不到吗？
然而，我错了。伊宁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从母亲茫然的眼神里，我发现她记忆中的伊宁，彷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地方，同这方土地不搭界。赤日炎炎下，母亲说，那时漫天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