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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迟在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已经为一种伟大的文明所占有，这一文明是从西南亚新石器基地的文化演化而来的。它遵循着西南亚的文化传统，顺次经历了粗铜时代和青铜时代。铁文化引进之前，这一文明已经消亡。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大麦。迄今尚未找到这一文明栽培稻米的遗迹。许多艺术作品以牛为表现对象，其中包括把牛用做耕畜的描绘，这说明它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和奶制品业的混合经济。轮子和织机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人所知。无法说清耕犁用于何方，因为迄今为止既未找到实物也未找到表现耕犁的艺术品。耕犁出土材料缺乏的情况，与许多微型车出土的情況，适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小车或是用粘土做的模型，或是用青铜浇铸而成。它们似乎是印度河流域儿童宠爱的玩具，谷物显然是用木臼脱皮的。一个木臼遗迹周围的铺砖地面上有许多圆窝，这是打谷人世代赤脚踩出来的脚印，遗址中间是安放木臼的地方。
大概棉花已是栽培作物，因为在此发现了棉布。燧石、砍砸器和后来的青铜器都加工成许多形状。工具包括扁斧、手斧、齿尖交错的锯子，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把尺子的残片，尺上的刻度非常精确，说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人已经意识到细小而精确的度量标准。此外还发现了级阶复杂的一连串衡器。陶器的发现颇为丰富。甚至迄今挖掘的最低的一个堆积层里的陶器，也是陶轮制造的，且烧制精良。许多陶器是烹饪用的粗陶器。但是，比较精制的陶罐是红底色上黑釉再加一层油漆之类的拋光剂烧制而成的。图案以花草为主，很少显示出遒劲的笔力或具有新意的构图。小型的粘土人像难以计数，据信是制作的玩具。一个遗址里这类玩具很多，想必是一个制造外销玩具的中心。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是按网络结构精心设计的，每个城市有一条干道或数条干道，另有许多背街小巷与干道相连。毫无疑问，它们是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这一习惯在印度历史上自始至终保持下来。迄今发掘的所有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城中没有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是庙宇或宫殿的建筑。在莫亨若达罗遗址中，有一处宽大的遗迹是一幢带屋顶的大建筑，有许多柱础，但没有内墙分隔，大概是一个市场。还有一幢大建筑，里面有许多屋子，也许是一个行政中心。另有一个修建得非常出色的大型游泳池，四周有许多小间，看上去是更衣室。也许，这个游泳池是用来举行涤罪礼的地方，这种涤罪礼与现代印度教徒的涤罪礼相似。莫亨若达罗遗址没有防卫工事，发现的遗存中没有武器，这一情况引人注目。这一发现使考古学家的早期报告描绘了一个田园诗似的和平宁静的社会。后来的发掘说明，有一些城市有城墙，至少一个城市还修建了一个设防坚固的卫城。即使在莫亨若达罗遗址，也有迹象表明。该城曾受到攻击，城中的居民曾受到杀戮。
亚利安人是入侵印度的民族中受到最多宣传的民族。有关他们的许多传说实际上已成为宗教教条。据经典记载，他们约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对原来的土著进行杀戮，或将其贬为奴隶。为了保存纯净的亚利安血统，他们建立了种姓制度。后来他们从征伐转向神秘主义，形成了泛神论的观念和灵魂演化的观念。后来的一切印度哲学都建立在上述观念的基础上。亚利安人成为三个地位最高的种性的祖先，他们的语言传到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毕竟，亚利安人的入侵仅仅是许多次移居印度的迁徙浪潮中的一次入侵而已。这些迁徒使许多操印欧语的民族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大草原移入更加开化的地区。入侵者在各地创作并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口耳传承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他们原有的文化可以相当准确地构拟出来。这幅重构的生活图画是半游牧部落的生活图画；他们牧放牛群，驾着马车驰骋征伐，嗜好赌博和烈酒；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对超自然力感兴趣。
构拟亚利安人生活必须依靠的材料，与构拟印度河流域所能依赖的材料形成绝妙的对比。后者留下丰富的遗物，但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献。印度的亚利安人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存，但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这是一种详尽的证物与详尽的证词相对的情况。已经发现一些石柱，可能是《吠陀》①中所描绘的用于祭礼的石柱。然而，亚利安人的居所和墓地迄今都尚未找到。构拟亚利安人早期生活的文献收入了名为《吠陀本集》的四个集子中。根据文字判断，《梨俱吠陀》（意译为《颂赞明论》—译注）必定是古老的文献，包括祭祀中吟唱讽颂夹半的颂歌。就內容而言、《阿闼婆吠陀》（意译为《禳灾明论》—译注）是诸书中内容最古老的一部，然而其语言并不是最古老的。这是一部巫术汇集，收录的主要是咒语和药方。《娑摩吠陀》（意译为《歌咏明论》—译注）是祭祀颂歌的汇集，它包括《梨俱吠陀》中的许多颂诗和后来写成的一些颂诗。《夜柔吠陀》（意译为《祭祀明论》—译注）集录的是《曼恒罗》，即祷辞和神秘的表白书。
①《吠陀》（Vedas）—意译为“明”，即知识。《吠陀》有广狭二义，是印度上古典籍汇编，成书于前2000－前1000年。狭义的《吠陀》指《吠陀本集》，广义的《吠陀》还包括《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经书》。
亚利安入侵者定居之后，不可能不从过去居民那里接受许多血统成分和文化成分。然而他们似乎很不情愿承认这一事实。吠陀经书中使人最迷惑不解的特点之一，是提及土著居民中的达西尔人，这一民族肤色黎黑、鼻子扁平。这两个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印度南部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肯定不能用来描述印度西北部的以地中海人口占压倒优势的人口，而西北部地中海型的人肯定是亚利安人首先接触的人，并且是他们仇视的人。有一些颂诗中，达西尔人被描述为野蛮人。在另一些颂诗中，亚利安人祈求神灵襄助他们攻陷城市，夺取石墙环绕的要塞。
毫无疑问，印度河文化对后世印度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上，它与有史时期的印度文明之间可以看出更多的相似之处，印度有史时期的文明与入侵的亚利安人原籍的大草原上的半游牧的牧牛文化却相去甚远。这不得不诱人去相信，自亚利安人入侵至吠陀经书整理成书的时间之内，发生了入侵者和印度文明幸存者之间的融合。在混血民族口头传说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河流域祖先与印度西北部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之间所留下的记忆，与亚利安人和已经削弱的、文化颓败的印度河文明土著之间的战斗，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吠陀经口头传承的后期和有史时期的主要分别，存在于社会结构和宗教之中。当时，种姓制度尚未形成，只有武士、农夫、工匠和祭师之分。最早的波斯人中也存在类似的分类安排；在波斯语和亚利安语中，连武士、农夫、工匠和祭师都是意义对应的同源词。印度的亚利安人和波斯人血缘相近。耐人寻味的是，在波斯人和印度的亚利安人的两种社会体系中，都没有与印度后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相当的种姓。甚至祭师都尚未明确地分化出来。在吠陀宗教要求的频繁的祭祀活动中，每一位族长都行使祭司的职能。当时的婆罗门是一小群专职的教士，他们侍奉贵族武士家庭。只有遇到繁难的仪礼需要准确无误地进行时，才有人请他们服务。他们仍然依附于贵族，显然得屈从于贵族。
在吠陀时代的末期已经有苦行僧存在。他们离群索居，遁入山林，不与人进行一般的社会接触和活动。在那儿，他们给人以指点，那些谋求洞悉宇宙本质和人的天性者请求他们指点迷津。即使在这个阶段，苦行僧还是把重点放在人身上。后世印度教把物质世界看做空幻的观念至少已经处于胚胎孕育阶段。苦行僧的生活所需由当地村民自愿捐助。他们乐意将印度气候条件下需要的食品和最低限度的舒适条件献给苦行僧，以此换取苦行僧的存在给当地人恩賜的法术。甚至在接受献礼时他们用手触摸人时，都可以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赐给敬献者。
后世的印度教，究竟有多少成分归之于亚利安人，这是一个仍然有讨论余地的问题。然而，亚利安人对印度教的贡献，肯定比婆罗门经文作家算在他们身上的贡献要小。在吠陀典籍里提到的所有神校校ㄓ信俦Ａ粝吕矗晌墒斓挠《冉讨幸晃换钤镜纳裥｝。就连他的特征也变得面目全非了。投胎的教义是后世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早期的亚利安人似乎并不具有这样的思想。苦行僧主义、世袭祭司阶级支配社会的模式—祭司靠学识和技术与超自然力打交道，以此来支配社会—与亚利安人悠久的价值观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价值观念仍然出现在印度之外的与亚利安人相关的文化中。如果直接转向原始的证据，忽略后世文献中大量的推理和解释，就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亚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与后世大多数入侵的模式相吻合。在这些入侵者中，入侵者早期的政治统治和军事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他们对原有文化的吸收，因而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亚利安人的入侵，也许被证明是独特的印度文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
①毗湿奴（Vishnu）—意译为“遍入天”、 “遍净”等，与梵天、湿婆并称为婆罗门教三大神。始见于《梨俱吠陀》，说他三步跨过了大地。到了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时代，发展成为仅次于梵天的婆罗门教第二大神。
对此观点提出的主要一个反驳意见，是印度大多数地方都接受了亚利安人的语言。然而，这个问题岂止印度才有。几乎在操印欧语的民族入侵的一切地区，他们都成功地使自己的语言扎下了根，虽然他们的文化甚或连他们的体型都很快就荡然无存了。事实上，上述情况没有发生的唯一地区，似乎是地中海地区。在此，印欧语和同样有力的和外来的闪米特语产生了竞争。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为何某些语言保存下来，为何其它一些语言未能保存下来，这个问题是文化动力学中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迄今尚无任何答案。
8…2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印度人表现出对历史缺乏兴趣，这一特性使人对印度历史的任何研究都复杂化了。认为宇宙虚幻、万事轮回的世界观对时间和空间的细节不感兴趣，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婆罗门怡然自得地垄断着教育，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哲学和宗教上，而不是集中在过眼烟云似的皮相景观上。而且，由于他们总是宣称找到了确认当前习俗的古代依据，所以他们对追溯文化发展就不大感兴趣。结果，构拟印度文化史就不得不主要依靠传奇和宗教文献中偶尔出现的背景材料，依靠考古遗址，依靠外国游人的记述。
甚至连印度政治史中的许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穆斯林第一次入侵之后，印度政治史才开始达到了西方人治史的精确标准。对于不是专功政治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2500年中许许多多的朝代和国王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朝代的更迭和国王的升降浮沉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故此，人们提及的政治事件，仅仅是那些似乎具有永恒的文化意义的事件。
根据能够掌握的关于最早的有史时期的原始材料，可以把印度分为三个地区。在公元前6世世纪，印度西北部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接触。那时，大流士一世①把旁遮普和信德并入了阿契美尼德族建立的波斯帝国。随即而至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的征服，不过这次征服只不过是一次突袭而已。接着，从西北部的山区和大草原涌入印度的入侵者建立了一个接一个的王朝。所有这些王朝都接受了更为明显的希腊化文化成分。欧洲人对印度西北部的描述起始于希腊人斯库腊克斯，他受大流士一世的派遣去考察印度河流域，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
①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58…前486）—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32…前486），极盛时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业细亚沿岸，南自埃及，北达欧洲的色雷斯，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曾发动希波战争，在马拉松战役（前490年）中失败。
关于印度东北部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外国人留下的早期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