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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六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已经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八月九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纪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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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 84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十二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苏联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卟！卟！卟！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页二十）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四月二十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页九十二）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启程赴俄，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九月九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B。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援。（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实孙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